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兴元年（公元263年）的成都，秋意正浓。当后主刘禅率领太子、诸王及群臣“舆榇自缚”出城投降时，这支存续四十三年的蜀汉政权，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然而，王朝的落幕并非故事的终结。曹魏对蜀地的接管、蜀地士族的命运流转、吴蜀联盟的彻底瓦解，乃至后世对“蜀汉正统”的反复争论，都在诉说着一个事实：蜀汉的灭亡，如同投入历史长河的巨石，其激起的涟漪，远未随降表的签署而平息。
一、曹魏治蜀：从“军事占领”到“柔性整合”的策略转变
曹魏对蜀汉的接管，并非简单的“胜利者接管失败者”，而是一场复杂的权力重构。司马昭在出兵伐蜀前便定下“以抚为主，以威为辅”的策略，试图通过稳定蜀地秩序，为后续伐吴与篡魏积累资本。这种策略的转变，体现在对降君、降臣与地方势力的不同处置上，深刻影响了蜀地的战后格局。
对后主刘禅的处置，成为曹魏展示“宽仁”的重要符号。司马昭没有像历史上某些胜利者那样诛杀降君，反而封刘禅为“安乐县公”，食邑万户，赐绢万匹、奴婢百人。更具象征意义的是，他允许刘禅保留原蜀汉的宫室、僚属，甚至在洛阳为其修建府邸，使其“出入乘犊车，殿中置酒作乐”。这种“优待”并非出于仁慈，而是精心设计的政治表演：一方面向吴地传递“降者有赏”的信号，瓦解孙吴的抵抗意志；另一方面通过刘禅的“安乐”姿态，消解蜀地百姓对蜀汉的怀念。《三国志·蜀书·后主传》注引《汉晋春秋》载“司马昭问禅曰：‘颇思蜀否？’禅曰：‘此间乐，不思蜀。’” 刘禅的“乐不思蜀”，无论出于真心还是伪装，都完美契合了曹魏的政治需求。
对蜀汉降臣的安置，则体现了“分化拉拢”的策略。曹魏将蜀汉官员分为三类：核心重臣如樊建、张绍等，被征召至洛阳任职，明升暗降，置于监控之下；蜀地士族代表如谯周、杜琼等，因“劝降有功”受到封赏，谯周被封为阳城亭侯，继续留在蜀地参与地方治理，利用其影响力稳定人心；而姜维、廖化等主战派，则被剥夺兵权，随刘禅迁往洛阳，后因卷入姜维的复国计划（264年）被诛杀。这种“区别对待”既打击了蜀汉的抵抗势力，又拉拢了本土士族，迅速瓦解了潜在的反魏力量。
对蜀地的治理，曹魏则延续了诸葛亮“法治”与“德治”结合的思路，却更注重与本土势力的合作。司马昭任命原蜀汉巴东太守罗宪为陵江将军，镇守永安，因其“素得人心”且“熟悉蜀地军情”；又以魏将卫瓘为监军，总领蜀地军事，制衡地方势力。在经济上，曹魏废除了蜀汉的“直百钱”，恢复五铢钱流通，减轻赋税徭役，《晋书·食货志》载“魏克蜀，乃令蜀中铸钱，一依汉法，民赖其利”，这些措施迅速稳定了蜀地经济，赢得了普通百姓的好感。
曹魏治蜀的高明之处，在于它没有将蜀地视为“征服地”，而是纳入“大一统”框架下进行整合。通过优待降君、拉拢士族、安抚百姓，曹魏在短短数年内便完成了对蜀地的有效统治，为后来西晋灭吴（280年）奠定了西南后方基础。这种“柔性整合”策略，对比蜀汉时期的“外来统治”，更易被蜀地社会接受，也从侧面印证了蜀汉灭亡的深层原因——未能真正融入本土，终究难以长久。
二、蜀地士族的命运流转：从“隐性抵抗”到“主动合作”的角色转换
蜀汉灭亡后，蜀地士族的命运迎来了重大转折。这个在蜀汉时期长期被排斥在权力核心之外的群体，终于在曹魏（西晋）的统治下获得了政治地位，其角色也从“隐性抵抗者”转变为“主动合作者”，这种转变深刻影响了蜀地的社会结构与历史走向。
谯周家族的际遇，堪称蜀地士族命运的缩影。谯周作为劝降的核心人物，在蜀汉灭亡后被封为阳城亭侯，其子谯熙袭爵，其孙谯秀在西晋时官至散骑常侍。更重要的是，谯周的学术思想得到官方认可，其《仇国论》中“小国不宜抗大国”的观点，被曹魏用作“灭蜀合法性”的理论支撑。这种“政治与学术的双重认可”，让谯氏家族成为蜀地士族的领袖，也让其他士族看到了“合作”的甜头。
蜀地士族的政治地位，在西晋时期得到进一步提升。西晋建立后（266年），晋武帝司马炎推行“九品中正制”，蜀地士族凭借“乡品”优势进入仕途。据《华阳国志》记载，西晋时期蜀地出身的官员中，担任太守以上职务者达三十余人，如蜀郡何攀官至司隶校尉，犍为李密官至汉中太守，巴西陈寿官至着作郎。这些人大多在蜀汉时期仅任地方小吏，西晋的提拔让他们对新政权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
经济上，蜀地士族通过“土地兼并”与“商业经营”迅速恢复元气。蜀汉时期，刘备、诸葛亮推行“抑制豪强”政策，限制士族的土地扩张；而曹魏（西晋）对士族更为宽容，允许其合法兼并土地。至西晋初年，蜀地“士族庄园”已遍布成都平原，如蜀郡张氏“有田万顷，奴婢千人”，犍为杨氏“通商巴蜀，资产巨万”。经济实力的恢复，让蜀地士族成为支撑西晋在蜀统治的重要力量。
蜀地士族的角色转换，本质上是“利益驱动”的结果。在蜀汉时期，他们因“外来政权”的压制而选择“隐性抵抗”；当曹魏（西晋）给予其政治地位与经济利益时，他们便迅速转向“主动合作”。这种转变并非“背叛”，而是古代士族“以家族利益为先”的本能选择。正如陈寿在《三国志·蜀书·谯周传》中所言“周体貌素朴，性推诚不饰，无造次辩论之才，然潜识内敏”，谯周的“推诚不饰”，实则是为家族与士族群体寻找最优出路。
蜀地士族的合作，为西晋稳定蜀地统治提供了保障。当西晋灭吴时（280年），蜀地未发生大规模叛乱，反而成为出兵荆州的后方基地，这与士族的支持密不可分。然而，这种“合作”也埋下了隐患——士族的过度扩张导致土地兼并加剧，最终引发了西晋末年的“流民起义”（301年李特起义），蜀地再次陷入战乱。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蜀地士族通过合作获得的利益，最终又因合作带来的弊端而丧失。
三、吴蜀联盟的彻底瓦解与孙吴的末日余晖
蜀汉的灭亡，直接导致了维持四十余年的吴蜀联盟彻底瓦解。对孙吴而言，这个消息如同“唇亡齿寒”的预警，却因内部矛盾与战略短视而未能及时调整，最终在西晋的进攻下重蹈蜀汉覆辙，成为三国时代的最后落幕者。
孙吴对蜀汉灭亡的反应，经历了从“震惊”到“麻木”的转变。景元四年（263年）冬，刘禅投降的消息传到建业，孙吴朝野震动。孙休曾计划出兵“救援”，实则想趁乱夺取蜀汉的巴东、建平二郡，却因军队行动迟缓而未果。《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载“蜀亡，休大惧，遣五官中郎将薛珝聘于蜀，及还，休问蜀政得失，珝对曰：‘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臣闻燕雀处堂，子母相乐，自以为安也，突决栋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祸之将及，其是之谓乎！’” 薛珝的话虽刻薄，却道出了孙吴对蜀汉灭亡的真实看法——既同情其遭遇，又庆幸其“自取灭亡”。
吴蜀联盟的瓦解，让孙吴陷入“独抗西晋”的绝境。西晋建立后（266年），晋武帝司马炎将“灭吴”定为首要目标，在荆州、扬州部署重兵。孙吴虽有长江天险，却因国力衰退、内部动荡而难以支撑。孙皓（264—280年在位）继位后，推行暴政，“好兴功役，数出广陵，百姓苦之”，又诛杀陆逊之子陆抗等重臣，导致军心涣散。当西晋大军南下时（280年），孙吴军队“望风而降”，正如薛珝所预言，沦为“燕雀处堂”的悲剧。
孙吴的灭亡，与蜀汉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同样是“外来政权”（孙权家族出身淮泗）与本土士族（江东顾、陆、朱、张）的矛盾，同样因“穷兵黩武”（多次伐魏）消耗国力，同样在末年陷入“中枢失序”（孙皓暴政）。不同的是，孙吴比蜀汉多延续了十七年，这十七年的“末日余晖”，不过是西晋统一大势下的苟延残喘。
吴蜀联盟的彻底瓦解，标志着“三国时代”的终结。这个曾被诸葛亮视为“抗魏基石”的联盟，终究未能逃脱“利益至上”的宿命。当蜀汉灭亡、孙吴覆灭后，中国重新归于统一，而这段“合纵连横”的历史，也成为后世谈论“盟友关系”时的经典案例——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句名言在吴蜀联盟的兴衰中得到了完美印证。
四、历史记忆的塑造：“蜀汉正统论”的兴起与演变
蜀汉灭亡后，关于它的历史记忆并未随之消散，反而在后世不断被重塑。从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到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从宋元话本到明清小说，“蜀汉正统论”的兴起与演变，反映了不同时代对这段历史的价值判断，也让蜀汉的灭亡超越了单纯的历史事件，成为承载文化认同与政治理想的符号。
西晋时期，对蜀汉的评价以“否定”为主。陈寿在《三国志》中将魏书列为“本纪”，蜀书、吴书列为“列传”，实则承认曹魏的正统地位。他评价刘备“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评价刘禅“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昏暗之后”，虽客观记载了蜀汉史事，却暗含“蜀汉为割据政权”的定位。这种评价符合西晋的政治需求——西晋承魏而来，承认曹魏正统便是承认自身合法性。
东晋时期，“蜀汉正统论”开始抬头。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中提出“帝蜀寇魏”的观点，将蜀汉视为汉朝的延续，曹魏视为“篡逆”。这种转变与东晋的处境密切相关：东晋偏安江南，与蜀汉“偏安西南”相似，其统治者需要通过“尊蜀贬魏”来论证自身“正统”（虽偏安却为华夏正朔）。习凿齿在书中强调诸葛亮“兴复汉室”的理想，实则寄托了东晋士大夫“收复中原”的愿望。
宋元时期，“蜀汉正统论”成为主流。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虽仍以曹魏纪年，却对诸葛亮多有褒扬；南宋朱熹则在《通鉴纲目》中明确“以蜀为正统”，将刘禅纪年置于曹魏之上。这种变化的背后，是两宋的政治困境：北宋与辽、西夏并立，南宋偏安江南，都需要通过“尊蜀”来强化“华夏正统”意识，对抗“异族政权”的合法性挑战。诸葛亮的“鞠躬尽瘁”与蜀汉的“悲壮灭亡”，成为激发民族情感的重要素材。
明清时期，“蜀汉正统论”通过通俗文学广泛传播。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以“拥刘反曹”为主线，将刘备塑造成“仁君”，诸葛亮塑造成“智圣”，刘禅的“乐不思蜀”也被改编为“大智若愚”的伪装。这种叙事迎合了民众对“仁义”“忠义”的价值追求，也暗含了对明朝灭亡（清初）、清朝统治的微妙态度。至清末，“蜀汉正统论”甚至被革命党人借用，以“恢复汉室”为口号号召反清，让这段历史再次与现实政治产生关联。
历史记忆的塑造，从来都是“现实需求”的投射。蜀汉的灭亡，在不同时代被赋予不同的意义：对西晋而言，它是“割据政权的终结”；对东晋而言，它是“偏安者的镜鉴”；对两宋而言，它是“正统意识的载体”；对明清民众而言，它是“忠义精神的象征”。这种不断被重塑的记忆，让蜀汉虽已灭亡，却始终“活”在历史中。
蜀汉的灭亡，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是另一段历史的开始。从曹魏的柔性整合到蜀地士族的角色转换，从吴蜀联盟的瓦解到历史记忆的重塑，每一个环节都在诉说着：历史从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无数因果交织的延续。正如成都武侯祠的楹联所言“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蜀汉灭亡的余波，早已超越了三国时代，成为后世治理者、研究者、创作者反复回望的镜鉴，在历史的长河中，永远散发着独特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