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住在这里。我叫李老蔫，左边胳膊留在了朝鲜的长津湖。右边腿不大利索，是早年冻伤落下的根儿。这院里的人，都这样，身上或多或少缺了部件，带着战争的印记。我们像一堆被用旧了、磨损了的零件，堆在这个安静的院子里，等着最后那刻的到来。
直到张大山住进来。
张大山是顶晚来的一个。他缺的不是胳膊腿，是半个肺管子，还有浑身上下数不清的弹片疤痕。喘气儿总带着风箱似的呼哧声，脸色蜡黄，眼珠子却亮得吓人，像两簇没熄灭的火炭。他是正经的抗战老兵，从白山黑水里跟小鬼子周旋出来的，后来也跨过了鸭绿江。他寡言，但偶尔开口，嗓门沙哑却带着一股子不容置疑的权威。他住进了走廊尽头那间最僻静的房间。
院里日子长，磨得人心里长草。我们唯一的乐趣，就是晚饭后，聚在院里那棵老槐树下，听张大山断断续续讲那些过去的事。他讲零下四十度潜伏，战友冻成了冰雕，还保持着射击的姿势；讲用刺刀挑开鬼子铁丝网时，那股子铁锈和血腥混合的味儿；讲弹尽粮绝时，啃树皮，吃棉絮；讲一个叫“小山东”的战友，如何用身体替他挡了那颗本该要他命的子弹。
“小山东那龟孙，”张大山每次提到他，浑浊的眼睛里都会有点水光，“棋臭得要命，还总缠着老子下，输了就骂娘，嗓门比炮还响。”
他描述那些战友的音容笑貌，鲜活得像就在我们眼前。王麻子如何一边吹牛一边搓脚丫子的泥，赵铁嘴如何能把缴获的日本罐头吃出满汉全席的架势……这些名字，连同他们的事迹，成了我们灰色晚年里一抹悲壮的亮色。
张大山是在一个秋雨连绵的夜里没的。走得很安静，就像他平时一样。护工收拾了他的房间，小小的遗物，几件旧军装，一些勋章，还有一副磨得发亮的木头象棋。
怪事，就发生在他头七过后。
最先发现的是睡在张大山隔壁的王瘸子。他半夜起来撒尿，迷迷糊糊听到隔壁有动静。起初以为是耗子，可那声音越来越清晰——是棋子落在木板上的“啪嗒”声，清脆，有力。间或夹杂着几句模糊的笑骂。
“狗日的小山东，又偷老子马！”
“放你娘的罗圈屁！老子是凭本事吃的！”
那声音，那语调……王瘸子一个激灵，尿意全无，贴着墙壁细听，浑身汗毛都立起来了。那不是张大山和小山东的声音吗？他连滚带爬地敲开了我的门，脸色煞白，嘴唇哆嗦着：“老李……听见没……大山……大山他屋里……闹……闹鬼了！”
消息像寒风一样，瞬间吹遍了荣军院每个角落。恐惧像无形的网，罩了下来。那几天，夜里走廊尽头的房间，成了绝对的禁区。有人提议报告上级，有人偷偷去找了院领导。领导带着人来看过，屋里空空如也，只有张大山那张旧木板床和一张破桌子。领导皱皱眉，说了句“要破除封建迷信”，就走了。
可声音依旧夜夜响起。
不只是下棋声了。有时是几个人的哄笑，吵吵把火，像是在争论什么战利品；有时是低沉的哼唱，是那首几乎每个老兵都会的《游击队歌》，“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声音沙哑，跑调，却带着一种撼人心魄的力量；有时甚至能闻到一股若有若无的，当年劣质烟草的呛人味儿，还有……炖马肉的香气？那是张大山故事里，他们最奢侈的一次胜利聚餐。
恐惧，在日复一日的聆听中，慢慢变了味道。
我们不再急着天黑就锁门蒙头。反而，当那熟悉的声音再次从走廊尽头飘来时，我们会互相看看，然后，不知是谁先带的头，我们这些老家伙，拄着拐的，坐着轮椅的，互相搀扶着，悄没声地聚到了那扇紧闭的房门外。
谁也不说话。就那么站着，或靠着墙，静静地听。
屋里，像是另一个世界，一个时间凝固的世界。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在笑骂声中一次次出现。那些只在张大山口中听过的战斗细节，在争论中被反复提及。他们仿佛不是鬼魂，而是一群累了、暂时歇歇脚的老兄弟，在另一个空间里，继续着他们未曾散尽的聚会。
王瘸子不再害怕了，他有一次甚至喃喃低语：“是连长……连长的声音，他骂人还是这个调调……”他眼里含着泪，嘴角却在笑。
我靠在冰凉的墙壁上，心里翻江倒海。我想起长津湖那个雪夜，跟我挤在一个雪窝子里的四川兵小陈，他临死前把半块冻硬了的土豆塞给我，说：“班副……你活着回去……替我看看……咱新中国……啥样了……”他的声音，和屋里的声音重叠在一起。我忽然觉得，屋里不是鬼，屋外才是。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被困在残破的躯体和漫长的和平岁月里，才是真正的孤魂野鬼。而屋里那些声音，是他们不肯散去的英魂，是跨越了生死界限的团聚。
我们在这里，听着他们，仿佛我们也回到了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和那些早已逝去的战友们在一起。这是一种诡异的慰藉，一种超越了生死恐惧的温暖。战友情，原来可以浓到这种地步，连死亡都无法将其切断。
院领导后来还是知道了我们夜聚的事，严肃地找我们谈过话，说这是“唯心主义”，“影响不好”，甚至暗示再这样下去，可能要采取“措施”。那段时间，“气功热”“特异功能”盛行，但这种“聚众听鬼”，无疑是触碰了另一个层面的禁忌。
我们表面应承着，但夜晚来临，那熟悉的声音响起时，我们还是忍不住聚过去。只是更小心了，像地下工作者。这种隐秘，反而给这夜间的聚会，增添了一种悲壮感。
直到那年除夕夜。
雪下得很大，院里白茫茫一片。远处的城市传来零星的鞭炮声，衬得荣军院更加寂静。我们都聚在活动室看模糊的春晚，心里却都惦记着走廊那头。
果然，当午夜的钟声快要敲响时，那屋里又热闹了起来。这次，声音格外清晰，格外响亮。不只是下棋笑骂，还有划拳行令的声音，碗筷碰撞的声音，甚至有人用筷子敲着碗边，唱起了粗犷的祝酒歌。
我们互相对视一眼，心照不宣。我拄着拐杖，王瘸子跟着，还有瞎了眼的刘老哥被他扶着，我们十几个人，像一支沉默的队伍，再次来到了那扇门前。
歌声，笑骂声，棋子声，就在一门之隔。
屋外，大雪落寞，岁月无声。屋内，生死重逢，热闹非凡。
刘老哥瞎了的眼睛里流下两行泪，他对着门，轻声说：“兄弟们……过年好……”
屋里静了一瞬。
然后，传来一个清晰的，带着笑意的，我们都熟悉的，张大山那沙哑的声音：
“外头的兄弟们……也……过年好！”
紧接着，是几个声音混杂在一起的，同样带着笑意的问候：“过年好！”
那一刻，我们所有人都愣住了，随即，泪水肆无忌惮地涌出。没有恐惧，只有一种巨大的、难以言喻的悲恸和温暖交织在一起，攥住了我们的心脏。
自那晚之后，走廊尽头的那间房，彻底安静了。
再也没有下棋声，没有笑骂声，没有歌声。它变得和荣军院其他空房间一样，沉寂，布满灰尘。
我们知道，他们是真的走了。或许是了却了最后的牵挂，知道我们这些活着的兄弟，过得还行，记得他们。又或许，只是团聚够了，该去下一个地方了。
后来，荣军院翻新，那间房子被改成了储物室。但每年除夕夜，我们这些还活着的老家伙，都会不约而同地到那条现在已经焕然一新的走廊上站一会儿。谁也不提当年的事，只是静静地站一会儿，仿佛在等待，又像是在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