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七点，我站在了云川县教育局的大门口。
晨光熹微，空气清冽。我深吸一口气，胸腔里却没有想象中的战斗欲望，只有一种被反复淬炼后的平静。一夜没怎么睡好，脑子里盘旋的不再是那些华丽的词句，而是陈局长和周副局长讲话背后的逻辑——他们真正在意的是什么，云川教育的症结又在哪里。
和我一同候考的，还有八个人。
教育局门口，一名戴着工作牌的年轻人拿着名单，挨个核对我们的身份证和准考证。随后，他指着一个贴了封条的纸箱说：“所有人的手机、智能手表、电子产品，全部关机，放进去。”
这是一个小小的仪式，象征着从这一刻起，我们与外界彻底隔绝。
我们被领进一间大会议室，按抽签顺序坐下。我的手气不好不坏，六号。候考室里安静得可怕，只听得见纸张翻动的沙沙声和压抑的呼吸声。笔试第一的那个“考霸”张伟，依旧戴着耳机闭目养神，仿佛入定。一号金丝眼镜男捧着一本资料在默背，嘴唇翕动，却发不出半点声音。没有人交谈，纪律的无形压力笼罩着整个空间。
“一号考生，请跟我来。”
工作人员的声音很低，却像一颗石子投入静水。金丝眼镜男站起身，跟着走了出去。屋子里所有人的目光都追随着他，直到那扇门在他身后无声地关上。
他没有再回来。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大约十五分钟后，另一扇门被推开，工作人员探进头：“二号考生，请准备。”
二号那位穿着精致套裙的女生，深吸一口气，也跟着出去了。
我这才明白，这里的流线是单向的。考完的人，会被带到另一个休息室等待，绝无可能与我们这些未考的人打上照面。这间小小的候考室，成了一个不断抽离成员的孤岛，每走掉一个人，留下的人，心里的分量就更重一分。
终于，轮到我了。
“六号考生，请准备。”
我站起身，整理了一下有些发皱的衬衫，跟在工作人员身后，走进一条安静的走廊。
走到那扇决定命运的门前，工作人员停下脚步，低声嘱咐：“进去后，不要说自己的名字，只报抽签号。听明白了吗？”
我点点头：“明白了。”
他为我推开了门。
考场不大，一张长条桌横在前方。桌后坐着七位考官，神情肃穆。正中间那位，自然是局长陈东海。他左手边，就是眼神锐利的副局长周毅。在考场的侧面，坐着两名工作人员，一人负责计时，一人负责记录。而在房间一个不起眼的角落，还坐着一位中年男人，胸前的牌子上写着：县纪委监委派驻纪检组。他的存在，让整个考场的空气都凝重了几分。
我按照指引，走到考生席前，向考官席鞠了一躬，声音洪亮而平稳：“各位考官好，我是六号考生。”
主考官是县人社局的一位副局长，他点了点头，公式化地开口：“六号考生，你好。请确认一下，考官席上是否有你的亲属或需要回避的人员？”
“报告主考官，没有需要回避的人员。”我答道。
“好的，请坐。”他示意了一下，“本次面试共有两道题，总时间十五分钟。现在开始计时。请听第一题。”
“某地教育部门计划推行一项‘教师轮岗’制度，旨在促进城乡教育资源的均衡发展，但该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遭到部分城区优秀教师的抵制，他们认为这会影响家庭和个人发展。同时，部分农村学校也担心轮岗教师‘身在曹营心在汉’，只是来‘镀金’，待不长久。对此，你怎么看？”
我的心猛地一跳。
来了！这道题，正好撞在了我思考最深的方向上。我没有去想陈局长讲话稿里的原词，而是去想他讲话时的那种忧虑和决心。
我拿起笔，在草稿纸上迅速写下几个词：全局观、现实矛盾、疏导并举、长效机制。
思考了大约三十秒，我抬起头，迎向考官们的目光。
“各位考官，关于‘教师轮岗’制度，我认为这是一项着眼长远的战略举措，但在战术执行层面遇到了现实的阻力。这恰恰考验着我们政府部门的治理能力。我的看法主要有以下三点。”
我刻意回避了那些过于“时髦”的词汇，用一种更平实、更具操作性的语言来阐述。我能感觉到，陈东海局长原本微垂的眼睑，抬了起来，目光落在我身上。
“第一，我们必须有战略定力，要认识到这项工作是推动教育公平的必然要求，是解决我县城乡教育发展不平衡这块‘硬骨头’的关键一招。因此，顶层设计的方向必须坚持，不能因为有阻力就动摇。”
我没有直接引用“硬骨头”这个词，而是把它化用在自己的句子里，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但听起来更像是我的独立思考。
“第二，我们必须正视矛盾，精准施策。城区教师的顾虑和农村学校的担忧，不是无理取闹，而是人之常情，是实实在在的‘痛点’。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不在于用行政命令去‘堵’，而在于用人性化的政策去‘疏’。要俯下身子，把工作做细，调研清楚老师们到底需要什么，担忧什么。”
当我提到“痛点”这个词时，我观察到周毅副局长原本紧绷的嘴角，似乎有了一丝极细微的松弛。
“第三，我们必须建立一个良性的激励和保障闭环。具体来说，要做到‘三个有’：一要让参与轮岗的老师在待遇上有甜头，通过设立专项津贴、在职称评定和评优评先上硬性倾斜，让他们劳有所得；二要让他们的发展上有盼头，把轮岗经历作为干部提拔和骨干教师评选的重要加分项；三要让他们的生活上没愁头，尽力解决好交通、住宿、子女就学等后顾之忧，免去他们的烦恼。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正向循环，让政策真正落地生根。”
“总而言之，一项好的政策，不仅要立意高远，更要脚踏实地。我相信，只要我们用心用情，就一定能把这件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让城乡每一个孩子，都能共享优质教育的阳光。”
回答完毕，考场里一片寂静。
陈东海局长一直看着我，手指在桌上轻轻敲击的动作，不知何时已经停了下来。而周毅副局长，不动声色地拿起笔，在我的评分表上，写下了什么。
我赌对了。我给出的，不是一份标准答案，而是一份站在云川县教育局立场上的、可执行的工作思路。
主考官清了清嗓子，开始念第二题。
“你单位准备组织一次面向全县中小学生的‘校园安全知识竞赛’，领导把这项工作交给你负责，你将如何组织？”
分管安全的，是周毅副局长。我记得他抓工作的一个特点，就是雷厉风行，讲究务实。
这次，我没有去想他的讲话，而是把自己代入到他手下的一个办事员角色，思考如何把这件事办得让他满意。
“各位考官，如果领导把这项工作交给我，我会聚焦于‘参与度’和‘实效性’这两个核心目标来展开。”
我直接亮出我的工作思路。
“第一，我会先拿出一个周密的方案报领导审批。方案里，我会建议改变传统的一张试卷定胜负的模式。初赛阶段，以线上答题和主题班会的形式在各校铺开，确保参与面；决赛阶段，则办成一场可视化的现场活动，可以邀请电视台录播，扩大社会影响。”
“第二，在内容设计上，我会主动联系县消防大队、交警大队等专业部门，请他们参与出题，并设置‘情景模拟’环节。比如，模拟火场逃生、演示心肺复苏、识别交通陷阱等。让知识不再停留在书本上，而是成为学生能掌握的技能。”
“第三，在宣传发动上，我会线上线下结合。线上利用公众号、短视频平台，推送一些安全小知识和备赛花絮，把声势造起来；线下则通过‘致家长的一封信’，鼓励家长和孩子一起学习安全知识，实现‘小手拉大手’，将安全教育延伸到家庭。”
“第四，活动结束后，我会做好复盘总结。除了书面报告，我还会把竞赛中的优秀案例、情景模拟视频、专家点评等素材，整理制作成一套标准化的校园安全教育资源包，分发给全县各学校，让一次竞赛的成果，能够长期发挥作用。”
当我最后一句话说完时，计时员举起了“时间到”的提示牌。
我站起身，再次向考官们鞠躬：“各位考官，我回答完毕。”
陈东海局长看着我，脸上露出了一丝几乎难以察觉的微笑，对我点了点头。而周毅，则是我在整场面试中，第一次看到他主动拿起茶杯，喝了一口水。
这个细微的动作，让我悬着的心，彻底放了下来。
一名工作人员引着我走出考场，来到走廊尽头的另一个房间。之前考完的几位考生都在这里，大家默默地坐着，谁也没有说话。
大约十分钟后，门开了，计分员拿着一张表格走了进来。
“六号考生，请过来确认分数。”
我走上前，看到那张打印出来的表格上，列着七位考官的分数，其中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被划掉了，下面是计算出的平均分。
我看着那个数字，腿肚子还是有点发软，但心里却前所未有地踏实。
我没有靠任何华丽的辞藻，也没有任何惊世骇俗的观点。我只是用最严谨的方式，在最严格的规矩之下，告诉了他们一件事：我懂你们的规矩，我能用你们的思路，我来了就能上手干活。
这，或许才是体制内最想要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