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四月，重庆的雾气终于被一股来自南方的燥热彻底驱散。嘉陵江的水位开始缓慢回升，江面上往来的船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繁忙。这一次，它们装载的不再是逃难的妇孺和破碎的家当，而是成箱的弹药、崭新的军服和从印度运来的美制罐头。
作为参谋本部参谋次长，我站在这个历史的拐点上，能清晰地听到战争齿轮转向的轰鸣声。我的目光不再仅仅局限于那张挂在墙上的中国地图，而是投向了更广阔的太平洋。
四月的第一周，惊雷在遥远的海面上炸响。
四月一日，愚人节。但美国人没有开玩笑。美军第十集团军在庞大舰队的掩护下，强行登陆冲绳岛。代号冰山的作战计划正式启动。日本本土的大门被踢开了。
消息传到重庆，整个参谋本部沸腾了。魏德迈将军几乎是哼着小曲走进我的办公室的。他指着地图上的琉球群岛对我说，韩将军，日本这艘破船就要沉了。现在，轮到我们在它的船底上凿开最后一个大洞。
我看着他兴奋的脸，心中却保持着绝对的冷静。我知道，困兽犹斗，越是临死前的挣扎，越是疯狂。
果然，就在美军登陆冲绳的同一周，冈村宁次在南京下达了旨在争夺芷江空军基地的芷江作战命令。日军第20军司令官板西一良，集结了第116师团、第47师团以及关根支队等共计八万余人的兵力，兵分三路，向湘西雪峰山防线扑来。
我站在巨大的沙盘前，看着代表日军的三股蓝色洪流。左路直指新宁，中路扑向洞口，右路通过益阳。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芷江。芷江机场是我们最重要的前进基地，也是悬在日军头顶的一把利剑。冈村宁次想在断气前折断这把剑。
我转头看向身边的刘斐，语气平静地问道，王耀武准备好了吗。
刘斐点点头，回答说，第四方面军已经全部进入阵地。王耀武把他的王牌第74军摆在了战线的核心位置，第18军和第73军分列左右。这次我们不仅有兵力优势，更有火力优势。
我说，很好。告诉王耀武，不要急着把口袋扎紧。让板西一良进来。雪峰山的路不好走，我要让日本人在爬山的时候，流干最后一滴血。
四月八日，也就是四月的第二周开始。湘西会战正式打响。
日军第116师团作为主力，在战车和重炮的掩护下，向我洞口、高沙一线阵地发动了猛烈攻击。
我在重庆的作战室里，密切关注着前线的战报。这一次，我没有像以前那样焦虑。因为我知道，我的士兵手里拿着的是汤姆式冲锋枪，战壕前埋设的是美制反坦克地雷，天空中飞翔的是我们的p-51野马战斗机。
四月十日，前线传来捷报。日军的一支联队在进攻武冈时，遭到了我军第74军的顽强阻击。我们的士兵利用巴祖卡火箭筒，在三百米的距离上，像打靶一样敲掉了日军的四辆坦克。日军引以为傲的装甲突击，在现代化的单兵反坦克武器面前，变成了废铁。
然而，就在战局朝着有利方向发展时，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了过来。
四月十二日，深夜。我被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是魏德迈打来的。他的声音低沉，透着一股难以掩饰的悲伤。
他说，韩，罗斯福总统去世了。
我握着话筒，愣了足足有一分钟。那个坐在轮椅上的巨人，那个一手构建了同盟国体系的领袖，在胜利的前夜倒下了。
我放下电话，走到窗前，看着漆黑的夜空。心里涌起一股莫名的空虚。虽然我知道美国的国家机器不会因为一个人的离去而停止运转，但对于中国来说，失去这样一位盟友，依然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第二天，重庆降半旗致哀。我代表中国军方去美国大使馆吊唁。在签字簿上，我写下了这样一句话：黎明前的黑暗，我们共同度过。愿您在天堂看到胜利的曙光。
但战争不会因为伟人的逝去而停止。板西一良并不知道罗斯福去世的消息，或者说他根本不在乎。他只知道，如果拿不下芷江，他的脑袋就要搬家。
四月的第三周，四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雪峰山的战斗进入了白热化。
日军虽然在装备上处于劣势，但毕竟是受过长期武士道洗脑的精锐。他们在进攻受挫后，开始利用夜色和山林的掩护，进行疯狂的渗透和肉搏。
王耀武在电话里告诉我，日军像疯狗一样，甚至组织了敢死队，身上绑着炸药包，试图炸毁我们的碉堡。有些阵地反复易手了十几次，尸体堆满了山沟。
我对王耀武说，佐民（王耀武字），顶住。这是日本人最后的一口元气。只要把这口其打散了，他们就再也站不起来了。我命令空军，全天候出动，对日军的后勤线进行遮断轰炸。
中美空军的战机像乌云一样覆盖了雪峰山的上空。日军的补给车队在公路上被炸成了火球，他们的炮兵阵地一旦开火，立刻就会招来雨点般的炸弹。
日军第116师团长菱田元四郎在日记中绝望地写道：白天的天空属于敌人，我们只能像老鼠一样躲在洞里。没有粮食，没有弹药，只有无尽的伤亡。
四月十八日，日军攻占了山门，逼近了洞口。这是他们攻势的顶点，也是他们灭亡的开始。
我看着地图上那个突出部，嘴角露出一丝冷笑。板西一良已经把他的头伸进了我们的口袋里。
我下令，启动第二阶段作战计划。
命令廖耀湘的新六军，从芷江出发，向日军侧后方迂回。命令第18军胡琏部，从右翼压上。我们要把这八万日军，在这个巨大的天然猎场里，一网打尽。
四月的第四周，四月二十二日至三十日。
这是属于复仇的一周。
四月二十五日，我们开始了全线反击。
装备了美式榴弹炮的炮兵部队，发出了抗战以来最怒吼的声音。成千上万发炮弹倾泻在日军的阵地上，把雪峰山的石头都犁成了粉末。
随后，我们的步兵在坦克的掩护下，发起了冲锋。
这一次，角色互换了。曾经不可一世的日军，在我们的钢铁洪流面前，显得那么渺小和无助。他们引以为傲的拼刺刀战术，在密集的自动火力面前，成了自杀式的表演。
前线发回的报告让我热血沸腾。第74军在武冈城下，全歼日军一个联队。第18军在山门，把日军第116师团拦腰截断。
板西一良终于意识到了大势已去。他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但想走，没那么容易。
我命令王耀武，咬住他们。不要让他们成建制地撤退。我要让这八万日军，变成八万具尸体，留在中国做肥料。
四月二十八日，日军开始全面溃败。
这不是撤退，是大溃逃。日军丢弃了重武器，丢弃了伤员，甚至丢弃了军旗，在泥泞的山路上向东逃窜。我们的飞机在头顶追着炸，我们的追击部队在后面撵着打。
沿途的百姓也自发组织起来，拿着锄头和柴刀，痛打落水狗。那些曾经在我们的土地上烧杀抢掠的野兽，终于尝到了被猎杀的滋味。
四月三十日，这个月的最后一天。
我站在参谋本部的阳台上，手里拿着一份刚刚送来的捷报。湘西会战的大局已定，日军第20军遭受毁灭性打击，基本丧失了战斗力。
夕阳西下，残阳如血。
我看着远处嘉陵江的江水，心中感慨万千。八年了。从卢沟桥的炮声，到淞沪的硝烟，从南京的屠杀，到武汉的会战。我们一路败退，一路流血，一路忍受着屈辱和绝望。
但是今天，在这雪峰山上，我们终于把这口恶气出出来了。
我仿佛看到了无数牺牲的战友，在云端向我微笑。他们的血没有白流。我们守住了。我们反攻了。
我转过身，回到办公桌前。桌上放着一份新的作战计划草案。那是魏德迈刚刚送来的，代号碳黑。那是关于反攻广西、收复桂林的计划。
我拿起笔，在计划书上重重地签下了我的名字：韩夏。
笔尖划过纸面，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在为即将到来的最后胜利奏响序曲。
一九四五年的四月，就这样结束了。这是一个转折的四月，一个胜利的四月。春雷已过，暴雨将至。不过这一次，暴雨将落在日本人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