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的山城，溽暑如同一床厚重的湿棉被，严严实实地裹住了这座城市。长江的水位涨到了警戒线，江风不再带来丝毫凉意，反而裹挟着一股令人窒息的土腥和湿热，钻进我位于参谋本部的办公室。我叫韩夏，参谋本部参谋次长。这个夏天，我指挥的这场战争，正同时在三个截然不同的层面上进行：浙赣焦土上的瘟疫与拉锯，印缅丛林边的整训与暗斗，以及……我内心深处，对缅甸惨败那五万亡魂的无尽哀悼。
七月三十一日深夜，那封来自云南边境的电报，如同一道惊雷，劈开了我心中最黑暗的角落。
“……第五军，第二百师残部……两千六百人……携戴安澜将军灵柩……已返抵国境……”
我一夜未眠。
第二天，八月一日，清晨。我无视了所有人的劝阻，甚至没有等待例行的天气简报，便登上了那架老旧的c-47运输机。发动机的轰鸣声中，山城在我脚下迅速远去，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我要去接他们。我要亲自去。
飞机穿过厚重的云层，进入云南高原。昆明机场，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字荫国）已经焦急地等在了停机坪上。他的军装被晨雾打湿，脸色凝重。
“韩次长！”他快步迎上，一个标准的军礼，“您……您怎么亲自来了！这……太危险了。”
“荫国兄，”我跳下舷梯，握住他的手，我的手因为激动而有些冰冷，“两千六百个活着的弟兄，和一位殉国的将军，他们都回家了。我这个在后方地图上指挥他们的人，有什么理由不来？”
宋希濂的眼圈一红，重重地点了点头：“在……在保山。我派了最好的医生。弟兄们……弟兄们都……不成人形了。”
我们没有在昆明停留，立刻换乘小型飞机，冒着低空的风险，直飞滇西前线的保山。
八月二日。保山。
这里是滇西的最后一道屏障。怒江（萨尔温江）对岸，就是日军第五十六师团的阵地。两军隔江对峙，空气中都弥漫着紧张的气息。
当我走进第十一集团军在保山城郊设立的临时野战医院时，那股浓烈的消毒水和草药混合的气味，夹杂着伤口腐烂的腥甜，几乎让我窒息。
然后，我看到了他们。
那两千六百个……“活人”。
他们不像军人，更像是一群从地狱里爬出来的幽魂。他们穿着褴褛的、已经看不出颜色的军装，许多人赤着脚，脚上布满了溃烂的伤口。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患有严重的疟疾（打摆子），在四十度的酷暑中，他们却在床上裹着毯子，全身剧烈地颤抖。他们的脸颊深陷，颧骨高耸，眼睛里燃烧着一种非人的、混杂着恐惧、麻木和狂热的火焰。
他们就是戴安澜将军麾下，第二百师的残部。
“将军……韩……韩次长来了……”一名医官颤声说道。
病房里，那些还在发抖、还在呻吟的士兵，仿佛被施了定身法，一瞬间都安静了下来。
随即，几十个还能动弹的士兵，挣扎着要爬下病床。
“不许动！”我大吼一声，声音因为情绪激动而破了音。
我快步走到一个最靠近门口的士兵床前。他太瘦了，军装空荡荡地挂在骨架上。他试图对我敬礼，但那只手，只抬到一半，就无力地垂下。
“弟兄们，”我环视着他们，泪水模糊了我的视视线，“我来晚了。我……韩夏……我对不住你们。”
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长官……长官不可……”
“我们……我们回家了……”
病房里，响起了一片压抑的、如同野兽悲鸣般的哭声。这些在野人山中，面对死亡和绝望都未曾落泪的钢铁硬汉，在这一刻，彻底崩溃了。
“韩次长，”宋希濂把我拉到一边，他的声音同样哽咽，“带队回来的人，是第二百师第五九八团团长，高吉良（我虚构的人物，以戴师长麾下团长为原型）。他……他和其他几个没有染病的军官，正在……正在守护戴将军的灵柩。”
在一个临时搭建的灵堂里，我见到了高吉良。
他大概三十多岁，但看起来像五十岁。他的头发几乎全白了，脸上刻满了皱纹。但他站得笔直，像一杆标枪。他的军装虽然破旧，但风纪扣扣得一丝不苟。
在他身后，是一具简陋的棺木。棺木前，摆着一面弹痕累累、边缘破碎的军旗——第五军第二百师的军旗。
“第五军第二百师五九八团团长，高吉良，参见韩次长！”他用尽全身力气，吼出了这句话。
“高团长。”我走上前，扶住他的手臂。他的手臂，瘦得只剩下一层皮包着骨头。
“戴师长……就在这里。”高吉良指着棺木，他的嘴唇在颤抖，“五月二十六日，师长在茅邦（mogaung）指挥突围时，身负重伤……我们抬着他，一路向北……可……可还是没能……”
“他走的时候，”高吉良的泪水夺眶而出，“他抓着我的手说……吉良，弟兄们……要……要回国。就算我死了……尸骨……也要带回去。不能……不能留在异国他乡……”
“我们……我们做到了。”高吉良猛地跪下，捶打着地面，“韩次长！我们师长……回家了！可……可我那九千多人的师啊……我那三千多人的团啊……就剩下这两千六百个……连人样都没了的弟兄啊！我对不起师长！我对不起国家啊！”
“不。”我一把将他从地上拽了起来，我的力量大得惊人。
“高吉良，你听着！”我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道，“你没有对不起任何人！你和你的弟兄，是第二百师的骄傲！是第五军的军魂！是全中国的英雄！”
“你们在缅甸打了最硬的仗！在同古（toungoo），你们一个师，顶住了日军一个精锐师团（第五十五师团）十几天！你们在野人山，没有粮食，没有药品，抬着师长的灵柩，用两个月的时间，爬过了连魔鬼都不敢去的地狱，爬回了祖国！”
“你们不是败军！”我指着那面军旗，“你们是凯旋的勇士！我韩夏，代表参谋本部，代表四万万同胞，在这里……”
我后退一步，立正，对着高吉良，对着他身后的灵柩，对着那两千六百名幸存的士兵，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向你们，致敬！”
八月五日。
我下令，将第二百师残部全部转移至昆明最好的医院。我从后勤总部，为他们特批了全中国都找不到的珍贵药品——磺胺和奎宁。
我亲自为戴安澜将军扶灵。
这个消息，通过电波，传遍了整个山城，传遍了整个中国。
缅甸战役的惨败，让国内的士气压抑到了极点。第五军的覆灭，更是蒙上了一层耻辱的阴影。但第二百师残部携师长灵柩归国，这个悲壮的故事，如同一剂强心针，瞬间点燃了所有人的悲愤和骄傲。
他们是败了，但他们没有垮。
在昆明，我召见了宋希濂和Y部队（即将在云南编练的，配合驻印军反攻的“远征军”）的高级将领。
“荫国兄，怒江对岸，就是日军第五十六师团。”我指着滇西的地图，神色冷峻，“他们以为我们被打怕了，打垮了。他们错了。”
“第二百师的归来，就是我们的反攻序曲。你告诉弟兄们，把阵地给我守死了。从今天起，滇西，将是我们反攻缅甸的出发阵地。Y部队的整训，必须加快！”
“可是韩次长，”宋希濂面露难色，“美国人……史迪威将军那边……他要求的训练方式和指挥权……”
“我知道。”我打断了他，七月在山城与史迪威联络官的争吵，犹在耳边。
“史迪威在兰姆伽（Ramgarh）怎么折腾孙立人（x Force），我暂时管不着。但在云南，在中国的土地上，Y Force，必须由我们自己指挥。美国人可以当教官，可以当顾问，但指挥权，寸土不让！”
“那驼峰航线……”
“驼峰航线的物资，史迪威和陈纳德那两个美国人，自己还在狗咬狗。我们不能指望他们。我七月下的命令，‘大生产’运动，Y部队要第一个执行！我们自己种地，自己养猪，自己复装子弹！我们要在怒江东岸，靠自己，练出一支能打硬仗的部队！”
“是！”宋希濂的腰杆挺直了。
八月八日。
我飞回山城。迎接我的，是两个消息。一个来自太平洋，一个来自美国驻华使馆。
八月七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在所罗门群岛的瓜达尔卡纳尔岛和图拉吉岛，成功登陆。
太平洋战争，正式转入了盟军的战略反攻阶段。
我看着地图上那个毫不起眼的小岛，心中百感交集。中途岛是“转折”，瓜岛，就是“反击”。
“日本人……你们的海军，要去填这个无底洞了。”我喃喃自语，“你们在中国，还能嚣张多久？”
然而，第二个消息，就没那么令人愉快了。
“将军，”陈平递给我一份备忘录，“美国驻华武官处转交，史迪威将军的……最后通牒。”
“最后通牒？”我拿起备忘录，冷笑一声。
史迪威在信中，用他那惯常的、毫不客气的“醋性”语言，激烈地抨击了我在云南的讲话（他显然在Y部队安插了联络官）。他威胁说，如果我方不将Y部队的全部指挥权和训练权交给他，他将立刻向华盛顿报告，认为我方“毫无合作诚意”，并建议停止对Y部队的一切物资援助。
“他还在威胁我。”我把备忘录扔在桌上。
“将军，这……”陈平很紧张，“驼峰航线……Y部队的整编……如果美国人真的……”
“他不敢。”我平静地打断了他，“至少现在不敢。”
“为什么？”
“因为瓜达尔卡纳尔。”我指着太平洋地图，“美国人刚刚在瓜岛下了血本。他们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中国拖住日本的陆军主力。史迪威如果在这个时候，因为指挥权问题，和我彻底闹翻，导致中国战区崩溃……这个责任，他负不起。”
“史迪威是个军人，不是个政客。他太急躁了。”我摇了摇头，“但他那个在空中的同僚，可比他精明多了。”
我话音刚落，陈平又递上另一份文件。
“将军，陈纳德将军的……‘捷报’。”
八月十日。
陈纳德的驻华特遣队（cAtF），在七月底的“胜利”后，再次发动了攻势。
“……我cAtF部队，于八月七日，再次空袭汉口日军基地。八月九日，猛烈轰炸广州、香港之日军码头与仓库。日军损失惨重，我军……仅轻微受损。”陈纳德在报告中夸耀道。
“轻微受损？”我哼了一声。我收到的情报是，他至少有三架b-25和五架p-40被日军高炮和“零”式击落。
“这个老牛仔，在用我和史迪威的矛盾，为他自己捞取政治资本。”
我很清楚陈纳德的算盘。他越是“胜利”，就越能向华盛顿证明他的“空军制胜论”是对的。他就能从史迪威手里，抢走更多可怜的驼峰航线运力。
“将军，我们怎么回复？”
“祝贺他。”我靠在椅背上，“热烈地祝贺他。告诉他，他的英勇行为，极大地震慑了日寇。同时，提醒他，日军驻山西运城的机场，最近活动频繁，对我第一战区的威胁很大。问他，能不能‘顺便’去一趟？”
运城，那是日军深入中国北方的核心空军基地。陈纳德如果敢去，势必会遭到日军航空兵的疯狂反扑。我这是在“捧杀”他，也是在试探他，看他到底是真的只顾自己作秀，还是愿意为中国战场的地面部队分担一点压力。
八月十五日。
浙赣战场的报告，依旧让人触目惊心。
顾祝同（第三战区）发来电报，我下令建立的“军事隔离带”起作用了。疫情没有向外扩散。但是，被封锁的区域，如衢州、丽水、玉山等地，已经变成了真正的“无人区”。
“……我部防疫部队，于八月十日进入衢州城郊一处封锁村落。全村四百余口，无一生还。村内水井……飘满尸体。防疫兵进入后，必须全身喷洒石灰水，所有房屋，一律焚毁……”
“……日军撤退时，遗留了大量带菌物品。我军民误触、误食者，不计其数。据不完全统计，仅此两月，我浙赣两省，因敌军细菌战而死伤之军民，恐……恐在二十万之上……”
二十万。
我捏着电报的手，青筋暴起。
阿南惟几，泽田茂，石井四郎……
我把这些名字，一个一个，刻在了心里。
“韩次长，”顾祝同在电报的末尾写道，“我第三战区、第九战区薛岳部，已遵照您的‘主动消耗’战略，对日军占领的铁路线、公路，展开了全面的‘麻雀战’。”
“……我军化整为零，以连、排为单位，日夜袭扰。今日炸桥，明日埋雷。日军虽占领铁路，但自六月撤退以来，浙赣线……未曾有一日全线通车。敌军之补给，只能依靠重兵护送，成本高昂，疲于奔命。”
这算是一个坏消息中的好消息。我的战略起作用了。浙赣，已经变成了日军第十一军和第十三军一个流血不止的伤口。他们赢了战役，却输掉了战略。
八月二十日。
北方的局势，开始恶化。
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okamura Yasuji）。这个名字，在我这个平行宇宙，同样代表着“恐怖”。
“将军，”陈平递来的报告，来自第一战区和冀察战区，“冈村宁次……自八月中旬起，在华北平原，发动了新一轮的‘治安强化运动’。”
“‘治安强化’？”我知道这个词汇的真正含义。
“是的。他吸取了之前的教训，不再盲目地大兵团扫荡。”陈平的脸色很差，“他……他在推行‘铁丝网、封锁沟、碉堡群’战术。他要把我们的游击区，一块一块地割裂开，然后……然后用‘清乡’和‘并屯’，把我们的军队和百姓彻底分开。这……这就是‘三光政策’（Sanko Sakusen）的精细化。”
我走到华北地图前。冈村宁次，这个对手，比阿南惟几那种莽夫要难对付得多。
“他这是在学曾国藩的‘结硬寨、打呆仗’。”我冷冷地说，“他要用时间和空间，把我们的抵抗力量，活活饿死、困死在那些‘格子’里。”
“第一战区的汤恩伯（时任副长官），他在干什么？”我问。
“汤长官……他……他的主力龟缩在河南西部山区。对日军的‘清乡’，他……他只是……象征性地派出小股部队袭扰。他似乎……在保存实力。”
“混账！”我一拍桌子，“国难当头，他还在算计自己的小九九！告诉汤恩伯，我不管他用什么办法，一个月内，他必须在豫东，给我搞出一次旅级规模的进攻，打掉日军至少三个据点！否则，他的军饷和弹药，一颗子弹、一分钱都别想拿到！”
“是！”
我心中充满了无力感。华北，那里是敌后抗战的主战场。冈村宁次的毒计，正在那里肆虐。而我，却被浙赣的瘟疫、印缅的整训、美国的内斗，死死地拖在了南方。我无法给予华北的军民，任何实质性的援助。
我只能相信他们，相信他们能像野草一样，烧不尽，吹又生。
八月二十四日。
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到了苏联。
斯大林格勒。
八月二十三日，德国第六集团军的先头部队，在冯·保卢斯的指挥下，突入了斯大林格勒的北部市区，抵达了伏尔加河西岸。同日，德国空军第四航空队，对斯大林格勒，发动了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饱和式轰炸。
“将军……这是美联社的消息……”陈平的声音干涩，“斯大林格勒……被夷为平地。城内……伤亡……无法估量。”
我站在世界地图前，久久不语。
我知道，决战开始了。
如果斯大林格勒失守，德军将切断伏尔加河，控制高加索的石油。苏联，这个庞然大物，将有崩溃的危险。
一旦苏联崩溃，德国将腾出手来。而日本，在“南进”受挫（中途岛、瓜岛）后，极有可能掉头“北进”，与德国夹击苏联。
到那时，中国，将独自面对一个征服了欧亚大陆的法西斯轴心。
“将军，”陈平担忧地看着我，“我们……我们的命运，现在是不是……掌握在俄国人手里了？”
“不。”我转过身，目光坚定，“我们的命运，一部分在俄国人手里，一部分在美国人手里。但最大的一部分，在我们自己手里。”
我指着地图上的中国。
“只要我们在中国战场，多拖住一个日本师团，斯大林格勒的压力就小一分。只要我们在瓜岛，多牵制一艘日本军舰，我们在中国的压力也小一分。”
“这场战争，从今天起，不再有‘中国战区’、‘太平洋战区’、‘东线战区’之分。它只有一个名字——世界大战。”
“我们，身在局中。每一个人，都是棋子，也都是……执棋者。”
八月三十一日。深夜。
这个月的最后一天。
我处理完了所有的文件。
印度的兰姆伽，史迪威和孙立人、廖耀湘还在为训练方式和指挥权吵吵闹闹，但第一批m3坦克和105榴弹炮，已经开始实弹射击。x Force正在脱胎换骨。
云南的Y部队，在我的强硬态度下，宋希濂顶住了史迪威的压力，开始了一边开荒，一边整训的“自强”之路。第二百师的残部，成了Y部队的“灵魂教导队”。
浙赣的瘟疫，终于被控制住了。但那片土地，满目疮痍。
华北，冈村宁次的“囚笼”正在缓慢而坚定地合拢。
太平洋，瓜达尔卡纳尔岛，已经变成了“血肉磨坊”。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亨德森机场，正在日夜承受着日本海军的炮击和陆军的“万岁冲锋”。
苏联，斯大林格勒的巷战，在城市的废墟中，逐屋、逐街地展开。
一切，似乎都陷入了一种血腥的、焦灼的平衡。
“将军，”陈平推门而入，打破了我的沉思。他的脸上，带着一种极度的困惑和凝重。
“又怎么了？”
“一份……一份来自东京的，最高级别密电。我们的情报网……拼死截获并破译的。”
他将电报放在我的桌上。
“日本大本营，在八月三十日，召开御前会议。他们……他们通过了一项新的作战计划。”
我的心一紧。
“他们……鉴于太平洋战局（瓜岛）和中国战局（浙赣受挫）的僵持，认为必须……必须在1943年春季，发动一场决定性的攻势，彻底解决‘中国事件’。”
我拿起电报。
“该作战……代号，‘五号作战’（operation Go-Go \/ 五号作戦）。”
“作战目标……”陈平咽了口唾沫，“……夺取四川盆地，攻占……攻占山城（重庆）。”
我看着电报，许久，笑了。
“他们……终于要来了。”我走到窗边，看着山城沉睡的灯火。
“将军，您……您在笑？”陈平不敢相信。
“我为什么不笑？”我转过身，眼中闪烁着冰冷的火焰，“我苦心经营，在浙赣，在缅甸，在华北，打了这么久。不就是为了逼他们，把最后的赌注，押在这张桌子上吗？”
“他们要来攻打我这易守难攻的山城，他们要走那地狱一般的三峡。”
“陈平，传我的命令。”
“是！”
“召集所有战区长官部参谋长，九月五日，来山城开会。会议代号……”
我想了想。
“……‘天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