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仆寺究竟还有无用处？朱由检心中并无答案。然而每年近百万两的固定开支，外加数额巨大的购马专项款，肯定是打了水漂了。
早在崇祯三年，他曾一时兴起，派王承恩前往京师附近的太仆寺直属养马场巡察。那座号称专司育种驯养的官办马场，理应是骏马成群、草场丰茂的景象。然而三日后回宫复命的王承恩，却带回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实情：偌大的马场里仅有三匹老瘦病马，而领俸的官吏差役名册上竟列着三百余人。光是品级不同的监正就有二十多位，平日不见人影，唯领俸考绩时才现身。真正与马匹打交道的，唯有一个铡草的老军户。
三匹马，三百零七人——这荒唐至极的场面让朱由检既好气又好笑。但他深知，与驿站问题相同，这些机构牵扯着无数家庭的生计。若贸然裁撤，那些依靠微薄俸禄养家糊口的底层官吏将无以为生。因此，尽管明知太仆寺系统糜烂，朱由检仍不得不维持其运转，继续从国库拨发银两。
所幸的是，自崇祯九年以来，国库状况已大为改观。不仅实现了近百万元的岁末结余，更通过向欧洲国家贷款，获得了近千万两白银的资金注入。此时的崇祯皇帝，早已不是崇祯二年初来乍到时，面对七百万两赤字一筹莫展的困顿模样。
既然财政压力缓解，朱由检更不急于大刀阔斧地裁撤机构，而是决定采取渐进式的改革策略。他计划从北直隶开始试点，逐步整顿马政体系。
次日清晨，乾清宫内。
朱由检特地召见了孙传庭、卢象升，以及他们麾下的两位养马专家——杨廷凯和李牧。皇帝特意让两位将领退居次位，将问话的重点放在两位实际操持马政的专员身上。
杨廷凯率先陈述：“陛下，若要从头建立马政，首重选址。草场需择水草丰美之处，地势要平坦开阔，附近要有活水源。每百匹马至少需配五名经验丰富的马夫，这些人不仅要懂得喂养、梳洗、遛马等日常照料，更要能识别马匹的常见病症。”
李牧接着补充：“种马挑选更是重中之重。臣观此次引进的欧罗巴马匹，虽体型高大，但未必完全适应北直隶的水土。当务之急是挑选其中体格强健、适应性强的作为种马，与本地蒙古马进行杂交改良。如此经过三代选育，方能得到既保留外来马种优势，又适应本地环境的优良战马。”
朱由检听得入神，不时颔首表示赞同。杨廷凯见状继续进言：“马政非一朝一夕之功。臣以为应当设立三年规划：首年夯实基础，建立马场、选拔人员、培育草场；次年扩大规模，进行系统配种；第三年方可初见成效。期间需建立详细的档案，记录每匹马的血统、生长状况和配种记录。”
“更重要的是，”李牧语气凝重地补充道，“必须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每个马场设立一名主管，直接向陛下负责。所有开支明细每月造册上报，马匹数量每季清点。如此方能避免重蹈太仆寺之覆辙。”
朱由检端坐御座之上，面上保持着威严的沉静，心中却早已迷雾重重。杨廷凯与李牧口中蹦出的一个个专业术语，于他而言犹如天书。杂交改良？既引进良种，为何不保持血统纯正？三年育种？战事迫在眉睫，何来三年光阴徐徐图之？五人管一匹马？这岂不是比太仆寺那三百人管三马还要靡费？
朱由检始终秉持着一个难得的优点：绝不妄加干预专业性极强的技术领域。自崇祯二年以来，他便确立了朕给钱粮，臣办实务的治理模式，这已成为他理政的首选之道。
此刻，尽管对马政的具体细节一知半解，他依然表现得成竹在胸，微微颔首道：既然二位深谙马政之道，那便依你们所议。他稍作停顿，提高声调：杨廷凯、李牧听旨。
二人应声跪地，屏息以待。
特授二位参将之职，专司马政事宜。所需钱粮可经由建斗、伯雅转呈。若他二人不在，准你们直奏御前。
这番旨意，着实让杨廷凯与李牧浑身一震，几乎难以置信。参将乃是正三品实职武官，这意味着他们从此跻身高级将领之列，更获得了专折奏事的特权。最令人震撼的是，陛下竟将关乎国本的马政大权全权相托，还特许钱粮事宜可直达天听。
浩荡皇恩与千钧重担同时压下，让这两位原本地位不高的技术官员激动得面色潮红，眼眶湿润。他们伏地的身躯微微颤抖，并非出于畏惧，而是源于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激动与惶恐。
杨廷凯将额头紧贴地板，声音哽咽：臣……杨廷凯叩谢天恩！陛下以国士相待，臣必以性命相报！马政若不得成，臣无颜立于天地之间，甘受军法处置！
一旁的李牧更是激动难抑，重重叩首后抬头，额前已见微红：陛下！臣李牧本是一介鄙野之人，唯懂相马饲马之术，竟蒙陛下如此信任！臣此生别无他念，唯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若负圣恩，天地不容！
望着杨廷凯与李牧二人激动得难以自持、几乎是热泪盈眶地退出了暖阁，朱由检终于按捺不住积压了近八年的困惑。他转向侍立一旁的孙传庭和卢象升，这两位如今已是肱骨之臣的兵部侍郎，带着几分真心实意的不解问道：“朕每次擢升臣子，无论是你们二位当年，还是今日的杨、李二人，受封者无不是情难自已，乃至感激涕零。朕……实难理解。升迁授职，不过是量才而用，各尽其责罢了，何至于如此……激动？你二人久历官场，可知这其中原委？”
孙传庭与卢象升闻言，相视一眼，皆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复杂难言的情绪。卢象升性格更为刚直，他深吸一口气，率先开口：“陛下……您可知，在寻常年月，一个如杨廷凯、李牧这般出身微末、乏人引荐的技艺之官，纵有经天纬地之才，一生的前程，肉眼亦可望尽？能得一举人功名，外放一县佐贰官，便已是祖坟冒青青烟。终其一生，能熬到六、七品致仕，便是侥天之幸，足以光耀门楣。”
孙传庭接过话头，语气更为恳切：“陛下，非是臣子们易于激动。实是……陛下所赐之恩，太过厚重。参将，正三品武职，位比巡抚，已是镇守一方的大员。此等职位，在太平岁月，非进士出身、有阁老尚书举荐、历经二三十年官场沉浮而屹立不倒者，绝难企及。而陛下却因他们一技之长，便简拔于微末，授以重权，许以专奏之权，托付国朝大计……此等知遇，岂是寻常‘升迁’二字可以涵盖？”
卢象升重重颔首，补充道：“陛下，此非一官半职之喜，而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的生死相托！陛下以赤诚之心待臣下，臣下便唯有以满腔热血、乃至身家性命相报。这眼泪……非为官位，实为陛下这份亘古罕有的信任与知遇啊！”
朱由检听着两位心腹重臣这发自肺腑、甚至带着些许颤音的解释，怔在了原地。他忽然意识到，自己来自现代“职场”的观念——升职加薪是能力应得的回报——与这个时代“君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的价值观之间，存在着何等巨大的鸿沟。他给的不仅仅是一个职位和俸禄，更是一种打破阶级、超越常规的绝对信任和至高荣誉，这在这个极其看重出身、资历和等级的时代，是足以让人赴汤蹈火、肝脑涂地的莫大恩典。
马政之事既已安排妥当，朱由检便知此事急不得，需待三五年方能初见成效。眼下更让他挂怀的，是远在四川的巡抚倪元璐。
去年蜀王朱至澍悍然叛乱，据传倪元璐在贼廷之上对其痛斥怒骂，凛然不屈。许是朱至澍为标榜仁德，或是意图收拢人心，竟未对这位硬骨头的巡抚痛下杀手。这位崇祯八年被他亲手擢拔的四川巡抚，总算有惊无险地熬过了这场劫难。
然而，据孙传庭所说，倪元璐虽侥幸生还，身体却明显大不如前，显然在叛军手中吃了不少苦头。朱由检闻讯甚是忧虑，亲笔修书一封，以朝廷自有休沐之制为由，恳切希望他能暂返京师调养身体——毕竟，这偌大的朝廷，官员尚有假期可休，唯独他这位皇帝没有。
不料倪元璐回信却言辞铿锵，自称“吃嘛嘛香，身体倍棒”，坚称蜀地百废待兴，正当戮力之时，断无离职休养之理。朱由检哪里肯信这番“报喜不报忧”的套话？他索性调派了憨直的马祥麟前去探视。谁知这莽撞小子视察归来，竟也回报：“倪军门看着精神头足得很，一顿能吃三大碗饭，确实不像有恙的样子。”
而且，马祥麟在信中话锋一转，竟兴致勃勃地禀报起自己的婚事来。对象自然是那位巾帼不让须眉的沈云英。听说正是在此前营救他被朱至澍设计擒拿的老娘秦良玉时，二人并肩作战，生死与共。秦老将军脱险后，对这位智勇双全的沈姑娘喜爱非常，当即亲自向她的父亲、夔州卫指挥使沈至绪提亲。这莽汉在信末乐呵呵地写道，婚期就定在下月，还惦记着要给他这个皇帝寄些四川土特产，竟直接问陛下喜欢吃啥。
朱由检读完这封前半段禀公务、后半段拉家常，颇有些牛头不对马嘴的奏报，真是哭笑不得。他都能想象出马祥麟写这信时那副挠着头、咧着嘴的憨直模样。他笑着摇了摇头，放下奏本，略一思忖，便提笔写下了一道不同寻常的圣旨。
他并未直接赏赐金银珠宝，而是取来明黄卷轴，凝神提笔，写到：“着擢夔州卫检事沈云英为四川卫都督检事，锡之诰命。” 这一擢升不仅褒奖其救难之功，更为这对沙场眷侣送上了一份独一无二的新婚贺礼。
随后，他又取过一张素笺，写下一封给马祥麟的私信。信中先是温言祝贺，嘱他成家后当更为稳重，务必珍视眼前人，好好对待沈姑娘。笔锋一转，语气略带警示：“闺阁之事，朕本不当过问。然云英乃朕亲擢之将，若尔敢有负于她，或生事端闹至御前……朕定不轻饶，届时莫怪朕让你去南海卫所钓一辈子鱼！”
大清，盛京。
自打被郑芝龙结结实实在脑后勺上闷了一棍，皇太极可谓痛彻心扉，颜面扫地。他把自己关在宫里憋了几天，最终咬牙切齿地得出一个结论：此仇不报非君子！他皇太极，必须拥有一支强大的水师，一支足以碾压大明、一雪前耻的舰队！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骨感到硌牙。摆在面前的问题，一个比一个致命。
首先，船从何来？满洲铁骑纵横陆地无敌手，可造船技术？几乎为零。能造几条在辽河上飘着的小舢板就算不错了，想要打造能与朱由检那种装备西洋火炮的巨舰相抗衡的战船，简直是天方夜谭。
但这还不是最要命的。更让皇太极感到绝望的是——人！他环视满朝文武，目光从阿济格、豪格、多尔衮、阿巴泰等一众剽悍的贝勒王爷脸上扫过，这些人在陆地上是万人敌，可一提到海，个个面露茫然。再看向范文程、宁完我、鲍承先、高鸿中、马光远等汉臣谋士，这些人或许熟读兵书，精通韬略，可那也是陆地上的仗，对于如何排兵布阵于波涛之上，如何利用风向水流，如何操作火炮于颠簸甲板……他们同样一窍不通。
船，可以想办法买，可以抢，甚至可以耗巨资慢慢仿造。可这能统帅水师、精通海战的人才，却不是一朝一夕能变出来的。这就好比想做饭，不仅没米下锅，连锅和会做饭的人都没有！这不是八字还没一撇，这是连写字的笔和纸都不知道在哪儿！
皇太极望着殿下这群陆上的猛虎和谋狐，第一次生出一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深深无力感。这水师之梦，第一步就卡死在了最根本的人才问题上，让他空有满腔怒火，却不知该向何处发泄。
在认清自家麾下确实无一员将领懂得如何在海上征战之后，他不得不将目光投向海外，再次与那些逐利而来的荷兰人坐在了谈判桌前。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代表们显然早已摸清了这位大清皇帝的迫切需求，他们的条件开得毫不含糊，甚至可称得上苛刻：他们愿意提供经验丰富的海军指挥官、熟练的水手，但要求获得一个可供其舰队自由进出、并拥有高度自治权租界期为九十九年的永久性港口。
这等于是要在大清的国土上划出一块“国中之国”！若是往常，以皇太极的骄傲，断然无法容忍如此侵犯主权的条款。但此刻，复仇的渴望与对水师的极度渴求压倒了一切。他阴沉着脸，强压下心中的怒火，几乎是咬着牙从齿缝里挤出一个“可”字。
然而，皇太极绝非任人拿捏的冤大头。他早已通过范文程等汉臣，细细打探过朱由检在天津的布局，深知那个由英国人承建、规模惊人的造船厂对打造海军意味着什么。
就在荷兰代表们脸上刚露出计谋得逞的微笑时，皇太极的声音再次响起，提出了他的反制条件：“自治权，朕可以给。但尔等需在朕指定的地点，为朕建造两座——不，至少两座！与天津明廷规模相当的大型造船厂！工匠、技术，一应俱全，朕要的是能自造战舰的能力，而非永远仰赖尔等鼻息！”
这一手反将一军，让谈判桌上的气氛瞬间逆转。皇太极用港口和自治权作为筹码，真正要换取的是奠定大清未来海上力量的工业根基。他不是在买鱼，而是在索要渔具和学钓鱼的本事。这场谈判，瞬间从单纯的雇佣关系，变成了一场关于未来海洋霸权根基的交易。
皇太极这步棋，走得可谓是心惊肉跳。他何尝不知，与荷兰人这番交易，近乎于饮鸩止渴？想想南边的朱由检，不过是许了英格兰人五年的关税优惠，便换来了天津那座日益庞大的造船厂（其实不止）。而自己呢？竟被逼得要割让出一块拥有自治权的土地。若被那朱由检小儿知晓，恐怕能笑掉大牙，并变着法子来狠狠膈应自己。
一想到日后可能要面对朱由检那副“看吧果然蛮夷不懂治理”的嘲讽嘴脸，皇太极就感到一阵胸闷气短。谈判时强撑着的镇定与决绝，在荷兰代表离去后迅速消散，取而代之的是强烈的懊悔与不安。
协议虽已达成，但那“国中之国”的条款像一根毒刺，深深扎在他的心头。使他坐立难安，最终独自一人悄悄踱入书房，屏退了所有侍从。在昏黄的灯火下，他提起御笔，铺开一张特制的绢帛，神色无比凝重，几乎是以一种忏悔和弥补的心情，一字一句地写下：“朕今为水师之计，暂借夷力，然开港授自治之权，实非得已，乃朕之过也。此例绝不可开，后患无穷！特谕：凡我大清之土，绝不容许洋人裂土自治，立国中之国。此非仅朕之意，更列为祖制家法！后世爱新觉罗子孙，须谨记此训，万世不得违背！若有违者，非朕子孙，天地共殛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