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菁英汇寒川”战略的成功实施，如同在寒川相对封闭的学术环境中凿开了一扇天窗，引来了八面来风。西域匠师的奇巧构思、中原医家的深奥理论、乃至海外学者的异域见闻，与寒川本土的务实技术相互激荡，催生出前所未有的创新活力。格物院和科学院的讲堂内，不同学术流派的辩论日益频繁，思想碰撞的火花四溅。然而，这股日益强劲的“开放”之风，在带来繁荣的同时，也开始猛烈冲击着寒川社会固有的观念堤坝和统治根基，一场围绕 “思想自由度” 的深刻矛盾，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这场争论的导火索，源于格致学院年轻讲师墨翟（与老学士同名，喻示新生代）主持编撰的一部名为 《格物新说》 的启蒙教材。此书旨在用通俗语言向蒙童介绍天地万物之理，但墨翟在撰写“天文”章节时，并未沿用官方钦定的“天圆地方、皇权天授”的传统说法，而是引用了来自西域的“地圆说”以及通过寒川自制望远镜观测到的月球环形山、木星卫星等事实，试图引导学子通过观察和推理来认识宇宙。此外，在“人文”章节，他委婉地提及“北狄、南蛮诸部，虽教化不同，然其制弓、驯马、筑城之术，亦有可鉴之处”，隐含了文化相对性的观点。
教材初稿在学院内部评议时，便引起了轩然大波。以学院督学、老儒孔继勋为首的一批保守派教习勃然大怒，斥责《格物新说》“离经叛道，动摇国本”！孔继勋连夜上书礼部及都察院，痛心疾首地控诉：“墨翟小子，妄引夷说，淆乱乾坤之序，质疑圣人之教！若容此等邪说流布，则孩童何以知忠孝？臣民何以尊纲常？此乃以格物之名，行毁道之实！” 都察院几位御史随之附和，将此事上升到了“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奏请林牧之下旨，禁毁该书，严惩墨翟，并加强对学院讲席和出版物的审查，以防“异端邪说”蔓延。
几乎同时，另一件事也加剧了紧张气氛。一位被聘至科学院工作的西域学者，在一次非正式沙龙中，依据其故乡的城邦治理经验，谈及“法律高于统治者”以及“民选议事”的概念，虽未直接批评寒川体制，但其言论被有心人记录并密报给了皇甫嵩的情报司。皇甫嵩虽知此学者并无恶意，但仍深感不安，向林牧之进言：“主公，开放招贤，确可博采众长，然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此类言论，若经无知小民传播，恐生惑乱之心，于社会稳定不利。是否需对异域学者之言行，加以必要约束？”
两件事交织在一起，在寒川朝堂和学界引发了一场空前激烈的 “思想禁锢与开放” 之大辩论。争论双方壁垒分明：
“禁锢派” 以孔继勋、部分御史和守旧文官为核心，其论点集中于：
1. 道统至上：认为寒川立国之基，在于儒家纲常伦理和君主权威。任何质疑传统世界观和等级秩序的思想，都是对国本的侵蚀，必须坚决遏制。
2. 防微杜渐：认为思想上的小小缺口，可能导致堤坝的全面崩溃。今日允许质疑天文，明日就可能质疑君权，必须将危险苗头扼杀在萌芽状态。
3. 民心纯朴：认为普通百姓智力未开，易受蛊惑。过于复杂或异质的观念会扰乱民心，影响社会安定和统治效率。
他们主张强化 “思想篱笆” ，建立更严格的书籍审查和言论管控制度，确保学术研究不逾越“纲常名教”的边界。
“开放派” 则以禽滑略、华棠、墨翟（老学士）及大多数科学院、格致学院的少壮派学者为代表，其理由在于：
1. 求真务实：认为格物致知的本意就是探究客观真理，无论这真理来自何方。西域地圆说若能经观测验证，就应承认，不能为了维护旧说而歪曲事实。知识无禁区。
2. 创新之源：指出寒川科技之所以能飞速发展，正是得益于打破常规、兼容并蓄。若处处设限，思想僵化，则科技兴邦将成为无源之水，最终落后于人。
3. 自信包容：认为寒川政权如今根基稳固，应有文化自信，不怕与其他思想碰撞。在交流中辨别优劣，吸收精华，反而能使自身更加强大。对百姓的智慧也应抱有信任，而非一味愚弄。
双方引经据典，争论不休。朝会上，孔继勋声泪俱下，以死相谏；禽滑略则据理力争，强调科技发展对国力的决定性作用。气氛一度十分紧张，甚至影响了部分行政效率。
林牧之始终冷静地聆听着双方的激烈辩论，心中波澜起伏。他深知，这已非简单的学术争议，而是关乎寒川未来走向的根本性战略抉择。是为了维护眼前的稳定而收紧思想的缰绳，还是为了长远的发展而拥抱开放的风险？这考验着他作为统治者的智慧和魄力。
经过数日的深思熟虑，并与王玄策、皇甫嵩等心腹重臣密议后，林牧之做出了一个极具平衡艺术且富有远见的裁决。他并未简单地支持某一方，而是提出了一套 “有限开放，有序引导，核心掌控” 的辩证策略：
首先，他明确表态，支持 “格物求真” 的基本原则。他在朝会上当众宣布：“朕立科技兴邦之国策，首重一‘真’字。若为虚名而掩真相，则兴邦之基不存。” 他肯定墨翟（年轻讲师）探索未知的勇气，但对《格物新说》教材，他提出了修改意见：“地圆说”可作为一家之言、有待验证的假说介绍，但需注明此说与现行观念之异同，避免简单否定传统，引发不必要的思想混乱。 他要求教材编写应 “循序渐进，注重引导” ，而非生硬颠覆。
其次，他划定 “不可逾越的底线” 。他严厉申明：“凡质疑君主权威、颠覆纲常伦理、煽动叛乱之举，无论以何种学术名义，皆在严禁之列！此乃国之红线，触之必究！” 他要求皇甫嵩的情报司和礼部，加强对公开出版物和讲堂言论的监督，对于类似西域学者谈及“法律高于君主”的言论，需及时“引导纠正”，防止扩散。但强调监管要 “精准适度” ，避免“捕风捉影，扼杀活力”。
再者，他创立 “学术研讨规范” 。下令在科学院和格致学院内，设立“学术评议委员会”，由德高望重的学者（如禽滑略、华棠）主持。规定：凡涉及重大理论争议或可能引发社会伦理讨论的议题，应在学院内部的专门场所、面向具备一定辨别能力的学者进行深入研讨，其过程和结论需记录备案。 鼓励在专业圈内进行充分、理性的辩论，但要求参与者遵守学术规范，对外传播时需谨慎措辞。
最后，他强调 “主动建构主流价值” 的重要性。他对王玄策和礼部官员说：“防民之口，不如导民之心。 与其被动堵截，不如主动以更令人信服的方式，阐释我寒川治国理念之优越性，弘扬忠勇、诚信、创新、务实之新风。使百姓自然归心，则异说难侵。”
林牧之的裁决，实际上是在 “开放”与“控制” 之间找到了一条动态平衡的窄路。它既给予了学术探索一定的空间，避免了因过度禁锢而导致的僵化；又牢牢守住了政治安全的底线，防止思想失控。这体现了一种成熟的政治智慧：既不因噎废食，也不放任自流。
此策推行后，效果显着。墨翟的《格物新说》经过修改后得以发行，虽引发讨论，但未造成大的社会动荡，反而激发了学子对天文的兴趣。学术讨论在规范下更加活跃，而敏感话题则被限制在可控范围内。寒川的思想界，呈现出一种 “外松内紧、活而不乱” 的独特气象。
在一次视察格致学院时，林牧之对师生们坦言：
“思想如流水，堵则溃，疏则通。 然放任自流，亦会泛滥成灾。朕所求者，乃开明之专制，引导下的活跃。望尔等学子，于学术领域，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于立身处世，当明辨是非，忠于家国。如此，方为我寒川所需之栋梁！”
这场思想禁锢与开放之争及其解决，标志着寒川在科技兴邦的道路上，开始有意识地处理现代化进程中必然伴随的思想解放与社会控制之间的复杂关系。它表明，寒川的统治者已经开始超越单纯的技术模仿，尝试构建一套与科技发展相适应的、兼具开放性与稳定性的意识形态管理新模式。这套模式的成功与否，将深刻影响寒川未来能否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持续吸收外部精华，实现真正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