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士奇：明朝“三朝元老”的逆袭史——从乡村教师到内阁首辅，靠谱才是硬通货
第一章 童年：从“罗士奇”到杨士奇，元末乱世的“草根学霸”
公元1365年，杨士奇出生在江西泰和一个普通农户家——这年份有点尴尬，前有元朝末年的兵荒马乱，后有朱元璋即将统一天下的“创业高潮”，用现在的话说，他一出生就赶上了“时代变革期”，只不过这变革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更多是“吃饭都成问题”的窘迫。
更惨的是，杨士奇一岁多的时候，亲爹杨美就去世了。放在古代，这叫“幼失怙恃”，搁现在就是“单亲家庭困难户”。他娘陈氏没办法，为了养活儿子，只能带着他改嫁到隔壁罗家，杨士奇也跟着改了姓，成了“罗士奇”——这波操作像极了现在小孩跟着继父上户口，只不过古代改姓名更随意，也更让人心酸，相当于给人生换了个“临时马甲”，连自己的根都得暂时藏起来。
罗家虽不算大富大贵，但继父罗性也算个读书人，对杨士奇还不错，没让他像别的穷孩子一样去放牛、砍柴，反而送他去私塾读书。可杨士奇知道自己是“拖油瓶”，读书比谁都用功——别的孩子上课偷偷玩泥巴，他坐得笔直；别的孩子放学就跑出去疯玩，他拿着树枝在地上练字。那时候没纸没笔，他就把院子里的泥地当“草稿本”，树枝当“钢笔”，一天写满好几块地，连邻居都笑话他：“罗家用泥巴养出个‘书呆子’咯！”
不过这“书呆子”有个绝活——过目不忘。有次私塾先生教《论语》，刚讲完一段，让学生们背诵，别的孩子磕磕巴巴背不下来，杨士奇站起来，一字不差背完，还能跟先生讨论“子曰”背后的道理。先生惊得直拍桌子：“这孩子不是凡人，将来肯定有大出息！”从那以后，先生不仅不收他的学费，还把自己的藏书借给她看，杨士奇也不客气，抱着书就啃，从《诗经》到《史记》，恨不得把先生的书都“吃”进肚子里。
可好日子没过多久，杨士奇十五岁那年，继父罗性犯了错，被发配到边疆。家里一下子没了顶梁柱，杨士奇只能辍学，扛起养家的担子——他去给人抄书，抄一页能换两个铜板；去给村里的孩子当“小老师”，教他们认字，换点粮食。有次抄书到半夜，油灯快没油了，他就借着月光抄，手冻得通红也不停，他娘看着心疼，说：“儿啊，别这么拼了，咱们少吃点也能过。”杨士奇笑着说：“娘，我多抄点，将来就能让您过上好日子，还能把我的姓改回来。”
也是在这时候，杨士奇偷偷把“罗士奇”改回了“杨士奇”——他觉得，就算日子再难，也不能忘了自己的根。这事儿像极了现在年轻人在外打拼，再苦再累也不丢自己的初心，只不过杨士奇的“初心”，还多了份对父亲的念想。
公元1380年，朱元璋已经建立明朝十几年了，天下渐渐太平。十八岁的杨士奇，因为学识好，被推荐到县里的学校当“训导”（相当于现在的中学老师），虽然官阶不高，连九品都算不上，但好歹是“体制内”的差事，能稳定养家了。这时候的他还不知道，自己的“职场之路”才刚起步，将来会走进皇宫，成为明朝最牛的“文臣”之一。
第二章 青年：乡村教谕的“职场生存记”，差点因为一句话丢工作
杨士奇在县里当训导没几年，就因为表现好，被提拔为“教谕”——相当于现在的乡村中学校长，管着几十号学生和几个老师，算是个“基层小领导”。可别小看这个职位，在明朝，教谕虽然官小，但管着地方的教育，要是能跟上级搞好关系，将来还有升职的机会。
但杨士奇的“职场初体验”，差点栽在一个“嘴瓢”上。有次，按察使（相当于现在的省纪委书记）来县里视察教育工作，到了学校，按察使想摆摆架子，就问杨士奇：“杨教谕，你觉得现在的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按察使本来想让杨士奇说点“歌颂朝廷”的话，比如“陛下英明，教育兴盛”，结果杨士奇实诚，直接说：“大人，现在县里的学校没钱修校舍，学生们在漏雨的房子里上课；老师的俸禄也经常拖欠，好多人都想辞职，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按察使一听就火了——这不是当着面说他这个上级“工作不到位”吗？当即脸就沉了下来，说：“杨教谕，你这是在指责朝廷吗？”旁边的县官吓得赶紧打圆场：“大人，杨教谕年轻，不懂事，您别跟他一般见识。”
杨士奇也知道自己说错话了，可他不想改口，硬着头皮说：“大人，我不是指责朝廷，我是心疼学生和老师——要是校舍漏雨，学生怎么安心读书？要是俸禄拖欠，老师怎么安心教书？没有好的教育，将来怎么为朝廷培养人才？”
按察使愣住了——他本来以为杨士奇会认错求饶，没想到这小子还敢跟他讲道理，而且说得还挺有道理。按察使盯着杨士奇看了半天，突然笑了：“你这小子，倒是个敢说真话的人，比那些只会拍马屁的强多了！”不仅没处分他，还把他的话记在心里，回去后真的给县里拨了钱修校舍，还督促发放老师的俸禄。
经此一事，杨士奇在县里出了名——大家都知道，这个杨教谕，是个“敢说真话、为大家办事”的好官。可杨士奇也明白了一个道理：在职场上，说真话没错，但得看时机、看方式，不然很容易“踩雷”。
后来，杨士奇又遇到一件“麻烦事”：县里有个土豪，想让自己的儿子进学校，可他儿子连字都认不全，不符合入学条件。土豪就给杨士奇送了十两银子（相当于现在几万块钱），说：“杨教谕，通融一下，我儿子进了学校，将来肯定忘不了您的好。”
杨士奇把银子推了回去，说：“老乡，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不是有钱就能进的——要是我收了你的银子，让你儿子进来，别的学生怎么看？别的家长怎么看？这学校的规矩不就乱了吗？”
土豪不高兴了，说：“你一个小小的教谕，还敢不给我面子？信不信我让你丢了工作！”
杨士奇也不怂，说：“我虽然官小，但知道‘教书育人，不能徇私’，你要是想让我丢工作，尽管去告，我不怕！”
土豪没想到杨士奇这么硬气，只好灰溜溜地走了。这件事传开后，老百姓更佩服杨士奇了，都说：“杨教谕是个清官，不贪钱，不徇私，这样的官才是好官！”
杨士奇在教谕任上干了十几年，把学校管得井井有条，培养了不少有学识的学生。可他心里清楚，乡村教谕的职位，终究是“小庙”，装不下他的“大志向”——他想进京城，想为朝廷做事，想让更多的人能读到书、能过上好日子。
机会终于在公元1402年来了——这一年，朱棣通过“靖难之役”登上了皇位，也就是明成祖。朱棣登基后，想修一部《永乐大典》，需要大量有学识的读书人，有人就推荐了杨士奇。杨士奇接到消息的时候，正在给学生上课，他放下课本，对学生们说：“我要去京城了，去做一件大事，将来你们也要努力，为朝廷、为老百姓做事。”
就这样，三十七岁的杨士奇，收拾好简单的行李，告别了母亲和学生，踏上了去京城的路——他的“职场逆袭之路”，才算真正开始。
第三章 中年：跳槽到“永乐集团”，从边缘人到核心智囊
杨士奇到了京城，才发现自己是“小巫见大巫”——京城的读书人太多了，有状元、榜眼，有翰林院的大佬，他一个从乡村教谕来的，连“职场新人”都算不上，只能算“边缘人”。刚开始，他只是《永乐大典》编修团队里的一个小成员，每天的工作就是抄书、校对，跟在县里抄书没多大区别，唯一的不同是，身边的同事都是“学霸中的学霸”。
可杨士奇没抱怨，也没摸鱼——别人抄书应付了事，他抄书的时候，还会核对不同版本的差异，把错误的地方标出来；别人下班就去喝酒聊天，他留在办公室里，继续研究《永乐大典》里的内容，有时候还会给主编提一些修改建议。主编一开始没在意，后来发现杨士奇提的建议都很有道理，就开始关注他，把一些重要的工作交给了他。
有次，朱棣来视察《永乐大典》的编修进度，主编带着大家迎接，朱棣随便翻了几页，指着一段文字问：“这段记载，跟《史记》里的不一样，你们是怎么考证的？”
主编一下子慌了——这段文字是下面的人编的，他没仔细看。就在这时候，杨士奇站了出来，说：“陛下，这段文字出自《汉书》，《史记》里的记载是另一个版本，我们对比了《后汉书》《资治通鉴》等十几部史书，发现《汉书》的记载更准确，所以采用了这个版本。”
朱棣惊讶地看着杨士奇：“你叫什么名字？哪个部门的？”
杨士奇回答：“臣杨士奇，是编修团队的一员。”
朱棣点了点头，说：“你很用心，不错。”
从那以后，朱棣记住了“杨士奇”这个名字。没过多久，朱棣成立内阁，需要几个有学识、靠谱的人当“内阁学士”，就想起了杨士奇，把他调进了内阁。
内阁在明朝是“核心决策层”，相当于现在的“中央办公厅”，能进内阁的，都是皇帝信任的人。杨士奇刚进内阁的时候，还有点“水土不服”——内阁里的其他学士，比如解缙，都是状元出身，名气大，脾气也大，经常看不起他这个“乡村教谕出身”的。
有次内阁开会，讨论怎么处理地方上的灾情，解缙说：“地方官报上来的灾情，肯定有水分，应该派人去核查，要是发现虚报，就严惩！”
杨士奇却觉得不对，说：“现在灾情紧急，老百姓等着救济，要是先核查，再拨款，会耽误时间，不如先拨款救济，再派人核查，这样既不耽误救灾，也能防止虚报。”
解缙冷笑一声：“杨学士，你没在京城待过，不知道地方官的狡猾——他们要是虚报灾情，骗了朝廷的钱，你担得起责任吗？”
杨士奇也不生气，说：“解学士，我虽然没在京城待过，但我在地方待过十几年，知道老百姓有多难——要是因为怕被骗，耽误了救灾，老百姓会怎么看朝廷？这责任，我担得起！”
两人吵了起来，最后朱棣来了，问清楚情况后，说：“杨士奇说得对，救灾要紧，先拨款，再核查。”
这件事之后，解缙再也不敢看不起杨士奇了，内阁里的其他人也开始佩服他——这个从乡村来的学士，不仅有学识，还懂民生，敢说话。
杨士奇在永乐朝的“职场高光时刻”，是在“立太子”这件事上。朱棣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朱高炽（后来的明仁宗）性格温和，喜欢读书，但身体不好，有点胖；二儿子朱高煦（汉王）勇猛善战，像朱棣，朱棣更喜欢朱高煦，想立他为太子。
朝廷里的大臣分成两派，一派支持朱高炽，一派支持朱高煦，吵得不可开交。朱棣拿不定主意，就问杨士奇：“杨学士，你觉得立谁为太子好？”
杨士奇没有直接说立朱高炽，而是说：“陛下，太子是国家的根本，得选一个仁厚、能善待百姓的人。朱高炽殿下，每次看到老百姓受苦，都会心疼；每次朝廷拨款救灾，他都会叮嘱官员‘一定要把钱用到老百姓身上’。这样的人，要是当了太子，将来肯定能成为贤明的君主，老百姓也能过上好日子。”
朱棣听了，沉默了半天，说：“你说得有道理。”后来，朱棣虽然犹豫了很久，但最终还是立了朱高炽为太子，杨士奇也因为这件事，成了朱高炽的“铁杆支持者”。
不过，杨士奇也因为这件事，得罪了朱高煦。朱高煦经常在朱棣面前说杨士奇的坏话，比如“杨士奇偏袒太子，想架空陛下”，朱棣有时候也会怀疑杨士奇，甚至把他关起来过。但杨士奇每次都能凭着自己的智慧和忠诚，化解危机——他不辩解，不抱怨，只是做好自己的事，用行动证明自己没有私心。
有次朱棣北征，让朱高炽监国（代理皇帝处理朝政），朱高煦趁机说朱高炽“想谋反”，朱棣很生气，回来后就问杨士奇：“太子有没有谋反的心思？”
杨士奇说：“陛下，太子监国期间，兢兢业业，处理朝政井井有条，还经常跟我们说‘要等陛下回来，才能做决定’，他怎么会谋反呢？汉王这么说，肯定是有误会。”
朱棣听了，才打消了疑虑，还批评了朱高煦。
在永乐朝的二十多年里，杨士奇从一个边缘的编修，成长为内阁核心智囊，靠的不是溜须拍马，而是“靠谱”——朱棣让他做事，他总能做得又快又好；遇到难题，他总能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就算被误解、被打压，他也不放弃自己的原则。用现在的话说，杨士奇就是“职场里的靠谱员工”，这样的人，不管在哪个公司，都会被老板信任。
第四章 盛年：仁宣之治的“首席参谋”，敢跟皇帝“讲道理”的打工人
公元1424年，朱棣去世，朱高炽登基，也就是明仁宗。朱高炽当了二十年太子，早就把杨士奇当成自己最信任的人，刚登基就任命杨士奇为“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还让他兼任“总裁官”，修《明太宗实录》（朱棣的实录），相当于把“文化和礼仪”这两块最重要的工作，都交给了杨士奇。
朱高炽性格温和，喜欢听大臣的意见，杨士奇也没客气，经常跟他“讲道理”——有时候朱高炽想大兴土木，修宫殿，杨士奇就说：“陛下，现在老百姓刚过上安稳日子，要是修宫殿，需要征调民工，还需要花钱，老百姓会有意见的，不如等国家更富裕了再修。”
朱高炽听了，就放弃了修宫殿的想法；有时候朱高炽想给亲戚封官，杨士奇就说：“陛下，封官要看能力，不能看关系——要是亲戚没能力，当了官，不仅做不好事，还会让其他官员不服，影响朝廷的风气。”
朱高炽也会听，还说：“杨学士，你就像我的镜子，能让我看到自己的缺点，有你在，我就不会犯大错。”
不过，朱高炽的身体不好，当了不到一年皇帝就去世了，他的儿子朱瞻基登基，也就是明宣宗。朱瞻基年轻，才二十七岁，刚开始有点“玩心重”，喜欢打猎、斗蛐蛐，朝廷里的大臣都不敢说，只有杨士奇敢站出来劝。
有次朱瞻基去郊外打猎，打了一整天，回来后很开心，跟杨士奇说：“杨学士，今天我打了好多猎物，你看这鹿，多肥！”
杨士奇却没笑，说：“陛下，打猎确实开心，但一天打下来，不仅耽误朝政，还会让老百姓觉得陛下‘不务正业’。而且郊外危险，要是陛下出了意外，国家怎么办？”
朱瞻基有点不高兴，说：“我就偶尔玩一次，至于吗？”
杨士奇说：“陛下，‘偶尔一次’多了，就成了‘经常’；‘经常’多了，就成了‘习惯’。先帝（朱高炽）在位时，每天都在处理朝政，为的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陛下应该向先帝学习。”
朱瞻基沉默了半天，说：“杨学士，你说得对，我以后不这么贪玩了。”
从那以后，朱瞻基真的很少打猎了，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处理朝政上。而且他更信任杨士奇了，让杨士奇当“内阁首辅”——这是明朝内阁的最高职位，杨士奇也成了明朝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内阁首辅”。
杨士奇当首辅的时候，提出了很多有利于老百姓的政策：比如减免赋税，让老百姓能多存点粮食；比如鼓励农民种地，给种地多的农民奖励；比如整顿吏治，严惩贪官污吏。这些政策实施后，明朝的经济越来越繁荣，老百姓的日子也越来越好了，历史上把这个时期称为“仁宣之治”，相当于明朝的“贞观之治”。
有次，朱瞻基问杨士奇：“杨首辅，现在国家越来越富裕了，老百姓也过上好日子了，你觉得我这个皇帝当得怎么样？”
杨士奇说：“陛下，您是个贤明的君主，但还有一点要注意——不能骄傲。历史上很多君主，刚开始都很贤明，后来因为骄傲，就开始懈怠，最后导致国家衰败。陛下要一直保持现在的心态，才能让明朝一直繁荣下去。”
朱瞻基听了，说：“杨学士，你放心，我不会骄傲的，我会一直听你的意见。”
杨士奇在仁宣朝当了十几年首辅，不仅得到了皇帝的信任，还得到了大臣和老百姓的爱戴。大臣们都说：“有杨首辅在，我们就不用担心朝廷会出乱子；老百姓都说：“有杨首辅这样的好官，我们就能安心过日子。”
这时候的杨士奇，已经六十多岁了，头发都白了，但他还是每天早早地去内阁上班，处理朝政，有时候忙到半夜才回家。他的儿子劝他：“爹，您都这么大年纪了，该歇歇了，让年轻人多做点事。”
杨士奇说：“我虽然年纪大了，但还能做事，只要我还能动，就得多为朝廷、为老百姓做点事——要是我歇了，万一朝廷出了问题，老百姓又要受苦了。”
可杨士奇没想到，他的“职场安稳期”很快就要结束了——因为朱瞻基也去世了，继位的是只有九岁的朱祁镇（明英宗），而朱祁镇身边，有个叫王振的太监，开始慢慢掌握权力，明朝的“职场风云”，又要变天了。
第五章 晚年：正统朝的“职场老前辈”，面对王振的“无力感”
公元1435年，明宣宗朱瞻基去世，九岁的朱祁镇登基，也就是明英宗。因为皇帝太小，不能处理朝政，所以由太皇太后张氏（朱高炽的皇后）垂帘听政，同时让杨士奇、杨荣、杨溥（史称“三杨”）辅政——这“三杨”都是永乐朝就跟着朱棣的老臣，经验丰富，有他们辅政，朝廷本来应该很稳定。
可问题出在太监王振身上。王振本来是个教书先生，后来进宫当了太监，因为会读书、会说话，深得朱祁镇的信任，朱祁镇从小就叫他“王先生”，对他言听计从。王振是个有野心的人，想趁机掌握权力，就开始在朱祁镇面前说“三杨”的坏话，还拉拢一些对“三杨”不满的官员，形成了自己的势力。
杨士奇一开始没把王振放在眼里——他觉得，一个太监，再怎么折腾，也翻不了天。可后来他发现，王振越来越过分：比如王振想让自己的亲信当官，就找杨士奇签字同意，杨士奇不同意，王振就去跟朱祁镇说：“杨首辅年纪大了，脑子不好使了，连这么简单的事都办不好。”
朱祁镇就去跟太皇太后说，太皇太后虽然信任杨士奇，但也不想让小皇帝不高兴，就跟杨士奇说：“杨首辅，王振推荐的人，要是没大问题，就同意吧，别让皇帝为难。”
杨士奇没办法，只能同意。还有一次，王振想挪用军饷，给自己修房子，杨士奇知道后，坚决反对，说：“军饷是用来养兵的，要是挪用了，士兵们没饭吃，万一遇到战事，谁来保卫国家？”
王振就煽动一些官员说：“杨首辅是老糊涂了，现在天下太平，用点军饷修房子怎么了？”朱祁镇也觉得王振说得对，就跟杨士奇说：“王先生也是为了宫里好，军饷先用一点，以后再补上就是了。”
杨士奇看着年幼的朱祁镇，又看着得意洋洋的王振，心里充满了“无力感”——他以前跟朱棣、朱高炽、朱瞻基提建议，皇帝都会听，可现在，皇帝被太监迷惑，太皇太后又护着皇帝，他这个“职场老前辈”，竟然连一个太监都斗不过。
更让杨士奇伤心的是，他的老搭档杨荣、杨溥也先后去世了——杨荣在1440年去世，杨溥在1446年去世，只剩下他一个人，孤零零地在朝廷里对抗王振。有时候他坐在内阁里，看着空荡荡的座位，会想起以前跟杨荣、杨溥一起讨论朝政的日子，忍不住掉眼泪：“要是你们还在，王振也不敢这么嚣张啊！”
王振见“三杨”只剩下杨士奇一个人，就更肆无忌惮了——他不仅挪用军饷，还卖官鬻爵，把朝廷搞得乌烟瘴气。有次，有个官员因为弹劾王振，被王振关进了大牢，杨士奇去求情，王振说：“杨首辅，你还是管好自己吧，别多管闲事，不然我连你也不放过！”
杨士奇气得浑身发抖，可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他年纪大了，身体越来越差，连走路都需要人扶，根本没精力跟王振斗。而且朱祁镇越来越信任王振，就算他说王振的坏话，朱祁镇也不会听。
公元1444年，杨士奇已经七十九岁了，他的儿子杨稷因为仗着他的名气，在外面作恶，被人告到了朝廷。王振趁机煽风点火，说：“杨首辅教子无方，儿子在外作恶，他自己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应该严惩！”
朱祁镇虽然没严惩杨士奇，但也批评了他，还让他“回家反省”。杨士奇又羞又气，回到家后，一病不起。他躺在病床上，看着窗外，想起了自己的一生：从乡村教谕到内阁首辅，辅佐了四个皇帝，见证了明朝的繁荣，也看到了明朝的危机。他想再为朝廷做点事，想把王振除掉，可他已经没力气了。
临终前，杨士奇把家里的人叫到身边，说：“我这辈子，没贪过钱，没做过坏事，对得起朝廷，对得起老百姓，就是对不起你们——因为我当了一辈子官，没多少时间陪你们，还因为我的名气，让杨稷犯了错。我死了之后，你们要好好做人，别再仗着我的名气作恶，也别再当官了，安安稳稳过日子就好。”
公元1444年七月，杨士奇去世，享年七十九岁。他去世后，朱祁镇追封他为“太师”，赐谥号“文贞”——这是明朝文臣的最高荣誉，相当于给了他“职场终身成就奖”。
可杨士奇没想到，他去世后没几年，王振就怂恿朱祁镇亲征瓦剌，结果发生了“土木堡之变”，朱祁镇被瓦剌俘虏，明朝差点灭亡。要是杨士奇还活着，肯定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第六章 结局：一生靠谱换青史留名，杨士奇的“职场启示录”
杨士奇去世后，虽然明朝经历了“土木堡之变”的危机，但他辅佐“仁宣之治”的功绩，一直被后人铭记。《明史》里说他“有相才，无相势；有相度，无相术”——意思是他有当宰相的才华，却没有当宰相的架子；有当宰相的气度，却没有当宰相的权术，这是对他一生最精准的评价。
民间关于杨士奇的传说，虽然没有刘伯温那么离奇，但也充满了“正能量”：有人说他当了几十年首辅，家里还是老房子，连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临死前还叮嘱家人“不要厚葬，简单埋了就行”；有人说他在乡村当教谕时，救过一个迷路的小孩，后来那个小孩成了官员，专门回来感谢他；还有人说他编《永乐大典》时，为了核对一个字的读音，跑了十几家图书馆，生怕出错。
这些传说虽然不一定都是真的，但也反映了老百姓对他的喜爱——在老百姓眼里，杨士奇不是高高在上的“首辅大人”，而是一个“靠谱、清廉、善良”的好官，就像邻居家的长辈一样，亲切又值得信任。
回过头来看杨士奇的一生，其实就是一部“草根逆袭的职场奋斗史”——他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状元的头衔，从乡村教谕起步，靠着“靠谱”两个字，一步步走进内阁，成为三朝元老，最终青史留名。他的故事，给我们这些“打工人”带来了很多“职场启示”：
1. 靠谱比聪明更重要
杨士奇不是明朝最聪明的文臣——解缙比他聪明，杨荣比他有谋略，但他却是最受信任的文臣。因为他靠谱：朱棣让他编《永乐大典》，他能把每个细节都做好；朱高炽让他辅政，他能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朱瞻基让他当首辅，他能把朝廷管理得井井有条。在职场上，聪明的人很多，但靠谱的人很少，只有靠谱，才能让老板信任你，让同事认可你。
2. 低调比张扬更长久
杨士奇一辈子都很低调：他当了首辅，却不摆架子，跟大臣们平等相处；他有功劳，却不邀功，总是把功劳归给皇帝和同事；他遇到误解，却不辩解，用行动证明自己。反观解缙，因为太张扬，得罪了很多人，最后被关进大牢，冻死在雪地里。在职场上，张扬的人容易“树敌”，低调的人才能“走得远”。
3. 善良比权术更得人心
杨士奇一辈子都很善良：他当教谕时，拒绝土豪的贿赂，保护学生；他当首辅时，减免赋税，善待老百姓；他晚年时，为了保护弹劾王振的官员，不惜跟王振翻脸。他没有用权术打压别人，却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在职场上，权术只能让别人“怕你”，善良才能让别人“服你”。
4. 坚守原则比随波逐流更有价值
杨士奇一辈子都坚守自己的原则：他不贪钱，不徇私，敢说真话，就算面对皇帝的压力、太监的威胁，也不放弃自己的原则。他虽然晚年面对王振时很无力，但他的原则，却影响了很多人——后来“土木堡之变”后，于谦站出来保卫北京，其实就是在延续杨士奇的“坚守”。在职场上，随波逐流的人只能“混日子”，坚守原则的人才能“有价值”。
杨士奇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离奇的传说，却用“靠谱、低调、善良、坚守原则”，书写了一个文臣的最高境界。他告诉我们：不管你出身多么平凡，不管你遇到多么大的困难，只要你坚持做一个靠谱的人，做一个善良的人，做一个坚守原则的人，就一定能实现自己的价值，被别人记住。
现在，如果你去江西泰和，还能看到杨士奇的故居，看到老百姓为他建的祠堂；如果你去北京故宫，还能看到《永乐大典》的残卷，那上面有他曾经校对过的文字。这个从乡村教谕走出来的内阁首辅，虽然已经去世五百多年了，但他的故事，还在告诉我们：靠谱，才是职场最硬的通货；善良，才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