涪城张氏的覆灭，如同在蜀汉这台一度运转滞涩的机关巨兽体内，以雷霆万钧之力清除了最大、最腐朽的淤塞。
顷刻间，丰沛的血液（财富）开始奔腾涌动，强健的骨骼（军备）咔咔作响愈发坚不可摧，敏感的神经（政令）迅捷如电直通四方。
这一切，也给皇帝刘禅注入了第一剂巨大而炽热的强心剂。
成都皇宫密殿，烛火常明至深夜，刘禅与诸葛亮常常对坐，君臣二人面前摊开的巨幅舆图上，墨线纵横，朱笔如刀，清晰而锐利地标注着这个政权未来数年生存与发展的生命线。
“相父，‘高筑墙，广积粮，……’”他差点就脱口而出那三个字，心头猛地一紧，及时刹住，一阵微妙的尴尬和庆幸交织着涌上心头。
他不由得脸上微烫，心虚地用眼角余光飞快地瞥了一眼相父，旋即移开。
见相父正低头沉思，唇齿微动似在咀嚼他的话，他这才悄悄松了口气，稳住声线，继续说道：“高祖旧训，深得韬晦之精要。未来三年，我大汉当外示柔顺，内砺锋芒，以此为圭臬，不可有一日懈怠。”
刘禅指尖重重划过舆图上的汉中盆地与成都平原，声音沉静，却带着一股历经风波淬炼后愈发清晰的、不容置疑的决断力。
诸葛亮羽扇轻摇，眼中光华内蕴，如古井深潭，却仿佛有星火在其中闪烁：
“陛下圣见，直切根本。内修政理，固本培元；外慑强敌，以待天时。待我雷霆积蓄圆满，一朝迸发，则可犁庭扫穴，克复中原，还于旧都。”
刘禅听得心潮澎湃，连连点头称是！……
经过涪城张氏那场惊天动地的覆灭，刘禅于深宫静思中，恍然悟通了一个质朴却重若千钧的道理。
他更深切地体会到，治国如同治水，朝廷要做的，是奠定秩序、保障安全，清除如张氏这般贪婪盘剥的蠹虫——正如他的终极偶像汉文帝那般，既果断肃贪整吏、稳固根基，又懂得适时收敛锋芒、还利于民。
每思及文帝，刘禅心中便涌起难以言表的敬佩：那才是帝王应有的智慧，看似平淡如水，实则深不可测。
他越来越觉得，汉文帝的无为绝非庸常之见的不作为，而是以不扰民为纲、以藏富于民为本的终极大道。
文帝轻徭薄赋、宽刑省罚，更开放山泽容民经营，看似“无为”，却真正让百姓勤耕乐业、天下财富自生。
朝廷收回了不必要的干涉，反而赢得万众归心。这般智慧，刘禅常于静夜反复揣摩，愈觉其深远，几近天道。
刘禅不禁心驰神往：若自己能如文帝一般，清静守法、节制权欲，是否也能引领蜀汉走向那样的淳厚盛世？
他视文帝为明镜，亦为楷模——这并非怯懦退缩，而是一种更深沉的勇气与自信。
政府之强，不在多所作为，而在有所不为；帝王之明，不在事事亲断，而在人人自安。
文帝，已不再只是史书中的一个名号，更是照亮他治道的一盏明灯。
而这“无为之中藏大为”的智慧，也渐渐被刘禅奉为安邦定国的终极箴言。
但刘禅同样悟出：这“无为”的境界，绝非凭空而来。
正如治水需先掘渠筑堤，治国也须先立纲纪、明分工、清蠹虫，方能达到“朝廷无为而天下自治”的至高之境。
文帝的清静守法，背后恰是对规则与秩序的坚守。
正因怀此念，他对浦元封侯所引发的朝堂波澜处之泰然，并将其深信的分工之策坚定付诸实践。
在视察神农院及官营作坊时，他对诸葛亮、蒋琬及浦元等人，语气清晰而决绝地明确提出：
“分工之事，必要彻底推行！不容折扣！此非改良，而是革命！”
他心中默念：这岂不正是文帝智慧的当世回响？——朝廷并非事事干预，而是定规立制、激扬活力。
削除冗务、明确分工，正是为了将来能“无为而治”。
此刻的“有为”，恰是为了彼时的“无为”；此处的“革命”，正是通向文帝那般至高治境的必经之路。
他领着一行人走到一个正在打造陌刀的工棚前，指着里面热火朝天的景象，声音中带着一种发现新大陆般的兴奋与笃定：
“诸位请看，若依古法，一学徒需经年累月，掌握全部工序，非十数年难成良匠。”
“然若将流程析分——”他手指有力地点向不同区域的工匠，每一个动作都像是在推行一场无声的变革，“——你专精于锻胚，火候掌控便能登峰造极；他只负责淬火，便能对水温、时机把握得妙至毫巅；此人专司开刃，刃口的平整与锋锐便能无可挑剔……”
“如此，则数月便可熟练，非但成型更快，质量更稳，其效率必将倍增！此乃强国之基，横扫天下的底气！”
此令一下，本就得益于标准化理念的神农院及各作坊，如同被注入了最强劲的动力，整个体系轰鸣着加速运转。
诸葛亮眼中闪烁着深沉欣慰与自豪的光芒，这一切正是他与陛下及同僚们反复推演、构画的强国蓝图。
如今亲眼见到理论迸发出超越预期的伟力，他轻抚长髯，嘴角含笑，已然看到北伐之师装备精良、国富民安的盛世图景正于此奠定。
蒋琬沉稳地点点头，呼吸因看到确切的量化成果而变得深沉有力。
他脑海中飞速计算的，不再是“能否节省”，而是“果然远超预期”的确认与激动。
国库增收、民力得以转至农桑的繁盛景象，已在他这位大管家的心中清晰呈现。
浦元激动得脸色涨红，这并非因为惊闻妙法，而是一位顶尖宗匠目睹自己毕生钻研的技艺被提炼升华、定为国策的无上荣耀。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绝非简单的点石成金术，而是将“点石成金”的技法变成了人人可学的标准，这才是真正开创时代的巨变！
那攀升的良品率和加快的节奏，正是对他和整个匠人群体智慧的最高肯定。
刘禅谕令择机兴办工匠学堂，专授标准技法，这更为这条已验证的强国之路铺设好了传承与扩张的轨道，帝国的工匠体系自此将迎来一个空前的繁荣时代。
与此同时，刘禅力排众议，以惊人的魄力决意鼓励商业流通。
他在一次小范围朝议中对心腹之臣阐述，目光灼灼，言语间仿佛有金铁交鸣之声：
“宫中丝帛，囤积库中不过朽蠹，然若售于陇西，换回战马、药材，则利在军国；成都之锦，蜀中之盐，若能源源不断输往吴、魏，其利岂止充盈国库？更能窥探外情，结交豪贾，其益无穷。彼辈攻讦‘重利轻义’？哼，国库空虚，大军无饷，空谈仁义何用！”
他坚信，生产之物，唯有通过交易，方能实现其价值，焕发生机。
尽管深知此策必遭猛烈抨击，但他从后世模糊的记忆碎片中，清晰地看到了商业繁荣所能引爆的、足以撼动天下的巨大能量。
“干就完了！”这份近乎莽撞的决心背后，是对富国强兵近乎燃烧般的极致渴望，是一国君主不容置疑的意志。
他新设税务司，专掌税赋征收。在相父诸葛亮的鼎力相助下，加之自身对古今治道之领悟，终于颁行一部暂行商法，明定规章、肃整市肆，并将其载入蜀科，公告天下。
税务司直隶天子，不受任何掣肘——但是，经商可以，必须老实缴税；牟利无妨，却不得违法乱纪。
初时的气象，确有一番新天新地之意。
商法甫出，政令初行，成都街市竟显出几分前所未见的整肃活力。
刘禅坐镇宫中，偶尔听得市井喧哗亦觉欣喜，仿佛已见涓涓商税汇成强军之源。
他甚至有片刻恍惚，以为这积重难返的国势，已经彻底被他一丝一缕地扭转过来……
也正是在这稍觉宽松的间隙，他忽然想起了三个几乎被遗忘的人：宗预、麋威、陈震。派他们寻访神医张仲景，至今未有音信，算算时日，也该快回成都了罢？
——然而现实的浪潮，从不因人的片刻恍神而止息。
初时的顺利不过是风起前的寂静，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限荒令》的推行，虽借清算张氏之威而势如破竹，可一旦触及天下世家根本之利，所遇抵抗之顽、之猛，远超预期。
而这一次，屹立于潮头全力相抗的，竟是位高权重、手握重兵的中都护李严！ 李严坐镇永安，手握部分军权，地位尊崇，其怨怼也更深。
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位竭力为士族豪强代言的顶级权贵，其出身却并非传统的经学传家之高门士族，而是以吏干和军功崛起的豪强阶层。
但权力的异化正在于此：如今他已贵为托孤重臣，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蜀汉政权中庞大既得利益集团的首脑与代表。
此刻，他正在江州府邸的密室内，对几位心腹太守和豪族代表愤然作色，声音压抑着滔天怒火，几乎要将屋顶掀翻：
“诸葛孔明欺人太甚！清丈土地，括隐户口？这分明是要掘我等士族之根，断我等传承之基！他在成都一言九鼎，莫非真以为这巴蜀之地，离了他那套严苛峻法就转不动了吗？简直是赶尽杀绝！”
他素来自矜，与诸葛亮隙怨颇深，痛恨其专权，视《限荒令》为诸葛亮进一步削夺其权柄、打击其势力的恶毒工具。
这不仅仅是个人的权位之争，更是两种理念的终极碰撞。诸葛亮欲以法治国，强公室、抑私门，追求的是富国强兵以图中原；
而李严，无论其初衷为何，此刻已坚定地站在了竭力维持特权的豪门大族一边，成为了旧秩序的守护者。这是他与其政治对手之间根本性的、不可调和的区别！
因此，他不再局限于上书，而是联合江州、巴郡等地太守、豪族，或阳奉阴违，拖延清丈；或借口山蛮骚动、粮饷不继，要求暂缓施行； 甚至暗中指使属下，散布流言，称《限荒令》实为“与民争利”、“竭泽而渔”，恐逼反地方云云。
其势大根深，盘根错节，一时间，竟让董允、蒋琬等人感到了如山岳压顶般的巨大压力，推行速度在巴西、巴东等地明显迟滞，如陷泥沼，政令不出官衙！
面对李严及其党羽在地方掀起的惊涛骇浪，相父诸葛亮只是冷眼旁观。
他深知清查户口、丈量土地必将触动最顽固的利益坚冰，李严的激烈反应，早在他意料之中。
他并不急于弹压，而是如精密的弈者，静观其局，等待着对手在躁进中自行露出破绽。
所有的阳奉阴违、流言蜚语，都被他一一记录下来，成为了日后清算的桩桩铁证。
而深宫之中的皇帝刘禅，则是冷哼一声，心中冷笑不已。
他早已不是那个懵懂无知的孩童，李严自恃功高、拥兵自重的姿态早已让他如鲠在喉。
“若是以前，朕或还怜惜其才华，更为了蜀汉国中稳定，不忍心动他。此刻他竟然如此坚决地阻挠新政，自绝于国家，那就别怪朕心狠手辣了！”
然而，经历了无数风雨的刘禅，早已学会了隐忍。
他表面上严格保持着“虚静以待”的姿态，仿佛对前方的阻力一无所知，完全信赖相父与朝中公卿去处理，自己则安然居于深宫。但他锐利的目光，早已穿透宫墙，牢牢锁定了永安的方向。
他与他的相父，此刻已心意相通，都在静静地等待，等待李严自己露出马脚，犯下那个足以致命的大错！
刘禅与诸葛亮，这对君臣深知李严乃是一条足够分量的“大鱼”，其挣扎早在预料之中，甚至可说是他们推行《限荒令》、刻意逼出的反应。唯有让其自行跳出水面，才能将其势力连根拔起。
他们手中并非无牌。那份由老太监供出的、记录详实的受贿名单，以及狱中世家代表画押的供词，如同一把淬毒的匕首，寒意森森，随时可予致命一击。
刘禅第一次看到那份名单上李严及其党羽的名字与后面那串惊人的数字时，眼中闪过的是冰冷刺骨、足以冻结血液的厉芒。但他以极大的帝王毅力克制住了——现在，还不到亮出屠刀的时候。
此刻，刘禅与诸葛亮皆认为时机未至，“温水煮青蛙”方为上策。相父诸葛亮也表示此时正值开春，农事为国之根本，不宜大动干戈，此策乃是老成谋国之举。
于是，一套绵里藏针的组合拳悄然打出： 刘禅一方面令蒋琬、费祎全力主持春耕事务，相父诸葛亮则总揽全局，坐镇中枢。
值得注意的是，历经涪城张氏谋逆一案后，相父诸葛亮不再如往日般事必躬亲、夙夜忧叹，转而更多运筹帷幄、抓大放小。这策略上的微调，反倒取得了奇效。
这倒让刘禅放下了一大块心病。 他见相父日渐精神，身体不再那么消瘦，背也不再那么佝偻，不禁感慨万千。
原本自己极度担忧相父的身体，恐他寿数难长，甚至不及史上所载的五十四岁——这份深重的忧虑，竟在涪城张氏被平定、相父主动减负之后，迎刃而解。相父能活得更久一些，有他亲自掌舵，刘禅心中才最觉踏实、安稳。
而在诸葛亮的统筹与蒋、费二人的具体执行下，朝中政务也依然井然有序。
蒋琬、费祎二人果然未负相父所托，顶住压力，坚守原则，依法施政，策略清晰地将力量集中于已掌控区域：先将成都平原、涪城一带及已稳固掌控的官田加紧春耕，确保国家根基的粮食生产不受影响。
对于李严势力盘踞的巴东、巴西等地，成都的中央政令虽如泥牛入海，但这份刻意的“停滞”本身，也正成为一张不断收紧的网。表面的平静之下，激流正在涌动，只待那最终收网的时机到来。
春耕如火如荼，曲辕犁极其高效，但眼下产能严重不足。南中台登地区的铁矿石运输路途遥远，耗费巨大，这一现实难题令蒋琬焦头烂额，却也激发出他无穷的斗志。
另一方面，刘禅命董允自李严势力薄弱之处率先突破，以作表率；
同时又密令李敏，加紧搜集李严及其党羽的不法罪证，暗中布下天罗地网，尤其留意其是否与境外势力存在任何蛛丝马迹的联系，静待那决定性的一击致命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