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蜀锦工坊的织机声越来越稀，最后一声“咔嗒”停在炎兴元年的初夏。织工们放下手中的丝线，看着断在竹筘上的锦缎——那是为刘禅生辰准备的“五星出东方”蜀锦，如今只剩下半截，金线在阳光下泛着冷光，像一道未愈合的伤口。
“断了。”老织工颤抖着抚摸断线，指腹划过织锦背面密密麻麻的针脚，那里藏着他偷偷绣的小字：“粮三石，扣两斗”。这行字与锦缎上的祥瑞图案格格不入，却比任何龙凤纹样都更锋利地剖开了蜀国的溃烂肌理。
一、粮仓里的“会说话的账册”
南郑粮仓的账簿在霉味中卷曲，泛黄的纸页上，“军粮”二字被虫蛀得只剩轮廓。典仓吏李顺的私记里藏着更惊心的数字：景耀元年，每石军粮“损耗”三成；景耀三年，“损耗”增至五成；到炎兴元年，账面上的“万石粮草”，实际入库不足三千石。“损耗”二字成了官吏中饱私囊的遮羞布——督粮官将好粮倒卖吴魏，用发霉的谷粒充数，再将差额填入“鼠患”“霉变”的空栏。
在剑阁关的军需库，士兵王二牛撬开贴着“封存”封条的粮囤，露出里面的沙土与稻壳。他抓起一把“军粮”，谷粒在掌心碎成粉末，混着细小的石子。“这不是粮，是催命符。”他身旁的老兵咳出一口血，去年冬天，他们就是靠这样的“粮”撑过了三个月。粮囤底部的木板上，刻着前库吏的潦草字迹：“上瞒天，下欺地，中间骗死将士命”，字迹被泪水泡得模糊。
二、朝堂上的“沉默的大多数”
后主刘禅的朝会越来越短，从“议事三时辰”缩成“三刻钟”。宦官黄皓用金玉屏风将刘禅与大臣隔开，所有奏折先经他过目——直言进谏的，被贴上“谤讪朝政”的封条；阿谀奉承的，用朱砂圈出递到刘禅案前。
侍中董允的墓草已三尺高，他生前弹劾黄皓的奏折堆在档案室的角落，上面落满了鸟粪。接替他的陈祗学会了“睁一只眼”：黄皓将公主的嫁妆偷运出宫变卖，他在奏报上写“公主体恤国库，自愿减妆”；巴郡太守贪墨赈灾款，他批“天灾难免，情有可原”。朝堂上的沉默像瘟疫蔓延，尚书令樊建的笔在“反对”二字上悬了半刻，最终改成“臣附议”——他想起被黄皓流放的儿子，喉结滚动，终究没敢落下那笔。
三、军营里的“断弦之弓”
姜维在沓中练兵时，发现士兵的弓十张有九张拉不满。不是士兵无力，是弓弦用的麻线掺了稻草，稍一用力就断。“为何不用牛筋？”他质问军械官，对方掏出账册：“账上写着‘用牛筋百斤’，实发……”声音越来越小。后来姜维才查到，牛筋被黄皓拿去给府里的猎犬做项圈。
更致命的是士气的崩塌。士兵周平的家书里写：“阿母病死，弟被抓去充役，家中只剩小妹。将军，我守的是谁的国？”这样的信在军营里悄悄流传，像蒲公英的种子。当邓艾的军队出现在阴平道时，许多士兵望着成都方向，手里的矛慢慢垂了下来——他们不是不能战，是不知为何而战。
四、乡野间的“无声的逃亡”
蜀郡的农户王老汉把最后一袋谷种埋进地窖，带着家人往魏国逃。路遇的逃荒者越来越多，他们的扁担上挑着破碗与孩童，嘴里反复念叨：“官逼民，民不得不走”。去年夏粮，税吏按“丰年”标准收税，交不出的就拿孩子抵债；今年春旱，官府不仅不开仓放粮，反而加征“抗旱捐”，说是“求雨需用重金祭天”。
在逃亡路上，王老汉看见路边的桑树上挂着一具尸体，是里正——他因“催缴不力”被鞭笞至死，尸体旁的布告写着“顽劣抗税，罪该万死”。风吹动尸体，像个荒诞的稻草人，警示着所有想留下的人。
五、崩塌前的最后一丝光
刘禅投降那天，成都的百姓没有哭，也没有骂。他们站在街头，看着魏军进城，像看一场早已预知的戏。有个老妇人从怀里掏出块蜀锦，上面绣着诸葛亮的《出师表》，线脚已磨得看不清。“相父说‘亲贤臣，远小人’，”她喃喃自语，“可后来的官，连小人都不如啊。”
织工们最后一次打开蜀锦工坊的门，阳光照在断了线的织机上，那些未完成的龙凤图案，像被啃噬过的骨头。他们没有去看受降仪式，只是默默地将断锦扔进火盆——与其让它成为亡国的战利品，不如让它化作灰烬，带着那些被偷走的粮草、被埋没的忠言、被碾碎的希望，一起归于尘土。
蜀国的灭亡，从不是因为邓艾的奇袭，也不是因为姜维的九伐中原耗尽国力。是从粮仓里的第一粒沙开始，从朝堂上的第一声沉默开始，从士兵手中的第一张断弓开始，从农户背井离乡的第一步开始。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像蚁群一样蛀空了蜀国的根基，直到最后一阵风来，整座大厦便轰然倒塌。
而历史，往往只记得邓艾的智谋与刘禅的昏庸，却忘了那些藏在账册缝隙里的蛀虫，那些烂在粮仓底部的谷粒，那些写满绝望的家书——它们才是蜀国真正的掘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