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渊回想起1931年7月，长江中下游的暴雨撕开了国民党政权的“治理漏洞”。大水席卷江淮8省2市，汉口堤防溃堤后，洪水淹没了无数村庄与城镇，灾民人数占全国四分之一，损失高达20多亿元，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与赋税重心遭受重创。
为应对灾情，国民政府成立“救济水灾委员会”，号称将全国预算的七分之一用于赈灾，还通过赈灾公债、美麦借款、加征税收等方式筹集了6000余万救灾款。可这些看似“充足”的投入，却在层层腐败中大打折扣——救灾款被各级官员克扣挪用，湖北某专员将200万救灾款中的50万存入私人银行，只给灾民发放发霉的粮食；美麦借款换来的小麦，被地方官员与粮商勾结倒卖，市场价每石8元的小麦，卖给灾民时却涨到15元；赈灾物资运输过程中，又被驻军扣留“充作军粮”，真正能送到灾民手中的，不足三成。
低效的赈灾让灾区乱象丛生，湖北、安徽、江苏等地相继爆发骚乱——灾民为争夺一口粮食互相斗殴，有的地方甚至出现“抢粮潮”，而国府官员除了派兵“镇压”，再无其他对策。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间力量的高效救灾。徐渊夫妇便是其中的代表，他依托此前在欧美金融市场积累的资本，趁着大萧条期间欧美粮价低廉的窗口期，从美国批量采购小麦、玉米等粮食，还购置了药品、帐篷等物资，通过自己的运输渠道（内河船队、陆路车队）直接运往灾区。
徐渊的救灾团队不设中间环节，直接将粮食分发给灾民，还在灾区搭建临时医院，聘请医生为灾民治病，甚至组织灾民修建简易堤坝，以工代赈。这种“精准、高效、务实”的救灾方式，让数百万灾民得以存活，也让徐渊夫妇在民间赢得了“活菩萨”的赞誉。
而直到1932年5月第一次淞沪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才想起对徐渊夫妇的救灾行为进行“褒奖”——蒋介石亲自签署“三等嘉禾勋章”，派专员前往徐渊的上海办公室授予，还在报纸上刊登“表彰令”，称赞徐渊“心系家国，救灾有功”。
可面对这份迟到的褒奖，徐渊却显得十分淡漠。他当着专员的面，将勋章放在抽屉里，只淡淡说了一句：“政府若早把赈灾的心思用在实处，何至于让千万灾民受苦？”在专员离开后，徐渊对妻子陈舒妍坦言：“这枚勋章，不过是政府安抚民间的手段罢了。他们宁愿把钱花在派系争斗、官员贪腐上，也不愿真正为百姓做事。1931年水灾时，多少灾民在洪水里挣扎，政府的救灾款却在官员的口袋里生利息；如今淞沪抗战刚过，士兵们还在缺枪少弹，高层却还在为权力争来斗去。这样的政府，早已不是当初的革命队伍，我对他们，只剩失望。”
拿他的亲身经历来说，徐渊某次从重庆考察后方产业返回上海，途经江西某县城，本想歇脚补给，却撞见一场让人心寒的闹剧——县党部正举办“剿匪捐”摊派大会，十几个穿西装、戴礼帽的官员围着商户们威逼利诱。杂货店老板哭诉自家刚遭水灾，实在拿不出钱，一个肥头大耳的官员竟直接掀了他的柜台，指着鼻子怒斥：“剿匪是为保你们平安，连这点钱都舍不得，是不是想通共？”
他躲在茶馆里静观，只见官员们收上来的银元，一半被麻利地装进私人皮箱，另一半才由士兵护着往县城外运。后来与茶馆老板闲聊得知，这“剿匪捐”每月必收，可山里的土匪未见减少，县党部的人却个个盖起了新洋房。更荒唐的是，县里粮仓明明囤着去年的余粮，却始终不肯开仓救济因旱灾断粮的村民，理由竟是“要留着给剿匪部队当军粮”；可徐渊亲眼看见，有官员半夜用马车将粮食拉去黑市，以高价倒卖牟利。
另有一回在南京，徐渊为给后方工厂办理手续，专程前往行政院拜见一位司长。抵达办公室时，屋内空无一人，里间却传来阵阵麻将声。他推门而入，只见司长正与几个商人模样的人围坐牌桌，桌上堆着一沓沓钞票。见徐渊进来，司长毫不避讳，只挥挥手让他在外等候。事后徐渊才知晓，那几位商人是为办理“进口设备许可证”而来——只要在牌桌上“输”够数额，原本需等三个月的手续，三天便能顺利办妥。
最让徐渊揪心的，是淞沪抗战刚结束那阵。他专程前往慰问前线退下的士兵，一个断了胳膊的小兵对他说，他们在前线坚守阵地时，曾三天没吃上热饭，子弹也严重短缺；可后方的军需官，竟将本应送往前线的棉衣和罐头偷偷运去变卖，还满不在乎地说“打仗哪有不饿肚子的”。与之形成刺眼对比的是，住在上海租界里的国民党要员，抗战期间依旧歌舞升平，酒店里天天摆着宴席，丝毫不提前线士兵的疾苦。
还有一次，徐渊与一位曾参加过北伐的老军官共进晚餐。老军官喝醉后，叹着气对他说：“当年我们跟着队伍打军阀，睡草垛、喝冷水都心甘情愿，就盼着天下太平，百姓能过好日子。可现在呢？当官的只想着捞钱，当兵的只想着欺负老百姓，这跟当年的军阀有啥不一样？”老军官的这番话，恰好道出了徐渊心中长久憋闷的想法——此时的国民党，早已丢了当初的革命本心，满脑子只剩下权力与利益的算计，这样的政党，又怎能指望它撑起风雨飘摇的国家？
徐渊的失望，并非个人情绪，而是当时民间对国民党政权的普遍态度。当国府官员在赈灾中中饱私囊时，民间力量却在默默拯救灾民；当国民党高层在为权力争斗时，普通百姓却在为国家安危担忧。这种鲜明的对比，悄然改变着民心向背，恐怕也为后来的历史走向埋下了伏笔。
这一次淞沪抗战爆发，日军凭借装备优势对上海闸北、江湾等地发起猛攻。相较于后勤补给相对充足的第83师，国民党军多数普通部队陷入了“以命搏命”的绝境，中日双方伤亡比一度达到惊人的5:1甚至6:1，战场沦为名副其实的“血肉磨坊”。
驻守闸北的某团官兵，手里的步枪多是北伐时期遗留的老旧型号，有的枪栓甚至需要用脚蹬才能拉开，每支枪仅配发50发子弹；重武器更是稀缺，全团只有两门迫击炮，炮弹不足20发，面对日军的坦克集群与重炮轰击，士兵们只能用集束手榴弹去炸坦克履带，往往要牺牲三四人才能摧毁一辆。在江湾阵地，日军凭借飞机低空扫射、舰炮远程覆盖，每天向中方阵地倾泻数千发炮弹，工事被反复炸平，士兵们就用战友的尸体与泥土堆砌临时掩体，在断壁残垣中坚守。某连120余名官兵，经过三天激战，最后只剩17人，连长腿部中弹后，仍抱着机枪向日军冲锋，直至中弹牺牲。
悬殊的伤亡背后，是后勤补给的极度匮乏。这些普通部队的士兵，常常一天只能分到两个冷馒头，渴了就喝阵地旁的污水；寒冬腊月里，不少人还穿着单衣，冻伤的士兵比比皆是；药品更是稀缺，轻伤士兵只能用盐水清洗伤口，重伤员因无法及时转运，往往在阵地上痛苦死去。即便如此，没有一支普通部队主动撤退，士兵们抱着“宁死不丢一寸土”的信念，用血肉之躯筑起防线，延缓了日军的推进速度，却也付出了难以承受的伤亡代价。
与前线的惨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上海租界内洋人的冷漠与观望。作为“国中之国”，租界当局以“中立”为名，宣布不介入中日战事，却在暗地里进行着利益权衡，其行为充满了虚伪与自私。
租界内的洋人富商与外交官，依旧过着奢靡的生活。南京路的百货公司照常营业，西餐厅里满是享用下午茶的洋人，电影院还在放映好莱坞电影，仿佛几公里外的炮火与他们毫无关联。甚至有不少洋人抱着“看热闹”的心态，登上租界的高楼，用望远镜观察前线战况，有的还拿出相机拍照，将中国士兵的牺牲当作“新奇景观”。
更甚者，租界当局还在暗中为日军提供便利。日军的伤兵可以自由出入租界内的医院接受治疗，而中国士兵一旦退入租界，就会被租界巡捕解除武装并驱逐；日军的部分物资，也通过租界的洋行秘密转运，租界当局对此视而不见。当中国军队因弹药耗尽请求租界允许从租界内转运补给时，却遭到断然拒绝，理由是“违反中立原则”。这种双重标准，彻底暴露了洋人“只讲利益、不顾道义”的本质——他们只关心租界内的商业利益是否受损，至于中国的主权与百姓的死活，根本不在其考虑范围之内。
面对前线的困境与租界的冷漠，徐渊没有选择旁观，而是凭借自身的资源与能力，为抗战将士撑起了一道民间支援的防线。
在物资补给上，徐渊紧急调用自己从欧美采购的物资储备，将原本用于后方产业建设的钢材、木材优先改造成简易工事构件，通过内河船队悄悄运往前线，供士兵们加固阵地；他还动用私人关系，从租界外的工厂采购布匹、棉花，组织工人连夜赶制棉衣，再让手下装扮成商贩，避开日军封锁线，将棉衣送到冻得瑟瑟发抖的士兵手中。得知前线药品短缺，他又高价从洋行收购青霉素、吗啡等药品，甚至亲自冒险，乘坐小火轮穿越黄浦江，将药品直接送到阵地指挥官手中。
在伤员救助上，徐渊将上海的两处私人仓库改造成临时医院，聘请租界内同情中国抗战的外国医生与华人医护人员，专门接收从前线转运下来的普通部队伤员。为了避开日军的空袭与租界的阻挠，他安排车队在夜间行驶，用帆布遮盖伤员，沿途设置多个临时中转站，确保伤员能安全抵达医院。对于重伤员，他还设法通过洋行的关系，将其转移到租界内的教会医院接受更好的治疗，挽救了数百名士兵的生命。
此外，徐渊还利用自己在商界的影响力，联合上海的民族资本家发起募捐，筹集钱款购买粮食、弹药，支援前线；他还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揭露日军的暴行与租界的冷漠，呼吁民众支持抗战，唤醒了更多人的爱国热情。尽管他深知，自己的力量相较于整个抗战大局而言微不足道，但他始终坚信，只要多送一件棉衣、多救一名士兵，就是对抗战最大的贡献，也是对那些在前线浴血奋战的普通士兵最好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