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的清晨，没有挖掘机的轰鸣，也没有争吵的喧嚣，一种近乎诡异的宁静笼罩着这栋伤痕累累的老楼。
这是社工小唐策划的“换位体验日”，一个听上去有些书生气，却可能是最后希望的尝试。
按照安排，第一组体验者，是六楼的独居老人赵爷爷。
当王强和另一个年轻志愿者，用一把特制的软布座椅，小心翼翼地将瘦骨嶙峋的赵爷爷从六楼抬下来时，整个楼道里没有一户人家开门探望，但陈景明能感觉到，每一扇紧闭的猫眼后，都有一双复杂的眼睛。
赵爷爷被稳稳地安放在孙桂芳家的客厅里，那张专门为小宇准备的护理床旁。
这是七年来，除了医生和护工，第一个坐在这里的“外人”。
孙桂芳端着手臂，像一尊警惕的雕像，站在卧室门口，浑身的肌肉都是紧绷的。
她盯着赵爷爷，眼神里满是戒备，仿佛他是什么会携带病毒的污染源。
赵爷爷常年独居，耳朵有些背，人也因为衰老而显得迟钝。
他局促地坐在小板凳上，浑浊的眼睛茫然地打量着这个陌生的房间。
他的目光最终落在了墙上，那里贴着一排照片，记录了小宇从一个襁褓中粉雕玉琢的婴儿，到一个虎头虎脑的顽童，再到如今，一个只能无知无觉躺在床上的少年。
照片的序列，在七年前戛然而止。
老人看了很久，久到空气都开始凝固。
然后，他颤巍巍地探出身，枯树枝般的手伸向小宇躺着的护理床，轻轻地、试探性地摸了摸床垫的边缘。
“这……这孩子，他冷不冷？”赵爷爷的声音又轻又哑，带着老年人特有的含混，“我……我家有条老毡子，厚实，不钻风。”
一瞬间，孙桂芳感觉自己被一道看不见的闪电劈中了。
七年了。
整整七年。
来来往往的亲戚，说着“你要坚强”“会好起来的”；楼上楼下的邻居，要么绕道而行，要么投来同情的、猎奇的目光。
只有她和丈夫，日复一日地讨论着体温、脉搏、压疮和痰。
从来没有人问过，孩子怎么样。
不是问他的病，而是问他这个人。
问他，冷不冷。
孙桂芳的身体猛地一颤，那身坚硬的铠甲，就在这句轻飘飘的问话里，裂开了一道缝。
她下意识地转身走进厨房，倒了一杯温水，快步走出来，想递给老人。
可她的手在半空中猛地停住了。
杯子已经递出去了，水面因她手臂的僵硬而微微晃动。
她想缩回来，想维持自己“一楼受害者”的姿态，可赵爷爷已经抬起双手，小心翼翼地接了过去。
那双布满老年斑和褶皱的手，捧着杯子，像捧着一件稀世珍宝。
孙桂芳看着那双手，狼狈地别过头，眼圈毫无征兆地红了。
下午，轮到孙桂芳上六楼体验。
王强他们已经提前把赵爷爷送了回去。
她独自一人，一步一步，攀爬着这仿佛没有尽头的楼梯。
这是她七年来，第一次爬到六楼。
每上一层，她都能感觉到心脏的负担在加重，呼吸变得急促，双腿像灌了铅。
推开赵爷爷家虚掩的门，一股浓重的、混杂着药味和老人独有气息的味道扑面而来。
她愣在门口。
这间狭小的屋子里，几乎所有触手可及的地方，都加装了扶手。
墙壁上，床沿边，甚至马桶两侧。
地板上铺着防滑垫，桌上堆满了大大小小的药瓶，上面用马克笔标注着“饭后”“睡前”。
冰箱门上，用一块小磁铁压着一张微微泛黄的纸条，上面的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但依旧清晰可辨：“若长时间未应门或昏迷，请帮忙拨打120，联系人张医生，号码xxxx……”
孙桂芳的心脏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攥紧了。
她走过去，蹲下身，鬼使神差地伸手检查卫生间里的扶手是否牢固。
当指尖触碰到那冰凉的不锈钢管时，一个被她刻意遗忘的画面猛地撞进脑海——
七年前的那个下午，小宇第一次癫痫大发作，四肢剧烈抽搐。
她和丈夫拼命想按住他，却无济于事。
混乱中，小宇失控的手指在墙上划出几道深深的血痕。
原来疼痛和恐惧，真的会长出形状。
一种是看得见的扶手，另一种，是看不见的抓痕。
从六楼下来，孙桂芳的脚步虚浮得像是踩在棉花上。
一楼的大厅，不知何时被陈景明布置成了一个“无声展厅”。
他没有用ppt，没有用音响，只是将几十张A4纸挂在墙上，那是他这两天收集来的，楼里住户们手写的卡片。
灯光被调得有些昏暗，人们沉默地走着，看着。
“我六十二了，心脏搭了两个支架，最怕一个人死在厕所里，两天都没人发现。”——五楼，李师傅。
“儿子在部队保家卫国，我不能在这儿给他拖后腿。可我这腿，真走不动了。”——四楼，刘阿姨。
“我怕半夜听不见他喊我。他有哮喘。”——三楼，阿珍。
“我不想让孩子在同学面前，叫我一个连楼都下不去的废物爸爸。”——二楼，老吴。
一张张卡片，一句句简短的话语，像一把把没有刀柄的利刃，插在每个人的心口上。
陈景明站在人群的角落，悄然启动了他的“能力”。
他没有去植入任何新的情绪，只是将空间里本就存在的，那种名为【害怕失去】的标签，层层放大，让它共振。
一瞬间，空气仿佛变得粘稠而沉重。
昏暗的灯光在人们头顶忽明忽暗地闪烁，那些平日里被生活琐碎掩盖的、最原始的恐惧，如同火焰般跳动着，灼烧着每个人的神经。
陈景明甚至能“看”到，孙桂芳头顶那个【害怕希望彻底破灭】的标签，正以前所未有的亮度剧烈闪烁。
突然，孙桂芳像被什么东西刺痛了，猛地冲向站在设计图前的设计师小陆。
她一把抓住小陆手里那张画着“高精度震动预警系统”的图纸，声音因为激动而发颤：“这个……这个震动器，能……能调弱一点吗？它的警报声，我不想他……不想吓着他……”
所有人都愣住了。
这是她第一次，没有说“不装”，而是问“怎么装”。
小陆也有些错愕，他看着眼前这个满脸泪痕、情绪激动的女人，然后郑重地点了点头。
他从口袋里拿出纸笔，想写字，又觉得太慢。
于是，他放下笔，用那双画出无数精密图纸的手，慢慢地、一字一顿地打出手语：
“可以。我也怕，吵醒我妈妈。”
社工小唐看到这一幕，悄悄退出了人群。
他找到独自坐在楼梯口的老吴，低声说了几句。
老吴抬起头，布满血丝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亮光。
第二天，一张新的通知贴在了楼道口。
老吴主动提出，从下周起，每周二下午两点到五点，他家的书房将作为“喘息空间”对外开放，供需要临时看护病人、但自己又要出门办事的家属，有一个短暂休息、交接的地方。
他把书房收拾得干干净净，还从床底下搬出了一箱珍藏多年的亲子读本。
然而，第一个周二，没有人来。第二个周二，依旧空无一人。
直到第三个周二的下午，孙桂芳办完事路过二楼，发现老吴家的门虚掩着。
她迟疑了一下，悄悄从门缝看进去。
老吴正戴着老花镜，坐在书桌前，翻着一本彩色的图画书。
他没有在看图，而是在书页的空白处，用一支笔，一笔一划，极其认真地写着什么。
孙桂芳的目光凝固了。
她看见老吴写下了一行行稚嫩的句子，那是他幻想中，小宇某一天或许能学会说的话：
“妈妈，我想喝水。”
“爸爸，灯亮了。”
“奶奶，抱。”
她站在门口，看着那个佝偻的、孤独的背影，在为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奇迹，做着最虔诚的演练。
眼泪终于决堤，大颗大颗地砸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却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又过了几天，最终的施工方案需要全体业主签字公示。
那天傍晚，社工小唐在整理文件时，发现了一份匿名的补充建议书。
建议书的字迹娟秀而用力，详细列举了三条补充意见：在电梯轿厢和楼道转角处，增设夜间感应照明灯；为电梯门加装更灵敏的儿童防夹手装置；将电梯内的紧急呼叫按钮，与每户的紧急联系人手机进行联动。
小唐一眼就认出，那是孙桂芳的字迹。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
孙桂芳独自一人，又一次爬上了天台。
她没有再去看那张泛黄的麦田照片，只是扶着冰冷的栏杆，俯瞰着脚下这座流光溢彩、永不停歇的城市。
“我不是不让装……”她对着无边的夜色喃喃自语，声音轻得仿佛随时会被风吹散，“我只是怕……怕装好了，有了电梯，他就更离不开了，一辈子都离不开这张床了。”
楼下，传来一阵清脆的“叮当”锤声。
那是工人们在进行最后的加固作业。
声音一下，一下，规律而执着，像是在回应她的恐惧，又像是在宣告一种不容置疑的前进。
陈景明处理完手头的最后一份文件，也走上了天台。
连日的奔波与精神的高度紧张，让他疲惫到了极点。
他看着孙桂芳的背影，想说些什么，却最终只是沉默。
他揉了揉酸胀的眼睛，再次望向远处陆家嘴璀璨的灯火。
忽然，他觉得有些不对劲。
他用力眨了眨眼，试图将那片壮丽的城市天际线重新聚焦，但视野里的万家灯火，却像是被打翻的颜料盘，开始模糊、融化，慢悠悠地旋转、游离，仿佛隔着一层荡漾的水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