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的三月，那春天来得扭扭捏捏。 树杈子上才冒出那么一丁点鹅黄的嫩芽，吹过来的风里头，还夹着股没褪干净的寒气。可比起这天气，更让人心里头揪得慌的，是那个看不见也摸不着的玩意儿——“非典型肺炎”，大伙儿都管它叫“非典”。这词儿像团乌云，沉甸甸地压在每个人头顶上。
电视一打开，收音机一拧开，里头播报的，十有八九是哪儿又添了多少个“新增病例”。那数字，每天往上蹦一蹦，就像小锤子，不轻不重地敲在人心口上，闷得慌。街面上，景象全变了。往常这时候，下班放学的点儿，自行车铃铛响得像炒豆子，汽车喇叭声此起彼伏，热闹得不行。可现在，街巷一下子空了，静了。偶尔过去个人，也裹得严严实实，脸上捂着个大白口罩，只露出两只眼睛，行色匆匆，像是怕沾上什么。空气里飘着的，不再是早点摊子的油香和小卖部的糖果味儿，换成了那股子有点儿刺鼻的消毒水气，混着从各家窗户缝里钻出来的、隐隐约约的电视声响，听着都有点没精打采。
这日子啊，活像是被人摁下了慢放键。 学生们是还能去学校，可放学铃一响，再没有往日里呼朋引伴、追跑打闹的光景了，一个个都老实地被接回家，或者直接闷头往回走。大人们也一样，上班下班，两点一线，什么应酬聚会、加班加点，几乎全断了。头几天过这种“关禁闭”似的日子，可真把人给憋坏了。浑身不得劲，心里头像长了草，空落落的，没个抓挠。大人对着电视发呆，小孩在屋里转磨，看啥都不顺眼。
可人这东西，也怪。慢慢地，好像也就咂摸出点儿这慢悠悠日子里的滋味来了。 以前总挂在嘴边抱怨的“没空”，这会儿倒有了。一天三顿饭，雷打不动地凑在了一张桌子上。老爸以前是酱油瓶倒了都不扶的主儿，现在居然也系上围裙，对着菜谱研究起红烧肉该怎么上色了；老妈翻出了攒了好几年的毛线，不紧不慢地织起了毛衣，说是冬天准能穿上；孩子们呢，也难得地甩开了没完没了的作业和课外班，能跟爹妈好好说说话，甚至一起看看电视了。
窗户外面，是少了往日车水马龙的繁华动静，可你细听，每家每户的窗户里头，动静却多了起来。那是铲子碰铁锅的“刺啦”声，是碗筷碰撞的叮当响，是家长里短的闲聊，是偶尔爆发出的、不加掩饰的笑声。 一股子热乎乎的“柴火气”弥漫开来，那是人间烟火的实在味道。有人说，没准儿啊，这是老天爷用这么个不由分说的法子，硬是让咱们这些习惯了脚不沾地往前奔的人，生生刹住了车，停下来，喘口气，好好瞅瞅身边爹妈的老脸，听听孩子的趣话，把这日子，重新过得有点儿人味儿。
眼瞅着进了四月，天儿一暖和，连带着人的心情也好像透亮了一点。 报纸上、电视里，开始能看见“疫情得到有效控制”这样的字眼儿了。那每天公布的新增病例数，不像前阵子那样吓人地往上窜了，反倒是悄悄地、一天比一天少。这消息，就像那暖洋洋的春风，不声不响地，就钻进了家家户户，把堵在人们心口那块大冰疙瘩，给吹化了一点儿。
那时候的管控，跟后来是不能比，没啥封城封路那么大的动静。但该有的措施也都有了：街上戴着红袖箍的居委会大妈见得多了，她们负责提醒大伙儿注意卫生；公共场所，像学校、单位大院门口，也开始有人拿着体温计给进进出出的人测一测；广播里天天念叨“勤洗手、多通风”。变化是一点点发生的，你得细品。最明显的，是街上的光景不一样了。
前两个月空得能拍麻雀的大马路，这会儿自行车铃铛声又密起来了；原先拉着卷帘门、贴着手写“暂停营业”告示的小卖部、理发店，也试探着重新开了张；公园里头，憋坏了的老人和孩子又出来了，三三两两的，虽说互相之间还隔着一两步的距离，但总算有了点儿活气儿。
进出自己住的小区或者学校，量体温、登个记成了新规矩；出门揣个口罩，也成了习惯，不戴反而觉得像没穿衣服出门，心里头不踏实。电影院、录像厅这种热闹地方还关着，大型的聚会更是想都别想。但空气里那股子让人喘不上气的紧绷劲儿，到底是松快了。人们互相打招呼时，眼神里不再是纯粹的警惕和不安，多了些“总算熬过来一点儿”的默契。
这光景，像是什么呢？ 就像一场连绵的冷雨刚停，云彩还没完全散开，太阳也只是朦朦胧胧地透点光下来。但地上的人，已经敢试探着伸出脚，踩一踩湿漉漉的地面，心里知道，天，总是要放晴的。最难熬的那一段，八成是过去了。
在所有被非典打乱节奏的事情中，有一件牵动着全国上下，特别是无数家庭神经的大事——高考。对于高三学子来说，这原本就是决定命运的关键一年，压力山大。而2003年，他们又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变数。
要说这非典一来，打乱了太多事儿。可甭管怎么乱，有件顶天大的事，就像一根定海神针似的，牢牢钉在千千万万个家庭心里头——那就是高考。
对于像许年他们这样的高三学生来说，这本就是命悬一线、背水一战的年份，压力比山还大。可谁承想，2003年这拨学生，注定要经历点“特别”的。
头一桩意想不到的，就是考试日子突然提前了。
其实啊，把高考从沿袭了多少年的7月挪到6月，上头早就有过风声，也找过些地方试点。道理明摆着：7月天儿太热，酷暑难当，考生坐在教室里挥汗如雨，容易中暑，也影响发挥。6月虽说也热，但总归比7月的“蒸笼”模式要强点儿。可想法归想法，真要到全国推行，那还得些时日。偏偏赶上这么一场非典，好多事情都按下了快进键。这疫情一来，学生们复习节奏乱了，人心也不定，要是再按老黄历拖到7月，变数更大。于是，教育部门一锤定音：2003年高考，就定在6月7号、8号！
这消息传开来，对于正憋在家里、一边防着病毒一边拼命啃书本的毕业班学生和老师来说，好家伙，那可真不是“通知”，简直像在平静（或者说压抑）的湖面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
“提前了一个月？！”这几乎是所有高三学生和家长脑子里炸开的第一个念头。原本指望着靠最后那一个月查漏补缺、冲刺拔高，这下可好，复习的“进度条”咔一下被砍掉一大截。那种感觉，就像跑马拉松，眼看着还剩最后几公里，可以调整节奏冲刺了，裁判却突然把终点线往前挪了一公里，逼得你不得不立刻拼尽全身力气。真是打得人措手不及，空气里的焦灼味儿，噌一下就冒起来了。
考试日子提前，还只是第一道坎儿。更让人揪心的，是咋能在这么个特殊时期，把这场上百万人参加的大考，给安排得既安全又公道。
上头下了死命令，教育口和卫生口联合起来，琢磨出了一套细到不能再细的“高考防疫章程”。那阵势，对于经历过后来更严密防控的人们来说，可能不算啥，但在当时，可是破天荒的头一遭，透着十足的紧张和严肃。
考点门口，是第一道关。 那年月，红外线测温仪还是个稀罕物，常见的是工作人员拿着耳温枪或者额温枪，严阵以待。每个考生和考务人员，都得先过这“一枪”，体温正常，才能往里走。要是哪个考生额头上显示的温度超过了标准线，心立马就得提到嗓子眼。不过，预案是有的：专门的“备用隔离考场”早就准备下了，通常设在通风极好的角落，里头可能就安排一两个考生，有专门的监考老师穿着更严实的防护服盯着。这么做，既保证了发烧考生能考试，也避免了影响他人。
考场里头，规矩也变了。 以前教室里桌椅挨得紧紧的，现在全都拉开了距离，豁亮了不少。窗户一律开着，保持空气流通。考前一天，就有穿着白大褂的人来喷消毒水，那股子味道，直到开考时似乎还没完全散尽。考点里还划出了专门的隔离区域和应急通道，万一真有突发情况，能立马反应。
学校老师也比以前啰嗦多了，天天盯着问：“有没有发烧咳嗽？家里人都好吧？” 那意思很明白，不光要对自己负责，也得对一屋子同学负责。
这一整套流程下来，可把组织考试的人们给累得够呛。但没人敢马虎，这可是关系到无数孩子前程的大事，更是社会秩序能不能在特殊时期稳住的大事。用当时文件里的话说，就是要确保“平安、顺利、公平”。
同时对于考生来说，这些前所未有的规矩，带来的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心情。紧张是肯定的，谁不怕万一测体温时紧张得体温升高？或者考场里有人咳嗽引得人心惶惶？但另一方面，这种严格的氛围，也让他们在十八岁的年纪，就真切切地体会到了一种超出课本的责任感——遵守规则，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大家。他们得在这种巨大的、前所未有的压力下，学会稳住心神，完成人生中这场最重要的考试之一。这本身，就成了2003年高考一份独特的、让人终生难忘的“附加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