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深秋，老交警赵大勇裹紧制服，搓了搓冻僵的手指，看了眼腕上那块磨得发白的上海表——临近午夜十一点，这是他在这条路上执勤的第十七个年头。岭上风急，吹得路边白桦林哗哗作响，像是无数冤魂在拍手。
对讲机突然炸响：“赵队，寒葱岭13公里处有事故，单车翻覆，司机被困。”
赵大勇发动引擎，警车沿着蜿蜒山路疾驰。这条路他太熟悉了，每一个弯道，每一处悬崖，都刻在他脑子里。寒葱岭13公里处，那是整个路段最邪门的地方，几乎年年出事，当地人叫它“鬼招手”。
事故现场比想象的更惨。一辆黑色桑塔纳四轮朝天躺在沟里，车身扭曲得像被巨手捏过的易拉罐。赵大勇和同事撬开车门，浓烈的酒气混着血腥味扑面而来。司机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满头是血，尚有呼吸。
“醒醒，同志！”赵大勇拍打着司机的脸。
司机眼皮颤动，嘴唇翕动：“红、红色的车…突然就出来了…躲不开…”
“什么红色的车？”
“老、老解放…没开车灯…直接冲我来了…”司机声音越来越弱，“我往右打方向…它就、就消失了…”
赵大勇脊背一阵发凉。老解放卡车？那车型都快成古董了。
救护车赶到时，司机已完全昏迷。抬上担架前，赵大勇从他脖颈上摘下一个褪色的护身符，上面绣着“平安”二字，边角被血染红了。
回到队里，赵大勇调取事发路段的监控录像。凌晨三点十七分，桑塔纳独自驶入画面，突然像被什么无形的东西撞击般失控翻滚。全程，前后五分钟内，整条路上没有第二辆车。
“又是单车事故，司机产生幻觉了吧。”年轻同事打着哈欠说。
赵大勇没说话，他反复观看那段录像，总觉得哪里不对劲。放大画面，桑塔纳失控前的瞬间，车头似乎有微弱的红光一闪而过。
他想起1999年的那个雨夜。
那时他还是个刚入职不久的交警，跟着师傅处理寒葱岭的一起重大事故。一辆满载木材的老式红色解放卡车，在13公里处撞断护栏冲下悬崖，司机张建军当场死亡。他们赶到时，只见崖底燃烧的残骸和散落一地的松木。
张建军的葬礼上，他五岁的儿子抱着父亲的遗照，不哭不闹，只是死死盯着每一个前来吊唁的人，那眼神赵大勇至今记得——不是悲伤，而是某种刻骨的质问。
赵大勇翻出积满灰尘的档案柜，找出1999年的事故卷宗。泛黄的照片上，红色卡车的残骸在崖底燃烧，像一座小小的火山。司机张建军的尸体严重烧伤，几乎无法辨认。
档案里夹着一份当年的调查报告：有目击者称，卡车失控前，似乎是为了避让什么。但具体避让什么，没人说得清。
第二天，赵大勇去医院探望伤者。司机叫李志强，已脱离生命危险，但精神状态很差。
“那不是幻觉，警官，我真的看见了！”李志强抓住赵大勇的手，指甲掐进他肉里，“那辆车红得发亮，开得飞快，直接冲我来了。我要是直着开，肯定撞上！”
“你看清司机了吗？”
李志强眼神恍惚：“驾驶室里…好像是空的。”
赵大勇把护身符还给李志强时，注意到他脖颈上还有一道细细的红绳，拉出来，是一枚陈旧的工作证——林业局运输队，照片上的人正是张建军。
“这是我爸。”李志强声音沙哑，“1999年，他就死在那段路上。别人都说他喝了酒，可我知道他没有。那天是我生日，他答应早点回来。”
赵大勇如遭雷击。原来李志强就是当年那个抱着遗照的小男孩。
“我当上司机后，总绕道走寒葱岭。我知道这不吉利，但总觉得…能离他近点。”李志强苦笑着，“没想到，真遇上了。”
赵大勇回到交警队，重新调取监控。这次，他扩大了时间范围，惊讶地发现，过去五年里，寒葱岭13公里处的13起单车事故中，有7起的司机都提到了“突然出现的红色卡车”。只不过之前的报告分散在不同年份，没人把它们联系起来。
他走访了附近村子的老人。八十岁的王大爷坐在炕头，抽着旱烟说：“那是凶车回魂。有些车啊，喝够了人血，就成了精。那辆红卡车，怨气太重，每年都要找替身。”
另一个老司机告诉他：“1999年出事的不是普通卡车，是林业局的运材车。听说张建军死的那天，车上拉的木材有问题——那是从老坟场砍来的树，做棺材用的。”
赵大勇不信这些鬼神之说，但直觉告诉他，这事还没完。
一周后的午夜，他又接到报警：寒葱岭13公里处，事故。
这次是一辆运送病人的救护车，为抢时间走了寒葱岭。车翻在同样的位置，病人死亡，司机重伤。抢救途中，司机短暂苏醒，喃喃道：“红色卡车…突然出现…”
赵大勇调取救护车的行车记录仪。画面在翻车前几秒受到强烈干扰，但在干扰前的最后一帧，赵大勇看到一道模糊的红影——确实是一辆老式解放卡车的轮廓。
队里决定成立专案组，赵大勇主动请缨。他们在13公里处增设了警示牌和测速仪，但事故仍在发生。每次都是单车事故，每次都有司机提到红色卡车，每次监控都拍不到那辆卡车的清晰影像。
赵大勇开始熬夜研究1999年的卷宗。在一个几乎被遗忘的附件里，他发现当年事故现场的照片中，有一张拍到了崖底远处——有一辆几乎与红色卡车一模一样的车辆，正驶离现场。
“当年可能有另一辆车。”赵大勇在专案组会议上说，“张建军也许是为了避让它才失控的。”
“十八年了，就算有，也找不到了。”队长摇头。
十一月初，李志强出院了。他找到赵大勇，说要再去一趟寒葱岭。
“我想知道真相。”李志强说，“为我爸，也为我自己。”
赵大勇本想拒绝，但看着李志强坚定的眼神，他同意了。
午夜时分，两人站在13公里处。寒风呼啸，月光惨白。李志强在父亲坠崖的地方放下了一束花。
“我爸是个好人，”李志强说，“他从不喝酒开车，那天是我生日，他答应带我进城买蛋糕。”
赵大勇突然想起什么：“当年的尸检报告说，张建军血液里有酒精。”
“他们搞错了，”李志强声音平静，“我爸对酒精过敏，一滴都不能沾。”
就在这时，远处传来引擎轰鸣。两人同时转头，看见一辆红色的老解放卡车正从弯道处疾驰而来——没有开车灯，驾驶室里空无一人。
卡车直冲他们而来，赵大勇本能地把李志强往后拉。但在最后一刻，卡车却诡异地转向，擦着他们冲过护栏，坠入悬崖——没有撞击声，没有坠落声，只有一片死寂。
赵大勇和李志强跑到崖边，用手电照下去——崖底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
第二天，赵大勇申请重新调查1999年的事故。在林业局的老档案室里，他发现了一份被遗忘的记录：1999年11月3日，也就是张建军出事那天，林业局有两辆红色解放卡车执行运输任务。一辆由张建军驾驶，坠崖焚毁；另一辆由副局长的小舅子驾驶，当晚返回，车辆严重受损，不久后被报废处理。
赵大勇找到当年的副局长，如今已退休在家的老人。在赵大勇出示证据后，老人终于坦白：那天晚上，他小舅子酒后驾驶另一辆红色卡车，在弯道处逆行，导致张建军紧急避让而坠崖。他们隐瞒了真相，伪造了记录。
“那辆车呢？”赵大勇问。
“报废了，拆解了。”老人说，“但听说，拆车厂老板偷偷把它修好，卖到了外地。”
赵大勇终于明白，所谓的“凶车”确实存在——那是一辆与张建军驾驶的卡车一模一样的车辆，仍在某条路上行驶。而寒葱岭上的“鬼车”，或许是枉死者不甘的冤魂，年复一年地重现着当年的悲剧；又或许是所有知情者内心罪疚的投射，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化作集体幻觉。
他没有把真相告诉李志强。有些时候，真相并不能带来解脱。
2008年冬末，赵大勇即将退休。他最后一次巡逻寒葱岭，在13公里处停车。夕阳西下，整条路被染成血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