“我也来试试！”说话的是郭长生，这位劈挂拳大家，练的是“劈、挂、撩、斩”的舒展劲，起身时左臂“单劈手”如钢刀斩下，臂骨绷得笔直，风声猎猎，直取徐渊的锁骨——劈挂拳讲究“劈手如刀，挂手如鞭”，他这一劈手能把粗麻绳劈断，本想让徐渊见识下劈挂的刚猛，可手臂刚落下，便见徐渊右手抬得极慢，却刚好在劈手落下时托住他的小臂，掌心对着肘尖方向。
那股托力不重，却像顶在他的“劲根”上，郭长生想往下压，却发现小臂像被顶在棉花堆上，刚劲怎么也发不出去，反而有股向上的卸力，顺着他的臂骨往肩颈爬。他想收回手臂换“挂手”，可托力又变成了拉力，让他的小臂不由自主地往上抬，最后“劈手”竟变成了“举臂”，整个人的姿势都显得有些滑稽。
“徐先生的卸力，比我在河北教的徒弟还巧。”郭长生收回手臂，下意识地甩了甩，像是想甩掉那股缠在臂上的“软劲”。劈挂拳的刚劲最怕“卸”，可徐渊的卸力不是硬顶，是顺着他的劲路走，把刚劲引向空处，这比硬接还让他难受。他看向徐渊，突然觉得对方的温和笑容里，藏着对所有拳法的通透——好像不管什么拳，对方都知道怎么化解。
最后一位搭手结束时，徐渊抬手给众人续茶，壶嘴倾斜时茶水丝毫不洒，手腕稳得像嵌了轴。他坐下时气息依旧平稳，胸口的衣襟随呼吸轻轻起伏，看不出半分蓄力的痕迹，仿佛刚才与六位宗师搭手，只是伸了几次手而已。
静室里只剩下茶炉“咕嘟”的声响。杨澄甫端着茶盏，指腹在杯沿轻轻摩挲；王芗斋看着自己的拳头，眉头微蹙；叶问的目光落在徐渊的手上，若有所思；张其维还在揉着肘弯，麻意似乎还没散去；杨禹廷轻轻转着串珠，速度慢了几分；郭长生则盯着徐渊的练功服，像是想从衣料下看出什么。
没人再提“爱好者”这三个字。他们心里都清楚，徐渊的修为不是“爱好”能解释的——杨澄甫的沉劲、王芗斋的神意、叶问的寸劲、张其维的刚劲、杨禹廷的圆活、郭长生的劈挂……每一种拳法的精髓，对方都能精准地接住、化解，甚至反过来用，这得是从小浸在国术里，还得有绝顶的天赋，才能有这样的境界。
“徐先生，后会有期。”临别时，杨澄甫率先拱手，语气里多了几分郑重。众人跟着拱手，目光落在徐渊身上，不再是对“金主”的客气，也不是对“爱好者”的宽容，而是对“同道高人”的敬畏。徐渊站在别院门口，看着他们的马车消失在巷口，脸上依旧是温润的笑容，只是眼底深处，那丝“一切尽在掌握”的光芒，比午后的阳光更亮了几分——这场搭手，不仅让他在武林顶尖人物心里留下了印记，更埋下了未来的伏笔。
徐渊的目光暼向别院朱漆大门外路上拐角处，一辆黄包车像是从巷口斑驳的光影里突然冒出来的，桐木车架泛着被岁月磨亮的油光，拉车的汉子穿着件洗得发白的短褂，脊梁挺得笔直，每一步踩在青石板上都稳得过分——寻常车夫拉活时总免不了微微佝偻的腰背，他却像根绷紧的铁弓，连脖颈转动的弧度都透着刻意的从容。
徐渊的视线在汉子露在袖口外的手腕上顿了半秒。那里没有常年握车把留下的厚茧，反而有一道极淡的、横向的旧疤，像是被某种薄刃划过。他不动声色地收回目光，青灰布袍的下摆扫过青砖地，没有发出半点声响。方才那瞬间，空气里似乎飘来一丝若有若无的火药味，混着巷口馄饨摊的煤烟味，快得让人以为是错觉。
他不动声色的重新回到别院静室，在梨花木茶桌前坐下，沸水注入紫砂壶的声音恰好盖过了院外黄包车轱辘转动的轻响。是军统的“尾巴”？那些人总爱用这种市井气的装扮掩人耳目，却不知越是刻意融入，越容易露出破绽。还是日本人的情报员？最近租界里的“东洋面孔”少了，转而换成这些熟悉本地街巷的“假百姓”，可他们身上那股子紧绷的戒备感，却比军装更显眼。亦或是……潜伏的地下党？这个念头刚冒出来，就被徐渊压了下去。不管是谁，都不重要。
他指尖在茶盏边缘轻轻一叩，丹劲后期的内劲在体内无声流转，像一汪深潭般平稳。国术练到他这个境界，早已能凭气血感知周遭的情绪波动——方才那汉子落在院墙上的目光里，没有淬毒的杀意，只有一种冰冷的审视，像毒蛇盯着猎物的动静，却没有即刻扑咬的打算。这种“监视”的气息，他这些年见得太多了，远不足以触发他的应激反应。
茶烟袅袅升起，模糊了徐渊眼底的神色。他端起茶盏，温热的茶汤滑过喉咙，压下了心底那点一闪而过的烦躁。只要对方不先动手，他便懒得去拆穿。在这乱世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军统要查他与抗联的往来，日本人要抓他这个“刺头”，地下党或许想拉他入伙，可他徐渊，从来只按自己的规矩活。真要动起手来，这巷子里的黄包车，未必能拉得走想留他性命的人。
想了片刻，徐渊收拾了一下，像一个心血来潮出来散心的人一般，走出了别院，他倒要看看这南京城还有多少“牛鬼蛇神”！
1935年的南京，是一个新旧文化、东西方生活方式激烈碰撞的舞台。作为国民政府的首都，这里汇聚了全国的政客、军人、学者、商贾和外国使节。一方面，受“新生活运动”的影响，政府提倡“整洁、简朴、迅速、确实”，街头有警察纠察行人的着装和举止，试图塑造一种现代、有序的国民形象。另一方面，传统的社会结构与生活习俗依然根深蒂固。
此时的南京城呈现出明显的南北差异。北部是正在崛起的新城，中山大道宽阔笔直，两旁是新落成的政府大楼和西式洋房。汽车在这里穿梭，穿着西装革履的官员和身着旗袍的女士出入于高级俱乐部和咖啡馆。而一转弯，进入南部的老城区，画风便截然不同。这里是迷宫般的狭窄巷弄，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光滑，两旁是低矮的传统民居。空气中弥漫着煤炉的烟火气、小吃的香气和阴沟的潮湿气味。人力车夫的吆喝声、小贩的叫卖声、邻里间的争吵与欢笑声此起彼伏。这种空间的并置，构成了一极具戏剧张力的画面。
建筑是凝固的历史，是时代的无声证言。1935年的南京，作为国民政府精心打造的“模范首都”，其建筑风貌和城市肌理是这个时代精神与抱负的最直观入口。1929年，《首都计划》的颁布，为南京的现代化改造擘画了宏伟蓝图。到1935年，这个计划的成果已经显着地体现在城市的面貌上。
沿着新建的中山大道一路向东进入市区，徐渊所看到的，是一座正在剧烈转型中的城市。
中山大道不仅仅是交通要道，更是政治图腾。它连接了下关码头、市中心（新街口）和东郊的中山陵，象征着孙中山（先总理）革命精神贯穿了整个首都。道路两旁是整齐的法国梧桐，这在此时是极为现代和洋气的城市景观。道路的宽度足以容纳汽车、有轨电车、人力车和行人，这种分流的设计本身，也体现了现代城市规划的理念。
黑色福特轿车里，政府要员们正襟危坐，他们有的身着笔挺的西装，有的戴着金丝边眼镜，面无表情地透过车窗观察着外面的世界。车内的空间宽敞而舒适，与车外的喧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叮当作响的有轨电车里，普通职员和学生们挤在一起，他们或站或坐，有的在看报纸，有的在聊天，有的则在闭目养神。电车的车厢略显陈旧，座位也不够宽敞，但这并不影响人们的出行。而在道路两旁，更多的人则是乘坐人力车或步行。人力车夫们用力地蹬着车，汗水湿透了他们的衣衫，他们的脸上透露出生活的艰辛。步行的人们则步履匆匆，有的背着书包，有的提着菜篮子，他们都是这座城市的普通劳动者。
不同阶层的人在同一条现代化的道路上，以不同的速度和姿态移动着。政府要员们的轿车快速驶过，留下一阵烟尘；有轨电车缓缓前行，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人力车和步行的人们则在道路两旁缓慢前行，构成了一幅生动的社会阶层剖面图。
国民政府《首都计划》的核心是在南京城的北部和东部建设新的行政区、住宅区和文教区。到了当下的1935年，这一规划已初具规模。城北的傅厚岗、颐和路一带，已经建成了大片的西式花园洋房，成为高级官员和外国使节的聚居区 。这些建筑风格各异，但都拥有独立的院落、草坪和车库，与中国传统的合院式民居形成鲜明对比。
徐渊骑上了一辆隐蔽跟在后方的随从的自行车，从鼓楼广场出发，沿着中山北路向北，沿途的景象从热闹的商业区，逐渐过渡到宁静、绿树成荫的高级住宅区。空气中的味道，从食物的香气变为植物的芬芳；耳边的声音，从市井的嘈杂变为汽车的引擎声和远处别墅里传来的钢琴声。感官上的变化，也让人感受到城市内部的空间区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