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 年的上海，恰似一座摇摇欲坠的危楼，又仿若一个即将被点燃引线的巨大火药桶，整座城市都被一种紧张而压抑的氛围所笼罩，空气中更是弥漫着硝烟与不安的刺鼻气息。
徐渊独自伫立在霞飞路徐公馆顶层的露台上，身姿挺拔却又透着几分凝重。他静静地俯瞰着这座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眼神深邃而复杂。
远处杨树浦工厂区的烟囱依旧如往常一般冒着滚滚浓烟，那浓烟仿佛是城市沉重的呼吸，带着一种既定秩序的惯性。然而，租界外的街道上，孙传芳的直鲁联军士兵手中刺刀闪烁着冰冷的反光，在阳光的映照下格外刺眼，仿佛随时准备刺破这看似平静的表象。与此同时，工潮涌动的暗流正在城市的底层悄然蔓延，如同隐藏在黑暗中的巨兽，蠢蠢欲动。这一切，都如同一幅不祥的画卷，预示着一场猛烈风暴的即将来临。
徐渊深深地明白，在这个权力如浮云般更迭变幻、各种主义激烈碰撞的时代旋涡中，徐家就如同置身于惊涛骇浪中的一艘巨轮。而如今，命运的重担已然落在了他的肩头，他必须牢牢握住舵柄，凭借着自己的智慧与勇气，引领着徐家这艘巨轮，在这危机四伏的波涛中，寻得一条能够生存下去的生路。否则，一旦稍有不慎，徐家便可能如同一叶扁舟，被时代的洪流无情地吞噬，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在风云变幻的时代浪潮下，徐渊犹如在暴风雨来临前感知到危险气息的敏锐猎手，既然察觉到徐家所面临的严峻处境，那么提前布局也就成了应有之意。早在北伐战争刚刚拉开帷幕之际，他便当机立断，以雷霆之势展开行动。
徐渊有条不紊地组织人手，将核心决策层人员召集起来，而后将记录着家族兴衰荣辱、重要事务与机密的文件一一整理打包。同时，那些大量储备的硬通货，像英镑、美元等，皆是徐家财富的重要基石，也被小心翼翼地转移。不仅如此，他耗费诸多心力，历经无数波折搜罗而来的珍贵拳谱，每一本都承载着武学的精髓；还有那些珍稀药材，皆是世间难得的瑰宝，也都被妥善安置，一同运往法租界内的徐公馆。
说起来有些讽刺，曾经在徐渊眼中是耻辱代名词的法租界，凭借其特殊的治外法权，反而变成了一座无形且坚固的堡垒，矗立在动荡的局势之中。军阀的骄横跋扈、北伐军的来势汹汹，乃至日后可能登场的国民党特务的狡黠阴狠，面对这片享有特殊权力的区域，都如同被束缚住手脚的猛兽，难以在此地随心所欲、肆意妄为地施展他们的手段。
自那之后，徐渊选择深居简出，如同蛰伏在暗处的隐者，极少踏出法租界的范围。对于工厂管理、土地收租这类既繁杂又至关重要的日常事务，他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全权委托给以何茂才为首的“租界经理团”负责处理。
这个“租界经理团”的每一位成员，都经历了徐渊极为严格的审查，从他们的过往经历到人际关系，都被一一筛查，以确保他们的忠诚度坚如磐石，毋庸置疑。不仅如此，为了进一步保障他们行事的可靠性，徐渊巧妙地将他们的家眷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中，直白来讲，这些家眷就如同人质一般，使得经理团成员们在处理事务时，不得不考虑到家人的安危，从而增加背叛的风险，更加尽心尽力地为徐家服务。
徐渊与经理团之间的指令传递，或是通过加密暗语电话，利用一套复杂的转换机制，将信息隐藏在看似平常的话语之中，以此确保信息在传递过程中的相对安全，不被外界窥探；或是派遣自己的心腹之人，这些心腹凭借着对徐渊有限但坚定的忠诚与谨慎态度，暂时保证指令能够隐秘且高效地传达。通过这种方式，徐渊实现了对家族事务的遥控指挥，幕后有条不紊地操纵着庞大的产业，布局落子，应对着外界的风云变幻。
在法租界的徐公馆内，李景林传授剑术时发出的清音，清脆悦耳，宛如空谷传音，回荡在公馆的庭院之间；护卫们在练武时的阵阵呼喝声，雄浑有力，彰显着他们的蓬勃朝气。这两种声音交织在一起，成为了公馆内最好的掩护。如此场景，塑造出了一位“在乱世之中，醉心于武学钻研，对世俗事务不闻不问”的儒商形象，让外界误以为徐渊已全身心沉浸在武学世界，无意参与外界复杂的权力纷争与商业博弈，从而巧妙地隐藏了徐家在幕后的种种布局与谋划。
时光悄然流转，来到了大革命的第二年，北伐战争也进行到了中场阶段。此时的时局，恰似风中残烛，摇摇欲坠，充满了不确定性与危机。在这动荡不安的大环境下，徐家的产业版图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从而进入了“弹性收缩”的防御阶段。而徐渊为所有产业定下的核心准则，简洁而有力，只有四个字：现金为王。
在工厂事务的应对方面，徐渊表现得尤为谨慎。他郑重且严厉地命令掌管工厂事务的何茂才，务必将“低调生产，安全第一”这一理念，深深烙印进工厂运营的每一步操作之中，使之成为全体员工共同遵循的行为准则。
面对当时此起彼伏、如浪潮般涌现的工人运动，徐渊始终保持着极为审慎的态度。他绝不允许自家工厂做出“出头鸟”的举动，而是要求一切行动始终参照“行业惯例”来进行。既不主动采取任何可能激化矛盾的措施，也不贸然响应那些过于激进的号召，力求在复杂的局势中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避免将工厂置于风口浪尖之上。
1927 年 2 月，当总工会发出总同盟罢工的号召时，明远缫丝厂和华新纺织厂按照徐渊的指示，故意“响应迟缓”。它们如同谨慎的观望者，在局势尚未明朗之时，并不急于做出行动。然而，当察觉到军阀镇压的风声逐渐趋紧时，两厂又立刻“迅速复工”，巧妙地在这场风暴中穿梭，全程避开了舆论的焦点与激烈的冲突，最大程度地降低了对工厂生产经营的影响。
更为稳妥的是，徐渊凭借着租界的隐秘渠道，早早地便将部分关键订单，悄悄地转移到了地理位置更为安全的苏南分厂。甚至，他还把一些订单外包给那些信得过的小作坊。通过这样的布局，他成功地让工厂的“命脉”——订单，远离了风暴的中心，在动荡的时局中为徐家的工厂产业寻得了一丝安稳的生机，尽可能地保障了工厂的持续运营与现金流的稳定。
在土地经营方面，徐渊采用了一种“怀柔”与“强硬”相结合的策略。
他特意给苏州宗族话事人传递了明确的指示，针对吴江那七千亩土地上的佃户，要走出一条“怀柔维稳”的道路。在这动荡的时局下，人心的稳定至关重要。所以，对于那些确实因生活艰难而拿不出租子的同族佃户，要适当减免些地租。这并非纯粹的慈善之举，而是要将场面功夫做足，让佃户们感受到徐家的“体恤”，从而稳住人心，确保土地经营的根基不被动摇。
徐渊的“让步”并非毫无底线。在收租方式上，他态度强硬，明确规定只认足色银元或稻谷实物。那些在市场上不断贬值的纸票，以及成色不足的杂洋，一概拒收。这一举措，旨在保障徐家土地收益的实际价值，避免因货币贬值而遭受损失。
而对于收上来的银元，徐渊更是精心布局，采用“走暗线”的方式进行处理。他借助大姐夫覃文运所控制的官方或半官方钱庄，通过一系列隐秘的操作，将银元秘密换成外汇，然后一股脑地汇入上海汇丰银行的账户。这种做法，相对有效地规避了国内金融市场的风险，还进一步巩固了徐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财富储备。
至于收上来的稻谷，徐渊也有自己的安排——被直接囤进徐家的秘密粮仓。在这乱世之中，稻谷不仅仅是粮食，更是一种硬通货储备，是能用来交换各种资源的“硬筹码”。一旦时局发生变化，这些稻谷便有可能成为徐家在困境中扭转局势的关键力量，为家族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
在金融领域，徐渊的策略显得干脆利落，概括起来便是“停投囤现”。面对复杂多变的局势，他果断地做出决策，无论资金来源是工厂的货款，还是土地的地租，只要到手的是银元，便会立即按照既定的操作路线，通过汇丰银行将其兑换成英镑、美元，全力加速资产的“外币化”进程。
此前制定的一系列大规模的实业投资计划，在当下的乱世中，必须做出改变。他果断叫停了所有这类项目。事实上历史的进程明确的告诉徐渊：与其将大量资金投入到那些难以灵活变动的实业中，不如攥紧能够随时流动的现金，尤其是外汇。
实业在乱世中可能会因各种不可预见的因素而陷入困境，甚至化为乌有，而外汇则具有更强的流动性和通用性。只要手中牢牢攥着外汇，等到时局逐渐明朗，经济秩序恢复正常之时，凭借这些资金，便能够在商业的舞台上再度大展拳脚，无论是重启实业计划，还是开拓新的商业领域，都将游刃有余。
所以，在当前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将资金转化为外汇并妥善储备，无疑是最为明智且稳妥的选择，是保障徐家财富安全与未来发展的关键策略。
这些对北伐战争的到来进行的积极应对的措施，也不是徐渊一个人在做，那些如荣氏兄弟，虞洽卿之流的豪族与资本家，掌握了第一手的信息和大量资源，同样在进行未雨绸缪或有着长远计划的布局，以在这波云诡谲的民国局势中继续生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