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康的宫殿依旧巍峨，但殿宇间弥漫的气息已截然不同。战争的硝烟逐渐散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百废待兴的忙碌与一种权力更迭后特有的、谨慎的期待。苻坚并未沉醉于胜利的喜悦，他深知，征服之后的管理与重建，其挑战丝毫不亚于一场大战。
苻坚深谙“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对于新附的江东之地，他采取了刚柔并济的策略。
一方面，他接连下达了一系列怀柔诏令：
减免赋税：宣布减免江东各州郡本年度及下一年度的三成赋税，让饱受战乱和盘剥的百姓得以喘息。
赈济灾荒：命令苻朗开仓放粮，赈济因战争而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的难民，并组织医官防治瘟疫。
聘任贤才：下诏广纳江东才俊，无论出身士族寒门，只要有真才实学，皆可至建康或当地州郡官府自荐，经考核后量才录用。此举极大地安抚了江东士人阶层，缓解了他们的抵触情绪。
另一方面，他也展现了铁腕手段，进行震慑与整肃：
严惩趁乱不法：针对一些趁战乱时期啸聚山林、打家劫舍的匪寇，以及借机欺压百姓的豪强恶吏，下令各地驻军与新任官吏联合进行严厉清剿和镇压，迅速恢复社会秩序。
整顿军纪：严令韩延、雷恶地等将领，严格约束部下，严禁抢掠百姓、侵夺民宅。违令者，无论官职高低，一律军法处置。数名违纪的秦军士卒被公开处决，有效遏制了胜利者的骄横之气。
“绣衣”监控：影狼的机构并未因战事结束而放松，反而更加隐秘地活跃起来，监控地方舆论，搜集豪强大族的动向，防止任何潜在的叛乱苗头。
这一系列组合拳，迅速稳定了江东的局势，使得政权过渡平稳进行。
体制革新
苻坚的现代思维在制度建设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他并不满足于简单的军事管制和人员替换，而是着手进行更深层次的体制建设。
强化郡县制：进一步削弱东晋时期门阀士族过于强大的地方影响力，加强中央集权。明确州郡长官由中央任命，并且严格执行任期制和考绩法，干练清廉者升迁，无能贪腐者罢黜。
推行均田令试点：他深知土地问题是社会稳定的根基。虽未全面推开，但他选择在江东受战争破坏最严重、土地荒芜最多的几个郡，试点推行类似北魏的“均田令”，将无主荒地分配给流民和贫苦农民耕种，使其安居乐业，成为国家稳定的纳税和兵源基础。这对于恢复生产、争取底层民心起到了巨大作用。
改进科举雏形：虽然完整的科举制度尚未形成，但苻坚进一步扩大和完善了之前选拔人才的策试制度，注重考察实务能力，而非单纯的经学文章或门第高低，为寒门子弟开辟了更多的上升通道。
这些政策并非一蹴而就，但其方向和思路已经明确，旨在建立一个更高效、更公平、中央集权程度更高的官僚体系，以巩固统治。
南疆方略
对于未臣服的闽越和南越地区，苻坚保持了极大的战略耐心。他拒绝了将领们“一鼓作气，南下扫平”的请战，而是坚持其“剿抚并用，以抚为主”的策略。
他增派了更多的使者团队，携带大量的丝绸、铜钱、食盐等贵重物品，深入岭南，会见各部族酋长、渠帅，正式册封他们为秦的刺史、太守等官职，承认其在一定范围内的自治权，但要求他们名义上臣服，并允许朝廷派遣少量官员（最初可能是监军或文化使者）进入。
同时，他命令屯驻在边界的那支偏师，不是消极驻守，而是动用部分军力，协助当地修建道路、兴修水利。这一手极其高明，既展示了中原王朝的先进技术和组织能力，也是一种变相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军事通道准备，还能惠及当地百姓，收买人心，潜移默化地增强影响力。
“通往广州的路，要用丝绸和锄头去铺，而不仅仅是刀剑。”苻坚对苻朗如此说道。他着眼于长远的治理和融合，而非短暂的军事征服。
对于西蜀和凉州，苻坚则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西蜀：他继续让张蚝、杨盛在荆州保持高压态势，进行军事演习，摆出随时可能西进的姿态，持续给谯纵政权施加巨大的心理压力。同时，“绣衣”对蜀中的渗透和分化工作进一步加强，大量的谣言和策反信被送入成都，宣称“苻坚下一个目标就是蜀中”，加剧其内部的不安与猜忌。苻坚的目的很明确：以压促变，最好能使其内部生乱，不战自溃。
后凉：对吕光，则相对缓和。他派遣了正式的使团前往姑臧，携带礼物和国书，言语客气，仿佛只是正常的邻邦交往，并未提及称臣之事。但在暗中，他命令加强陇西一带的防务，并鼓励与凉州的民间贸易，通过经济和文化手段，慢慢侵蚀吕光的统治根基。这是典型的长期博弈策略。
站在建康宫的高处，眺望着逐渐恢复生机的城市和远方浩渺的江河，苻坚的心中勾勒着一幅更大的蓝图。
平定东南，只是他统一大业的关键一步。接下来，整合内部资源，彻底消化胜利果实，然后西图巴蜀，定凉州，才能真正混一宇内。
他的目光甚至投向了更遥远的未来：打通并维护海上丝绸之路，让广州成为帝国通向世界的南大门；彻底解决北方柔然等游牧民族的边患；建立一个真正长治久安、繁荣昌盛的庞大帝国……
道路依然漫长，挑战依旧众多。但此刻的苻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自信和坚定。他现代的知识与帝王的权力相结合，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塑造着这个时代的命运。
帝国的巨轮，在经历了南方战役的洗礼后，调整了航向，加足了动力，正朝着那最终的目标，平稳而有力地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