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的最后一日，我从恩施前线那刺骨的寒风中飞回重庆，带回来的除了第六战区孙连仲将军和方天军长那份沉甸甸的“死战”承诺，还有山地严霜的气息。而此刻，二月的第一天，摆在我面前的，是那份来自刘子清（情报处处长）的红色绝密卷宗。
“‘S机关’密报：横山勇已确定‘江北歼灭战’作战纲要，代号‘コ号作战’。d日初定于四月下旬或五月上旬。”
“コ号作战”，我默念着这个代号。这只靴子，悬在鄂西上空已经整整一个月，现在，它终于有了落地的声响。横山勇，这个第十一军的悍将，这个在一月份用一次大规模“试探”来麻痹了孙连仲，也“验证”了我们防御虚实的敌人，正在宜昌的指挥部里，舔舐着刀锋。
二月的重庆，依旧是那副半死不活的阴冷模样。潮气无孔不入，作战室里的巨幅地图，摸上去都带着一股湿冷的霉味。我，韩夏，站在这幅地图前，感觉自己就是那个试图用双手托住这片即将崩塌的江山的巨人，而我的双手，已经开始麻木。作为参谋次长，我必须指挥这场战争，我没有退路，这片土地也没有。
新年的短暂休沐（我强行命令的）已经结束，参谋本部重新变成了一台高速运转的战争机器。我的命令是，一切资源、一切计算，都必须围绕即将到来的“コ号作战”展开。这是我为一九四三年定下的第一场决战，一场我必须赢的、只能在山地里进行的决战。
二月第一周：来自伏尔加河的惊雷
二月二日，立春的前两天，一份加急电讯打破了作战室清晨的死寂。它不是来自鄂西，也不是来自昆明，而是来自莫斯科，通过我们在中亚的秘密情报站辗转传来。
“苏军‘天王星’行动已告全胜。德军第六集团军司令保卢斯元帅，于一月三十一日被俘。斯大林格勒城下，轴心国军队已全线崩溃。”
老胡（胡靖安，作战处长）在念这段电文时，声音是颤抖的。作战室里的参谋们，先是死一般的寂静，随即爆发出了一阵压抑的、低沉的欢呼。
斯大林格勒！
这不仅仅是一场战役的胜利。这是自一九三九年欧洲战争爆发以来，德军神话的第一次、也是最彻底的一次破灭。一个德国元帅，三十万精锐，在冰天雪地中灰飞烟灭。
我没有欢呼。我只是走到了世界地图前，目光落在那片广袤的、被冰雪覆盖的俄罗斯高加索地区。我的心跳在加速，但我的大脑却异常冰冷。
这股来自伏尔G河的寒流，将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整个世界。它对我们的影响，将比一千架“飞虎队”的飞机还要巨大。
“总座，”老胡兴奋地走过来，“这是转折点！德军完了！日本人……”
“日本人会更疯狂。”我打断了他，声音不大，却让整个作战室瞬间安静了下来。
我转向刘子清：“子清，我需要你立刻评估。第一，日本关东军（驻满洲）的动向。斯大林格勒的惨败，彻底粉碎了他们‘北进’的任何一丝幻想。他们会不会南下？有多少兵力可以被抽调，进入华北或华中？”
“第二，”我转向老胡，“我需要你立刻推演横山勇的心理。他的德国盟友战败了，他会怎么想？是会收缩防线，还是会孤注一掷？”
“明白。”两人立正，神色凝重地离开。
我心中已有答案。日本不敢再北望苏联，他们在太平洋又被美国海军按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痛殴。这头巨兽，现在被牢牢地锁在了笼子里，而它唯一还能撕咬的，就是中国。
它会更饿，更残忍。
横山勇，作为第十一军的指挥官，他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场“振奋人心”的大胜，来对冲斯大林格勒带来的战略阴霾，来为“大东亚共荣圈”注入一针强心剂。
“コ号作战”，不但不会停止，反而会加速，会更不顾一切。
我抓起电话，接通了第六战区恩施指挥部。“接孙连仲将军。”
“孙公，”电话接通后，我沉声说道，“你听说了吗？斯大林格勒。”
“听说了，总座！”孙连仲的声音透着喜悦，“真是天佑我邦！”
“不，”我冷冷地说，“这是对我们的警示。敌人是受伤的野兽，它会更疯狂地反扑。你的一线部队后撤了多少？你的A号预案（山地决战）执行得怎么样？”
孙连仲的喜悦立刻冷却了：“总……总座，正在按计划执行。荆门、当阳一线的部队已经后撤到预定山地阵地。只是……沙市、公安一带的平原，百姓们……”
“孙公，我再重复一遍。”我的声音里不带一丝感情，“平原就是死亡陷阱。我们没有制空权，没有重炮。我要你把每一粒米、每一发子弹、每一个士兵，都撤到山里去。我不要你守那些县城，我要你守住那些山口！横山勇要平原，就给他。但他踏进山区的第一步，就必须用血来换。”
“我……我明白了，总座。”
挂断电话，我感到一阵熟悉的疲惫。指挥官，就是那个必须在“牺牲”和“彻底牺牲”之间做出选择的人。
这一周，我还收到了来自昆明“Y部队”的电报。陈辞修（陈诚）的报告。
“Y部队”在我的严令下，终于开始了“实战演练”。一月下旬，他们以一个加强营，配备了我们仅有的几门苏制76.2毫米山炮，对滇西腾冲外围的一个日军据点（第五十六师团前哨）发动了一次突袭。
战斗很惨烈。我们以伤亡三百余人的代价，攻占了据点，歼敌一百二十人，并且缴获了他们的一门九二式步兵炮。
陈辞修在电报中痛心疾首，认为伤亡太大，得不偿失。
我却在这份电报上批示：“打得好。伤亡是必须支付的学费。告诉弟兄们，流血，是为了学会如何在反攻中少流血。”
我立刻让老胡将这份战报翻译成英文，连夜送交重庆的“中美联合指挥部”，并加急发给远在印度的史顾问（史迪威）。
我在附件中，用英文给史顾问写了封短信：“将军，你看到了。我的士兵，用着最差的武器，在实践你教官传授的最新的战术。他们打赢了。这证明你的训练是有效的。现在，请履行你的承诺。我的‘Y部队’需要炮弹、需要反坦克枪、需要药品。把它们从驼峰航线上运过来。每一发炮弹，都比陈顾问（陈纳德）的一加仑航空汽油，更有价值。”
我必须用这种血淋淋的“实证”，去和陈顾问的“空中制胜论”抢夺那少得可怜的运力。
二月的第一周，就在斯大林格勒的惊雷和腾冲的零星炮火中度过。我知道，这只是序曲。
二月第二周：瓜岛的回音与江北的屠戮
二月九日，又一个巨大的消息传来。
美国海军情报部确认，日军已经于二月八日晚，完成了从瓜达尔卡纳尔岛的全部撤退行动（即“ケ号作战”）。这场持续了六个月的、残酷血腥的岛屿争夺战，以盟军的彻底胜利告终。
斯大林格勒，瓜达尔卡纳尔。
如果说前者是陆地上的转折，后者就是太平洋上的转折。日本的海军航空兵精锐，在瓜岛上空和铁底湾里，几乎消耗殆尽。
我在作战室里独自站立了许久。
“德国优先”的战略，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被再次确认。美国人的战略重心在欧洲。现在，太平洋的胜利，会不会让他们更加坚定“ island hopping”（跳岛）战略，从而彻底忽视中国战区？
我的担忧，很快就被另一份情报所证实，或者说，是被另一种血腥的现实所打断。
二月十日，就在瓜岛撤退消息传来的第二天，横山勇，动了。
但他的方向，不是我们严阵以待的鄂西长江南岸，而是江北。
孙连仲（第六战区）和李德邻（第五战区，李宗仁）的紧急电报雪片般飞来。
“日军第十一军之第三、第四十师团，及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突然从荆门、钟祥一线北渡汉水，向我第五战区与第六战区结合部，即天门、沔阳、潜江一带湖泊水网地区，发动大规模‘扫荡’！”
我立刻在沙盘前站定。红色的箭头，果然是指向了江北那片广袤的、被河流切割得支离破碎的平原。
那里，不是我的第六战区主力防区。那里是第五战区名义上的管辖地，也是大量地方游击武装和（我不能在报告中提及的）新四军第五师的活动区域。
“总座，”老胡指着沙盘，神色紧张，“横山勇……他到底想干什么？他放弃了‘コ号作战’？”
“不。”我摇摇头，目光冰冷。“他没有放弃。他在‘清扫庭院’。”
我指着地图上的汉水和长江。“‘コ号作战’的主攻方向，必然是沿长江西进。而江北这片区域，是他的侧翼。他无法容忍在他主力西进时，背后有一支（哪怕是孱弱的）中国军队在袭扰他的补给线。尤其是从武汉到宜昌的这条水陆交通线。”
“他这是在为‘コ号作战’做最后的准备。他在屠杀我们的游击部队，在抢夺这片鱼米之乡的最后一粒米。”
“那我们……是否要增援？”老胡艰难地问。
增援？我拿什么增援？用第六战区的主力，从山地里开出来，进入平原水网，去和日军的优势火力和机动力对决？
那正中横山勇的下怀。他巴不得我把孙连仲的主力调过江北，去送死。
我的内心在剧烈地翻腾。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江北那片土地上的数万军民，将被我们“战略性”地放弃。他们将被日军的铁蹄碾碎，而我，这个总指挥，将坐在这里，眼睁睁地看着。
这是我作为指挥官，必须背负的罪孽。
“命令。”我的声音干涩而嘶哑。
“命令第六战区孙连仲部，隔岸观火，全线戒备，不得以任何理由，抽调一个营过江增援。”
“命令第五战区李德邻部，固守大别山、桐柏山防线，不得冒进。”
“命令……”我停顿了。我还能命令谁？
“命令陈顾问（陈纳德）的航空队。”我咬着牙说道，“我不管他有多少理由。我要他立刻分出三个架次，对汉水上的日军渡口和天门、沔阳的日军集结点，进行象征性轰炸。”
“象征性？”老胡不解。
“我们不能暴露我们的空中力量。但我们必须做出反应。我要让江北的军民知道，他们没有被遗忘。我也要让横山勇知道，他的后方，并不安稳。”
这是我唯一能做的。
这一周，我彻夜难眠。作战室里，不断传来江北地区被日军血洗的零星报告。日军称之为“江北歼灭战”。他们以“清乡”为名，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我仿佛能闻到那股隔着几百公里传来的血腥味。
我逼着自己，把目光重新聚焦在长江以南的崇山峻岭。
“忍耐。”我对自己说，“为了最后的胜利，必须忍耐。”
二月第三周：华盛顿的掌声与豫北的饥荒
二月十八日，一则来自华盛顿的“特急”外交电讯，给重庆的政治圈带来了一场地震。
“……夫人（我不能提及她的名字）今日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引起空前轰动。议员全体起立，掌声雷动。美利坚合众国承诺，将加大对华援助……”
参谋本部里，那些偏重政治的官员们（非我作战序列）一片欢腾，似乎数百万美械大军已经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老胡也兴奋地把剪报递给我：“总座，这下好了！美国人要全力帮我们了！”
我接过剪报，只看了一眼，就把它丢在了桌上。我的内心，是彻骨的寒冷和 profound 的讥讽。
“掌声，胡。”我平静地说，“掌声能换来多少炮弹？能换来多少卡车？能让驼峰航线的运力增加一倍吗？”
“总座，这毕竟是……”
“这毕竟是一场精彩的演说。”我站起身，走到窗边，“美国人喜欢听故事。一个古老的、坚韧的、受苦受难的盟友，这故事太完美了。他们会感动，会捐钱，会给掌声。但是，五角大楼的将军们，他们不做慈善，他们只看战略。”
我的担忧立刻变成了现实。
二月二十日，随之而来的，是“中美联合指挥部”转来的一份备忘录。华盛顿，被这场演说“感动”的国会，迅速批准了陈纳德将军的“扩大空中作战”计划。
“史顾问”（史迪威）在印度的电报充满了愤怒（我能从字里行间读出来）。而“陈顾问”（陈纳德）则意气风发。
结果是：驼峰航线未来三个月的运力，百分之七十，将被划拨给即将成立的“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即陈纳德的部队），用于运输他们的航空汽油、炸弹和飞机零件。
留给我那三十个师的“Y部队”的，只有不到百分之十。
我输了。在这场“陆军优先”还是“空军优先”的战略博弈中，我被一场华丽的演说，从背后捅了一刀。
没有重炮，没有坦克，没有足够的弹药，我拿什么去反攻缅甸？我拿什么去打通滇缅公路？
我立刻召集了在重庆的美方军事联络官。这是一次不愉快的会面。
我没有发怒。我只是把两份报告，摆在了他们面前。
第一份，是“Y部队”在腾冲的战斗详报。“先生们，请看。我的一个营，伤亡三百人，才打掉日军一个哨所。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炮。而你们，却要把仅有的运力，拿去给那些甚至找不到降落机场的轰炸机。”
第二份报告，则是我刚刚收到的，来自第一战区（豫北、晋南）的绝密情报。
“第一战区司令官汤恩伯（我内心鄙视此人，但情报是真实的）报告：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冈村宁次），在华北平原，开始了新一轮的‘治安强化运动’。其核心，是‘以战养战’。”
“以战养战？”美方联络官不解。
“是的。”我指着报告，“冈村宁次下令，在河北、山东、山西，日军将‘统制’所有粮食。他们正在挨家挨户地抢夺我们农民手中最后一口吃的。这不是‘征粮’，先生们，这是一场有计划的、系统的、旨在彻底摧毁我们战争潜力的——人工饥荒。”
我站起身，走到地图前。“先生们，你们在华盛顿鼓掌。而冈村宁次，正在制造一场几千万人（我估计的）的饥荒。横山勇，正在江北屠杀我们的人民。这就是我们面临的战争。”
“陈顾问的飞，能阻止饥荒吗？能守住石牌吗？不，不能。只有陆军，只有我的士兵，能。而你们，正在饿死我的陆军。”
联络官们脸色煞白，一言不发地离开了。
我知道，这番话未必能改变华盛顿的决定。但这是我的态度。我，韩夏，这个战区的总指挥，我不会乞求，但我会战斗。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会议室里。
二月第四周：风暴前的最后堡垒
二月的最后一周，天气似乎有了一丝若有若无的暖意。但所有人都知道，这是倒春寒。
江北的“扫荡”结束了。横山勇的部队撤回了汉水以南。代价是，江北平原，千里焦土，再也无法对我军提供任何补给，也无法对日军的侧翼构成任何威胁。横山勇的目的，达到了。
现在，所有的迹象，都指向了长江以南。
刘子清的情报，以前所未有的密度，送达我的案头。
“‘S机关’确认：日军第十一军司令部，已于二月二十五日，从武汉秘密前移至宜昌。” “日军第三师团（代号‘幸’）、第十三师团（代号‘镜’）、第三十九师团（代号‘藤’），已在宜昌、当阳一线集结完毕。” “日军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第十八旅团，正沿长江航道，向前线输送。” “重点：日军工兵部队，在宜昌大量集结‘架桥器材’及‘小型登陆舟艇’。”
“舟艇”和“架桥器材”！
我立刻在沙盘上找到了那几条关键的河流——清江、沮水、漳水。
横山勇的目标，果然不是在平原上和我们兜圈子。他要强渡这些河流，要钻进我们的山地防线！
他看准了，我们的山地防线，虽然险峻，但后勤补给，全靠这几条脆弱的河谷通道。
“コ号作战”的轮廓，已经清晰得令人窒息。
二月二十七日，我不能再等了。我必须在战役发动前，最后一次确认我的“棺材钉”是否牢固。
我没有通知任何人，只带了老胡和两名卫士，乘坐一架c-47运输机，冒着被日军零式战斗机拦截的风险，强行起飞，目的地——第六战区后方指挥部，恩施。
三个小时的颠簸，飞机在恩施简陋的土跑道上降落。寒风凛冽。
孙连仲将军，以及我秘密召来的第十八军军长方天，已经在机场等候。他们的脸，和这鄂西的天空一样，阴沉而坚硬。
没有寒暄。我们直接进了设在山洞里的指挥部。
“总座，”孙连仲指着地图，他的手有些抖，“日军的调动太频繁了。我担心……我担心正面守不住。尤其是当阳到宜昌一线的几个隘口，王敬久（第十集团军）的兵力太单薄了。”
我没有看他，我的目光越过他，直视着一直沉默不语的方天。
方天，土木系（陈诚系）的核心战将，他的第十八军，是我手中最精锐的王牌，也是我最后的预备队。
“方军长。”我开口。
“到。”方天立正。
“我让你守的石牌，你准备得怎么样了？”
“总座，”方天从地图上拿起一根指挥棒，指向了石牌要塞那个小点，“石牌，地处长江三峡西陵峡东口，上控巴蜀，下扼荆襄。我军在此，经营两年。要塞核心，有炮台三座，暗堡一百二十个，火网交叉，可封锁整个江面。”
“我问的不是这个。”我打断他，“工事是死的。我问的是人。你的第十八军，有多少人，是真正准备死在里面的？”
方天愣了一下。他那张素来刚毅的脸上，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
“总座。我第十八军，满编三万五千人。其中，守备石牌核心阵地的，是第十一师（师长胡琏，我不能提名字，故用代号）。该师一万一千人，已立下遗嘱。师在，阵地在。”
“好。”我点点头。我走到他面前，替他整理了一下领章。“方军长。孙公的几十万大军，是诱饵，是网。他们会在群山中节节抵抗，把横山勇的十万大军，拖垮、拖疲、拖饿。”
“但横山勇是条疯狗，他会不顾一切地扑向他的最终目标——石牌。因为拿下石牌，他的舰队就能溯江而上，炮轰重庆。”
“你的第十八军，”我的声音压得很低，只有我们三个人能听到，“不是预备队。你们是最后的防线，是第六战区的‘镇魂石’。孙公的部队可以退，可以败，甚至可以暂时溃散。唯独你，和你的石牌，一步也不能退。”
孙连仲倒吸一口凉气。他明白了我的意图。我是在用整个第六战区的几十万部队，为第十八军的决战，创造一个最有利的战场。
“总座……”方天抬起头，眼中布满了血丝，“我只有一个请求。”
“说。”
“战至最后，若石牌不保。请总座……批准我第十八军，在石牌全军‘玉碎’。我方天，绝不当第二个保卢斯。”
我看着他，良久。
“我批准。”我说道，“但是，方天，我不要你当保卢斯，我也不要你‘玉碎’。我要你活下来，要你把日本第十一军的军旗，插在你的指挥部门口。我要你告诉横山勇，中国的山地，是他们吞不下的。”
二月二十八日，我飞离恩施。当我再次降落在重庆时，我知道，一切部署都已就绪。棋盘已经摆好，棋子各就各位。
我，韩夏，已经押上了我能动用的最后、也是最精锐的赌注。
我走进作战室，老胡正焦急地等着我。
“总座，您可回来了。”他擦着汗，递过来一份文件。“您看这个。”
我接过文件。这份情报，既不是来自鄂西，也不是来自华盛顿。
它来自华北。第一战区，汤恩伯转来的、关于冈村宁次“以战养战”政策的补充报告。
“……日军华北方面军，于本月（二月）在河北、山西、山东全境，开始实行‘粮食统制’。其手段，是设立‘农事试验场’，强迫农民种植‘奉公粮’，并以军票（伪币）强行‘收购’。实质上，是对我华北根据地进行毁灭性的粮食掠夺。冈村宁次公然宣称，要‘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从根本上断绝我军之生存根基……”
我拿着报告的手，微微发抖。
一股比重庆的二月寒风更刺骨的恐惧，瞬间攫住了我的心脏。
横山勇的“コ号作战”，是为了打通长江，威胁重庆。这是一场战术决战。
而冈村宁次的“以战养战”，是在挖我们的根！这是一场战略绞杀！
如果，如果横山勇在鄂西得手，控制了江汉平原这个“中原粮仓”；如果冈村宁次在华北得手，彻底搜刮了华北平原……
南北两大产粮区，同时沦陷。
那么，我们这几百万军队，我们这几万万同胞，就算守住了重庆，守住了石牌，最后……也只会被活活饿死！
我突然明白了。
即将到来的鄂西会战，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保卫重庆。
“老胡。”我的声音因为极度的紧张而变得沙哑。
“总座？”
“我们……不能输掉鄂西。我们一步，都不能再退了。”
这场战争，已经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存亡，更是种族上的存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