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是买不来工业“本土化”经验和熟练掌握各种异常处理方法的技术工人的。罐头厂的机器上，有个关键的密封圈，是从德国进口的特种橡胶做的，用了半年就坏了——1934年的海上，运输早被掐了，再想买进口橡胶圈，比登天还难。机器没了密封圈，蒸汽漏得厉害，根本没法生产，采购组跑遍了重庆、贵阳的商行，都没找到替代品。
徐渊没急着催，而是带着人去了泸州附近的橡胶作坊——那作坊是本地人手建的，用的是云南运来的天然橡胶，做些雨鞋、胶管。徐渊拿着旧密封圈，对作坊老板说：“你这橡胶里，能不能加些桐油？再煮久点。”老板没试过，可还是按他说的，在橡胶里掺了三成桐油，熬煮时多煮了一个时辰。
等新的密封圈做出来，徐渊亲自去试——套在机器接口上，通了蒸汽，居然没漏。原来桐油让天然橡胶更耐油、更耐热，刚好符合机器的要求。更妙的是，本地橡胶圈的价钱，比进口的便宜一半还多。后来徐渊又让作坊试着用竹子纤维混进橡胶里，做机器的传送带，也成了——就这样，罐头厂慢慢把“进口零件”都换成了“西南土货”，再也不怕断供。
1934年的西南大后方，没有先进的设备，没有充足的物资，可徐渊凭着“懂本地、接地气”的智慧，把“人”拧成了一股绳，把“钱”花到了实处，让实业的火苗在群山间越烧越旺。他的“点石成金”，从不是什么神奇的法术，而是在匮乏里找办法，在困境里求生存——这正是那个年代，西南实业人最珍贵的坚守。
大萧条时期，在徐渊的计划里大量的轻重工业机械设备被引进到国内。然而，在这些设备的安装和生产过程中，却总是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就像水土不服一样困扰着手下。国内的各项基础配套设施还相当薄弱，无法很好地与这些先进的机械设备相匹配。这给工程师们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他们需要面对许多前所未有的困难。
徐渊和来自五湖四海的工程师他们以顽强的毅力和专业的知识，一个一个地去克服这些问题。众人始终坚信“关关难过关关过”，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能够找到合适的方法。
这个过程充满了艰辛和挫折，但他们从不轻言放弃。每一次克服一个难题，都让他们离成功更近一步。正所谓“好事多磨”，经过长时间努力和不懈奋斗，他们最终也会逐渐解决了这些“水土不服”的问题，让这些机械设备在国内顺利运行起来。
当然，徐渊并非事必躬亲。具体的事务性工作，他充分依赖着与他配合日益默契的 “徐氏实业经理团”，1934年在西南大后方依旧如此。
以何茂才为首的这批精英经理人，早已习惯了徐渊那种高瞻远瞩却又时常冒出惊人之语的风格。他们负责将徐渊的战略意图和关键技术指示，分解成可执行的步骤，组织人力物力，协调地方关系，处理日常运营。
徐渊对他们的信任建立在丰厚的回报和绝对的尊重之上。他给予经理团成员的薪金、分红和福利，是这个时代任何其他企业都无法比拟的。他从不将他们视为简单的雇员，而是视为共同开创事业的“合伙人”，在重大决策前，往往会听取他们的意见。这种“待遇”与“尊重”并重的管理哲学，使得经理团对他保持了极高的忠诚度和执行力。
总结而言， 这段时间的徐渊，像一位同时是总工程师、首席财务官和战略总监的“超级cEo”。他将来自未来的宏观视野、精准的技术直觉与务实的管理手段结合起来，强力驱动着整个工业迁移和重建计划的齿轮高速运转。他知道，这是在和时间赛跑，和即将到来的全面战争赛跑。每一座顺利投产的工厂，每一条运转起来的生产线，都是在为那个风雨飘摇的国家，也为他自己所珍视的一切，多增添一份生存下去的筹码。忙碌，成为了他生活的常态，也成为了他对抗未知命运最有力的武器。
……
时间在徐渊的忙碌中飞快流逝，转眼便是1934年11月中旬，山城，窗外的雨丝裹着潮气，斜斜地织成一张灰蒙蒙的网，打在木质窗棂上发出细碎的“嗒嗒”声，连窗玻璃都蒙着一层薄雾，将远处黄桷树的影子晕得模糊不清，寒气像细密的针，顺着窗缝往屋里钻。
书房内却是另一番天地。黄铜暖炉里的炭火正旺，橘红色的火苗偶尔“噼啪”一声跳窜，将室内的空气烘得干燥又温暖，连靠墙的梨花木书桌都透着一丝温润的暖意，桌上白瓷茶杯里的普洱茶还冒着袅袅热气，茶香混着炭火的木质气息，在空气中漫开。徐渊就站在书桌旁，身前挂着一幅几乎占满整面墙的西南地区产业分布图——粗麻布打底的画布上，用朱砂、靛蓝、石绿、墨黑四种颜色标注着不同符号：红色三角是各类制造工厂与机械厂，蓝色方块代表新建的纺织厂与面粉厂，绿色圆圈圈着江津的万亩棉田和铜梁的粮农场，黑色星点则是綦江的铁矿、南桐的煤矿与自贡的盐场……这些符号被一条条粗细不一的墨线串联，有的沿着长江、嘉陵江标注“水运航线”，有的顺着川黔公路写着“陆运节点”，密密麻麻却井然有序，像一张鲜活的血管网，盘踞在西南腹地的地图上。
他左手捏着一份刚汇总完的年度产业报告，米黄色的道林纸被反复翻阅得有些发皱，油墨字迹还带着淡淡的印刷清香，纸页边缘沾着一点未干的茶渍——这是昨夜他和团队通宵核对数据的痕迹，从工厂产能到农场收成，从矿场产量到物流损耗，每一组数字都被红笔圈注过，清晰得不含一丝含糊。右手的指尖轻轻拂过地图上綦江铁矿到九龙坡机械厂的那条蓝线，线旁用小字标注的“1934.10.28通车”格外醒目，那是上个月才打通的短途铁路，也是整个产业布局里最关键的“原料动脉”，如今铁矿砂不用再靠骡马驮运，三天就能直达机械厂，产能一下提了三成。
就在这时，他的目光落在报告首页的“综合评估”上，那句“产业转移初期目标完成率92%，初步形成‘原料-生产-供给’闭环”让他紧绷了近一年的下颌线终于柔和下来。迁渝时的颠沛还在眼前：带着设备穿越川陕古道时的泥泞，工厂奠基时遭遇的阴雨连绵……无数个深夜，他对着空荡荡的书房修改计划，连梦里都是设备安装的图纸。而现在，北碚的火力发电厂刚并网发电，能供半数工厂用电；江津的纺织厂已经织出第一批细布，不用再依赖上海运来的洋布；铜梁的农场收了万斤新粮，足够养活厂区的工人家属——那个他构想中的“徐氏工业-农业复合体”，不再是纸上的蓝图，而是能自己造血、自己生长的实体。
徐渊轻轻舒了口气，将报告放在地图下方的矮柜上，指尖再次划过那些密密麻麻的符号，像是在触摸这片土地的脉搏。窗外的雨还没停，但他眼里的光却亮了起来，那笑容不是转瞬即逝的轻松，而是压在心头的石头终于落地的踏实，是在乱世里为这片土地扎下根的笃定。书房里的暖意裹着他，连空气都仿佛变得更轻快，连暖炉里的炭火，都像是在为这份沉甸甸的成果喝彩。
仔细看来，在徐氏产业矩阵里，作为徐家传承两代的纺织板块，此刻正像雨后春笋般迸发着惊人的恢复力，成了整个复合体中最先“回血”的支柱。
“明远缫丝”与“华新纺织”这两块金字招牌，从迁渝之初就被徐渊攥在手心当作重中之重。去年深秋从上海杨树浦迁出时，十几艘货轮载着的不仅是德国产的缫丝机、英国制造的纺纱锭，更有跟着德国干了半辈子的老匠人——打头的是“明远”的总技师冯师傅，手里攥着记满缫丝水温、蚕茧分拣诀窍的牛皮本；“华新”的车间主任老陈，连自己用了十年的纺纱机扳手都没落下。这批核心设备和技术骨干，比其他产业早了整整一个月抵达重庆，刚在沙坪坝的新厂区卸完货，冯师傅就带着徒弟围着缫丝机转，连夜擦拭、调试，连饭都是蹲在机器旁扒的。
川东的水土像是格外眷顾这份产业。渝西铜梁、永川一带的桑园连成一片绿海，春蚕吐的丝比江南的更粗韧；涪陵、万州的棉田收上来的籽棉，纤维饱满又有弹性，正好适配“华新”的纺纱设备。老匠人们握着熟悉的工具，指尖触到蚕丝、棉线的瞬间，就找回了在上海时的手感——冯师傅调试的缫丝锅，水温控制在78度时缫出的丝最匀；老陈调整的纺纱机转速，每分1200转时纺出的棉纱既结实又细腻。靠着这得天独厚的原料和原班人马的精湛技艺，到今年三月，“明远”的缫丝车间每天能产出八十担生丝，“华新”的纺纱机日产棉纱两百余件，竟真的追上了在上海杨树浦时期的全盛产能，消息传到徐渊耳中时，他特意去车间看了一眼，望着机器旁忙碌的工人、堆得齐整的丝锭，指尖都忍不住发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