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军事学院的梧桐树叶绿得发亮，1914年的夏天来得比往年更早，空气里弥漫着躁动不安的气息。李宇轩穿着笔挺的学员制服，站在毕业典礼的队列里，看着校长将毕业证书和一枚“优秀学员”徽章别在他胸前，耳边是此起彼伏的欢呼和礼炮声。
六年时光，像指间的沙，悄然流逝。从最初连德语术语都记不全的愣头青，到如今能独立完成师团级战术推演的毕业生，他在这所严谨到近乎刻板的军校里，褪去了少年的青涩，眉宇间多了几分军人的沉稳。
“恭喜你，李。”战术教官拍着他的肩膀，眼神里带着欣慰，也藏着一丝复杂，“你终于毕业了。对于你们国家的处境，我深表同情。”
李宇轩知道他指的是什么。这几年，国内的消息断断续续传来：清廷的统治摇摇欲坠，各地起义此起彼伏，黄兴在广州发动起义，七十二烈士血染黄花岗，消息传到柏林，留学生会馆里哭倒了一片。
“没关系，老师。”他握紧了手中的毕业证书，语气平静却坚定，“我回去，正是为了改变这一切。”
教官叹了口气，从口袋里掏出一本烫金封面的笔记本，递给李宇轩：“这是我当年在总参谋部的战术笔记，或许对你有用。罢了罢了，用你们的口头语说，祝你前程似锦吧！”
笔记本沉甸甸的，带着油墨和皮革的混合气味。李宇轩接过，郑重地敬了个标准的德国军礼：“谢谢您，老师。这份恩情，我记在心里。”
“快去吧。”教官挥了挥手，指向远处的码头方向，“回到你们祖国的船，再有一个小时就要开了。”
李宇轩最后看了一眼这座承载了他六年青春的校园——训练场的草坪上，新生们正在进行队列训练，口号声整齐划一。图书馆的窗户里，还亮着熟悉的灯光；甚至连咖啡馆里那架老旧的钢琴，似乎都在弹奏着他听了无数遍的曲子。
他转身，大步走向码头。行李箱滚轮在石板路上发出清脆的声响，像在为这段异国求学的岁月，敲下最后的句点。
码头上人声鼎沸，蒸汽轮船“普鲁士号”静静地泊在岸边，黑色的烟囱里冒出滚滚浓烟，在湛蓝的天空上拖出长长的尾巴。来自各国的留学生和商人挤满了跳板，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不同的神情——期待，不舍，或是对未知的忐忑。
“李宇轩！”一个熟悉的声音喊住了他。
他回头，见是古德里安，穿着一身笔挺的上尉制服，身边还站着隆美尔，后者已经晋升为中尉，眼神依旧锐利如鹰。
“你们怎么来了？”李宇轩又惊又喜。
“来送送你这个‘战术鬼才’啊。”古德里安笑着递给他一个铁皮盒子，“里面是德古里安的战术心得的。
隆美尔则塞给他一把精致的军用匕首：“这是我在军事演习时缴获的，锋利得很，回去路上防身用。”
李宇轩看着这两位德国朋友，心里涌上一股暖流。在德国的这些年，他们既是竞争对手，也是惺惺相惜的朋友。一起在沙盘前争论到深夜，一起在酒馆里为了“骑兵是否会被淘汰”吵得面红耳赤，一起在听到国内起义的消息时，默默喝着闷酒。
“谢谢你们。”他把盒子和匕首小心翼翼地放进包里，“将来如果有机会，欢迎来华夏看看。”
“会的。”古德里安点头，“等打完这场仗——如果真的会打的话。”
李宇轩心里一动。最近欧洲的局势越来越紧张，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剑拔弩张，报纸上天天都是“战争一触即发”的新闻。他隐约记得，1914年的夏天，萨拉热窝的一声枪响，会点燃整个欧洲的战火。
“你们多保重。”他没多说什么，有些事，说了他们也不会信。
汽笛长鸣，催促着乘客登船。李宇轩和他们拥抱告别，转身踏上跳板。
站在甲板上，他回头望去，古德里安和隆美尔还站在码头挥手，身影越来越小，最终缩成两个模糊的黑点。岸边的柏林城渐渐远去，教堂的尖顶，工厂的烟囱，军校的钟楼，都消失在地平线的尽头。
海风拂面，带着咸湿的气息。李宇轩靠在栏杆上，打开教官送的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战术心得，还有几处用红笔标注的“对华夏战场的建议”——比如在多山地区如何部署炮兵，如何利用民房构建防御阵地，字里行间都是细致的考量。
他又想起蒋锐元。算算时间，对方应该早就从日本回国了，不知道此刻在哪个部队任职，有没有参与到武昌的起义中去，也没给他来个信。
“校长啊校长，等我回来，可别让我失望。”李宇轩喃喃自语，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轮船驶入北海，朝着东方航行。沿途经过许多国家的港口，每到一处，都能看到街头巷尾的征兵海报和荷枪实弹的士兵。战争的阴云，已经笼罩在欧洲大陆的上空。
李宇轩站在甲板上，望着茫茫大海，心里思绪万千。六年的德国求学，他不仅学到了先进的军事知识，更亲眼见识了一个工业强国的崛起与野心。而他也在这里有了自己的第一次恋爱，以及这个世界上自己的第一个骨肉。而他的祖国，正处在新旧交替的剧痛中，前路是光明还是黑暗，谁也说不清。
但他知道，自己不能再像前世那样，做个旁观者。从穿越到溪口的那天起，从进入新式学堂的那天起，从踏上德国土地的那天起，他的命运，就已经和这个国家紧紧绑在了一起。
他摸了摸口袋里蒋锐元的照片，又看了看古德里安送的战术心得，忽然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
轮船的汽笛再次长鸣，惊起一群海鸟。李宇轩抬起头，望向东方的海平面——那里，是他的祖国，是他将要为之奋斗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