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向高：明末“职场救火队员”的苦乐人生
第一章 福建学霸的“卷途”：从“调皮书生”到进士郎
要聊叶向高，得先从他的老家福建福清说起。明朝的福建，虽说没苏州那样的“卷都”名号，但科举场上也是“神仙打架”——毕竟靠海吃海的福建人，早就摸清了“读书是条好出路”的道理。叶向高就出生在这么个“全民向学”的环境里，不过他小时候可不是个“乖乖仔”，反倒有点“皮”。
叶向高家不算大富大贵，父亲是个小秀才，天天把“好好读书，考个功名”挂在嘴边。可小叶向高偏不，上课的时候总爱走神，要么盯着窗外的麻雀发呆，要么偷偷在课本上画小人。有次先生讲《论语》，提问他“吾日三省吾身”啥意思，他站起来脱口而出：“就是每天得反省三次，今天有没有偷偷摸鱼、有没有跟同窗吵架、有没有让爹生气。”先生被他逗得哭笑不得，罚他抄十遍《论语》，结果他抄得又快又好，还在最后加了句“先生您别气，下次我保证先举手再发言”，把先生的气全给消了。
不过“皮”归“皮”，叶向高的脑瓜子是真灵光。别的小孩背《孟子》要磕磕绊绊，他读两遍就能背下来，还能跟父亲掰扯“为啥孟子说‘民为贵’”；写文章更是一把好手，十岁就能写《乡邻和睦论》，把街坊邻居看得直夸“这孩子将来准有出息”。父亲见他是块“读书料”，赶紧把家里的积蓄拿出来，请了个退休的老举人当家教，这下叶向高才算收了心，天天抱着书本啃，连村口的小伙伴喊他抓泥鳅都不去了——用他的话说：“泥鳅哪有考功名有意思，等我中了进士，让你们都来我家吃酒！”
明朝的科举，那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福建的考生更是“卷中卷”。叶向高十七岁考秀才，县考的时候，考官出的题是“如何让百姓安居乐业”，别的考生要么写“严惩贪官”，要么写“轻徭薄赋”，全是套话。叶向高却不一样，他写：“百姓就像庄稼，得先让他们有地种（解决土地问题），再让他们有饭吃（稳定赋税），最后让他们有书读（兴办学校），缺一样都不行。”考官看了拍案叫绝，直接给了他县考第一。
后来考举人、会试，叶向高也是一路顺风顺水。万历十一年（1583年），他闯进宫试，当时万历皇帝虽然已经开始“摸鱼”，但殿试还是得撑场面。考题是“论治道之要”，不少考生为了讨好万历，净说“皇上圣明，天下太平”的空话，叶向高却没绕弯子，直接说：“现在朝堂上有三个问题：一是皇上批奏折太慢，下面的事拖得没法办；二是官员太多，干活的没几个；三是边防缺钱，士兵们快没饭吃了。解决了这三件事，治道就差不多了。”
这话要是换了别的皇帝，说不定会生气，但万历当时正烦着“奏折堆成山”，听叶向高说的是实话，反倒觉得这小子“实在”。结果公布那天，叶向高中了二甲第十二名，虽然没中状元，但也顺利进了翰林院，成了一名“编修”——相当于现在的“中央办公厅文字秘书”。走马上任那天，叶向高特意穿了件新衣服，跟父亲说：“爹，您看，我没吹牛吧，以后咱不用再省吃俭用了！”父亲笑得眼泪都出来了，拍着他的肩膀说：“好小子，以后可得好好干活，别给咱福建人丢脸！”
第二章 官场“打工人”：从翰林到南京
翰林院虽说都是“高材生”，但日子可没那么轻松——天天要给皇帝写文稿、整理史料，还得应付各种“办公室规矩”。有人靠巴结上司抢好差事，有人靠拉帮结派排挤同事，叶向高却不一样，天天闷头干活，还总帮别人“擦屁股”。
有次一个老编修写奏折，把“边防军费”写成了“宫廷用度”，要是交上去，轻则被骂，重则丢官。叶向高发现后，没声张，悄悄找老编修说：“前辈，您这奏折里有个小错，我帮您改过来了，您再看看。”老编修一看，吓出一身冷汗，赶紧谢他。后来老编修跟别人说：“叶向高这小子，不仅有才，还实在，以后准有大出息。”
在翰林院待了几年，叶向高被调到南京任职。明朝的南京是“留都”，虽然也有一套官署，但没什么实权，大多是用来安置“闲官”的。不少官员到了南京，天天喝酒聊天、摸鱼摆烂，叶向高却不这样，反而找了一堆“闲事”做。
当时南京的驿站特别浪费——驿站本是给官员出差用的，结果有些官员把驿站当“自家旅馆”，带着家眷住进去，还让驿站的人伺候，花的全是国库的钱。叶向高知道后，直接写了份奏折，说：“驿站是给出差官员用的，不是给家眷度假的，得定个规矩，谁违规就罚谁。”南京的官员们听了，都劝他：“大家都是混日子，你别这么较真，免得得罪人。”叶向高却不听，硬是推动改了驿站的规矩，一下子省了不少钱。
还有南京的府学，因为经费不够，好多学生连课本都买不起。叶向高知道后，自己掏了点钱，又找当地的乡绅募捐，给府学买了一批课本，还建了个“读书角”。学生们都特别感激他，见了他就喊“叶大人好”，叶向高笑着说：“你们好好读书，将来考个好功名，比谢我强多了！”
在南京待了几年，叶向高把“闲官”活出了“实干官”的样子，名声也越来越大。有人跟他说：“你这么干，说不定能调回京城当大官。”叶向高却摇摇头：“我不是为了当大官，就是觉得这些事该做，要是没人做，老百姓就该受苦了。”
不过叶向高也不是没遇到过麻烦。有次他弹劾南京的一个贪官，那贪官跟朝中的大太监有关系，反过来诬告叶向高“滥用职权”。万历皇帝本来就懒得管南京的事，看了诬告信，虽然没罚叶向高，但也没处置贪官。叶向高心里有点委屈，跟朋友吐槽：“我这就像帮人抓小偷，结果小偷没抓着，还被小偷告了一状，这活儿真难干！”朋友劝他：“官场就这样，别太较真了。”叶向高沉默了半天，说：“就算难，也得干，总不能看着贪官欺负老百姓吧。”
第三章 独相生涯：万历朝的“催稿编辑”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叶向高被调回京城，进入内阁。这时候的内阁，早就不是张居正时代的“强势团队”了——万历皇帝天天躲在后宫“罢工”，不上朝、不批奏折、不补官员空缺，内阁里只剩下两三个人，叶向高没多久就成了“首辅”，而且是“独相”——整个内阁就他一个干活的，相当于一个公司只有cEo，没有副总，所有活儿都得他一个人扛。
叶向高当独相的第一件事，就是“催奏折”。万历皇帝的奏折堆得能当桌子用，下面的部门天天来问：“叶大人，皇上批了吗？”叶向高只能天天往皇宫跑，找太监传话：“麻烦您跟皇上说，户部的奏折再不批，边防军就没军饷了；刑部的奏折再不批，犯人都快关满了。”
太监每次都回复：“皇上知道了，再等等。”这一等就是好几天，叶向高没办法，只能写“催稿信”似的奏折，语气一次比一次软：“皇上，臣知道您忙，但下面的事真拖不起了，您哪怕批几个字也行啊；皇上，要是您累了，臣可以帮您整理奏折，您挑重要的批就行；皇上……”
有次万历实在被催得没办法，批了个“知道了”，叶向高拿着奏折，跟捡到宝似的，赶紧交给户部：“快，皇上批了，赶紧办！”户部尚书哭笑不得：“叶大人，就‘知道了’三个字，也能办？”叶向高说：“怎么不能办？至少皇上没反对，先办着，有问题我担着！”
除了催奏折，叶向高还得处理“党争”。当时朝中分成“东林党”“浙党”“楚党”，各派天天吵架，今天你弹劾我“贪污”，明天我弹劾你“结党”，把朝堂搞得跟“菜市场”似的。叶向高想调和，结果两边都不讨好。
有次东林党的杨涟弹劾浙党的沈一贯，说他“收了地方官的好处”，沈一贯立马反击，说杨涟“造谣”，还拉着叶向高评理。叶向高只能两边劝：“杨大人，您要是有证据，就拿出来；沈大人，您要是没做，就别生气，咱们都是为了国家。”结果杨涟说他“偏袒浙党”，沈一贯说他“偏袒东林党”，叶向高委屈得不行，跟家人说：“我这哪是首辅，就是个幼儿园阿姨，天天劝架，还没人领情！”
更头疼的是“立储之争”。万历想立郑贵妃的儿子福王为太子，文官们却坚持“立长子”，天天跪在宫门口“死谏”。叶向高夹在中间，一边劝万历：“皇上，立长子是祖制，您要是违反了，文官们肯定不答应，到时候更麻烦；”一边劝文官：“大家别太激动，皇上也有难处，咱们慢慢说，总能商量出办法。”
可万历根本不听，文官们也不松口。有次文官们集体写了份奏折，让叶向高交给万历，叶向高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去。万历看了奏折，气得把奏折扔在地上，说：“我立谁当太子，是我的家事，他们管得着吗？”叶向高赶紧说：“皇上，这不是家事，是国事，要是您不立长子，将来朝堂肯定会乱，您可得想清楚啊！”万历没理他，直接把他赶了出去。
叶向高回到内阁，看着空荡荡的办公室，叹了口气：“这独相，比我在南京当闲官累十倍，天天加班，还没人理解，要是能辞职，我真想立马回家！”可他转念一想，要是自己走了，没人管这些事，国家就更乱了，只能咬着牙接着干。
第四章 第一次辞职：从“职场硬汉”到“退休老头”
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叶向高实在撑不住了。这一年，不仅立储之争没解决，党争更激烈了，而且全国各地还闹灾荒——河南旱灾、山东水灾，老百姓没饭吃，到处逃荒。叶向高赶紧写奏折，让万历拨款赈灾，结果万历拖了一个月都没批。
叶向高找到太监，说：“老百姓都快饿死了，皇上再不拨款，就要出乱子了！”太监说：“皇上说国库空虚，让你自己想办法。”叶向高没办法，只能自己找大臣们募捐，还把自己的俸禄捐了出去，可这点钱根本不够。看着流民的奏折，叶向高天天睡不着觉，头发都白了不少。
更让他寒心的是，万历不仅不体谅他，还总怀疑他“结党”。有次一个官员弹劾叶向高“偏袒东林党”，万历虽然没罚他，但也没替他说话，反而让他“好好反省”。叶向高知道，万历已经不信任他了，再待下去也没意义。
这年冬天，叶向高写了份辞职奏折，说自己“年老体衰，不能再为皇上分忧，恳请辞职回家”。万历看了奏折，没立刻同意，也没挽留，就这么拖着。叶向高知道，万历是还需要他当“挡箭牌”，不想让他走。可他已经累了，不想再夹在中间受气了。
接下来的几个月，叶向高又连续写了六份辞职奏折，万历终于松口了，说：“既然你心意已决，那朕就准你辞职，回家好好休养吧。”辞职那天，叶向高没跟大臣们告别，就带着家人悄悄离开了京城。走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皇宫，心里叹了口气：“这地方，我待了快三十年，天天忙忙碌碌，到头来，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做成了啥。”
回到福建福清老家后，叶向高总算过上了“退休生活”。他在老家盖了座小院子，院子里种了荔枝树和龙眼树，每天要么在树下看书，要么跟老朋友喝茶聊天，再也不用管朝堂上的事了。有次老朋友问他：“你当独相那几年，天天受气，后悔吗？”叶向高摇摇头：“不后悔。虽然累，但至少我没贪过一分钱，没害过一个人，这就够了。”
不过退休后的叶向高，也没完全“躺平”。他在福清建了座“苍霞书院”，招了不少学生，亲自讲课。他讲课的时候，不喜欢讲那些空洞的大道理，反而喜欢讲自己在官场的经历，教学生们“做人要实在，做事要尽心”。学生们都特别喜欢听他讲课，说：“叶先生讲的，比课本上的有意思多了！”
有次学生问他：“先生，您当首辅的时候，天天被皇上和大臣们夹在中间，您怎么不生气啊？”叶向高笑着说：“生气有啥用？生气解决不了问题，还伤身体。我就当自己是个‘救火队员’，哪里着火就去哪里救，救得了就救，救不了也没办法，至少我尽力了。”
第五章 天启复起：与阉党的“职场对抗”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万历皇帝驾崩，泰昌帝即位，可泰昌帝只当了一个月皇帝就死了，年仅十六岁的天启帝即位。天启帝是个“木匠皇帝”，天天忙着做木工活，根本不管国事，朝政大权落到了魏忠贤手里。
魏忠贤是个大太监，为人阴险狡诈，拉帮结派，排除异己，人称“九千岁”。当时东林党人反对魏忠贤，魏忠贤就大肆迫害东林党人，朝堂一片混乱。大臣们觉得叶向高有威望，能镇住场面，就联名上书，让天启帝召回叶向高。
叶向高本来不想再出山，可听说魏忠贤迫害东林党人，老百姓日子不好过，又忍不住了。天启元年（1621年），叶向高再次回到京城，担任首辅。可这次回来，他发现朝堂比万历时期更乱了——魏忠贤的阉党把持朝政，到处抓人，大臣们要么投靠阉党，要么不敢说话，只有少数东林党人还在反抗。
叶向高回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保护东林党人。当时魏忠贤想抓杨涟，叶向高赶紧找魏忠贤，说：“杨涟是个忠臣，你要是抓了他，大臣们肯定会反对，到时候朝堂更乱。”魏忠贤表面上答应，暗地里却继续找杨涟的麻烦。叶向高没办法，只能天天盯着魏忠贤的人，只要他们想抓东林党人，就赶紧找理由拖延，比如“证据不足”“得再查清楚”，像“在老虎嘴边抢人”似的。
有次魏忠贤的党羽弹劾左光斗“贪赃枉法”，想把他抓起来。叶向高知道左光斗是被冤枉的，就写了份奏折，说：“左光斗为官清廉，老百姓都夸他，要是没证据就抓他，会寒了大臣们的心。”天启帝正忙着做木工活，看都没看奏折，就批了个“知道了”。魏忠贤见天启不管，就直接派人把左光斗抓进了大牢。
叶向高知道后，气得浑身发抖，直接去找天启帝，说：“皇上，左光斗是被冤枉的，您快下令放了他！”天启帝头也不抬，说：“朕忙着做柜子呢，这些事你跟魏公公商量吧。”叶向高看着天启帝手里的木工活，心里凉透了——他知道，这个皇帝根本靠不住。
魏忠贤见叶向高总跟自己作对，就开始找他的麻烦。他让党羽弹劾叶向高“偏袒东林党”“图谋不轨”，还在天启帝面前说叶向高的坏话。天启帝虽然没罚叶向高，但也渐渐不信任他了，每次叶向高上奏，他都要么不批，要么批得模棱两可。
叶向高知道，自己再待下去，不仅保护不了东林党人，还会被魏忠贤害死。天启四年（1624年），叶向高写了份辞职奏折，这次他没再犹豫，写完就收拾东西，第二天就离开了京城。走的时候，他没回头——他知道，自己再也不会回到这个让他伤心的地方了。
第六章 晚年与评价：历史的“职场打分”
回到福建老家后，叶向高彻底断了再出山的念头。他闭门谢客，专心着书，写了《苍霞草》《苍霞续草》《苍霞余草》，把自己一生的经历和想法都写了进去。他在书里没骂万历，也没骂天启，更没夸自己，只是老老实实地记录事实，比如“万历三十年，奏折堆成山，臣催了十次，皇上才批了三封”“天启三年，魏忠贤抓左光斗，臣拦不住，心里难受”。
有人劝他：“你写这些干啥？万一魏忠贤的人看到，会找你麻烦的。”叶向高笑着说：“我都一把年纪了，还怕啥？我写这些，就是想让后人知道，当时的朝堂有多难，不是我没本事，是实在没办法。”
天启七年（1627年），叶向高在家中病逝，享年六十九岁。消息传到京城，东林党人都很伤心，说：“叶大人是个好人，可惜生错了时代。”魏忠贤的党羽却很高兴，说：“这下没人跟咱们作对了。”
后来崇祯帝即位，杀了魏忠贤，为东林党人平反，追赠叶向高为“太师”，赐谥号“文忠”。崇祯帝还说：“叶向高在的时候，至少能稳住朝堂，要是他还在，朕也不用这么头疼了。”
后世提起叶向高，总有两种评价：一种说他“太软弱”，面对魏忠贤和万历，不敢硬拼，只会“妥协”；另一种说他“有智慧”，在混乱的时代里，用自己的方式保护了不少忠臣，稳住了国家。
其实要评价叶向高，得先看看他所处的时代。他当政的时候，明朝已经“病入膏肓”了——皇帝要么罢工，要么沉迷木工活，党争激烈，阉党专权，老百姓日子苦，就像一家快倒闭的公司，老板不管事，员工内斗，客户流失，叶向高就是那个被拉来当“cEo”的人，手里没权，没人支持，只能靠自己的努力，尽量让公司多撑几天。
他不是张居正那样的“改革猛人”，没办法大刀阔斧地改；也不是海瑞那样的“清官标杆”，没办法硬刚到底。他只是一个“实在人”，抱着“能做一点是一点”的想法，在官场里摸爬滚打几十年，保护了该保护的人，做了该做的事。
要是把明朝比作一家公司，万历是“甩手掌柜老板”，天启是“沉迷爱好的老板”，魏忠贤是“搞内斗的主管”，党争是“部门混战”，叶向高就是那个“救火队员cEo”——天天忙着灭火，却没人给他递水，最后只能看着火越来越大，自己却无能为力。
如今再提起叶向高，我们不该只记得他的“妥协”，更该记得他的“坚持”——在所有人都摸鱼、内斗的时候，他还在想着老百姓，想着国家；在所有人都怕魏忠贤的时候，他还敢站出来保护忠臣。他的一生，或许没那么“轰轰烈烈”，但足够“问心无愧”。
就像他自己在《苍霞草》里写的：“我这一生，没做过啥大事，就是尽力了。要是后人觉得我做得对，我很高兴；要是觉得我做得不对，也没关系，至少我没辜负自己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