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见（七）
数据库上线两年后，陈欣坐在北京一家茶馆里，对面是一位银发如雪的老先生。
“陈小姐，你的研究改变了我对很多事情的看法。”老先生轻轻搅动茶杯，他是国内某顶尖智库的创始人，今天专程约见这位二十八岁的年轻学者。
陈欣礼貌微笑：“张老言重了，我只是整理了一些被忽略的材料。”
“不，你做的远比整理更多。”张老目光锐利，“你在重建一种正在消失的思考传统——把具体的技术问题和宏观的价值问题连接起来的传统。这在当下的中国尤其珍贵。”
茶馆窗外，长安街车流如织。这是陈欣受邀参与的“技术伦理与国家未来”专家咨询会间隙，张老提出的私人交流。
“我看了你爷爷笔记中关于1990年代技术引进的思考，”张老继续说，“还有你和德国汉斯先生的跨时空对话。我在想，有没有可能把这种思考方式系统化，形成一个...‘远见工具箱’？”
“工具箱？”
“是的。一套方法、问题清单、思考框架，帮助今天的工程师、政策制定者、企业家，在面对技术选择时，不仅仅考虑效率和利润，还要考虑更长远的影响。”张老身体前倾，“你知道，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技术爆炸的时代——人工智能、基因编辑、量子计算...每一个选择都可能改变人类的未来。但我们的决策机制，很多时候还停留在‘会不会赚钱’‘能不能领先’的层面。”
陈欣心中一动。这正是她近来在思考的问题。数据库虽然引起了广泛关注，但更多是被当作历史资料或教学案例。如何让这种思考方式真正影响当下的决策？
“我有一个不情之请，”张老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文件，“我们智库正在组建一个特别小组，研究新技术的社会影响评估框架。我想邀请你担任首席青年顾问。”
陈欣翻开文件，首页的课题名称让她屏住了呼吸：《面向2049：技术选择的中国心法》。
“2049年...”
“是的，建国一百周年。”张老点头，“那不仅是时间节点，更是一种责任——我们要把什么样的中国交给那个时代？这不仅取决于我们今天发明了什么技术，更取决于我们以什么方式思考技术的使用。”
离开茶馆时，天色已晚。陈欣走在秋日的北京街头，脑海中回响着张老的话：“你爷爷那一代人，用双手建造了这个国家的物质基础。你们这一代人的任务，是用思考建造这个国家的精神基础。”
她拨通了家里的电话。接电话的是母亲李静。
“妈，我可能需要在北京多待一段时间。”
“为了工作？”
“为了...某种责任。”
电话那头沉默片刻，传来李静温和的声音：“做你觉得该做的事。你爷爷会为你骄傲的。”
特别小组的第一次会议在颐和园附近的一处安静院落举行。与会者二十余人，有院士、企业家、政策研究者，还有像陈欣这样的年轻学者。最年长的七十八岁，最年轻的除了陈欣，还有一位二十五岁的人工智能伦理研究员。
会议开场，张老没有直接谈技术，而是让每个人分享一个“改变人生的选择故事”。
轮到陈欣时，她讲述了七年前的那个夏夜——爷爷如何坚持让她父亲做选择，以及这个选择如何影响了她整个家族的走向。
“我后来明白，”她说，“爷爷当时考虑的不仅是女儿的幸福，更是一个家族需要什么样的价值观来面对不确定的未来。这种把具体选择放在更大时间维度中审视的能力，可能就是‘远见’的核心。”
一位企业家若有所思：“这让我想起公司上市前的一个关键决策——是追求短期股价，还是坚持长期研发投入。我们选择了后者，头两年股价低迷，但五年后我们的核心技术优势爆发了。”
人工智能伦理研究员——一个叫林薇的女孩——分享的则是个人经历：“我本科学生物，硕士转AI伦理，因为我发现技术跑得太快，但关于‘应该怎么用’的思考跟不上。这个选择让我失去了很多高薪机会，但我认为值得。”
第一天的会议结束时，一个共识逐渐形成：在新技术的洪流中，中国需要的不仅是一流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更需要一流的“技术思考者”——那些能在技术可能性与社会需要之间、短期利益与长期价值之间、中国现实与人类共同未来之间建立连接的人。
陈欣的任务是主导“远见工具箱”的开发。她决定不从零开始，而是回到爷爷的笔记中寻找灵感。
夜深人静，她在酒店房间里重新翻阅那些已经烂熟于心的记录。忽然，她注意到一个贯穿始终的模式——爷爷在面对任何问题时，似乎都在问三个层次的问题：
第一层：这个问题本身是什么？（技术事实）
第二层：这个问题会影响谁？（人的维度）
第三层：这个问题的解决会导向什么样的未来？（时间维度）
她迅速把这个发现记录下来，并开始在笔记中寻找例证：
1972年修纺织机：第一层（齿轮磨损参数），第二层（停机影响工人计件工资），第三层（长期磨损原因及预防措施）。
1995年考虑女儿婚事：第一层（对方收入二十万），第二层（对方性格是否踏实可靠），第三层（这样的伴侣会带来什么样的家庭生活、影响子孙后代）。
2016年回答孙女关于老桥的问题：第一层（桥梁结构状况），第二层（桥上居民的生活依赖），第三层（桥梁作为社区记忆载体的长期价值）。
这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而是一个普通中国工人用一生实践的三问法。陈欣激动地意识到，这可能就是“远见工具箱”最朴素也最有力的核心。
她连夜起草了一份框架草案，第二天带到会议上。
“我把这个叫作‘远见三问’，”陈欣在白板上写下三个问题，“面对任何重要选择时——无论是技术路线、商业决策还是个人生活——都可以问：第一，事实是什么？第二，这会影响到哪些人？第三，这个选择会导向什么样的未来？”
会场安静了几秒，然后一位院士率先鼓掌：“妙！大道至简！这比那些复杂的伦理框架更容易传播和应用。”
但质疑也随之而来。一位政策研究者皱眉：“在真实世界中，决策往往时间紧迫、信息不全，哪有时间问这么多问题？”
陈欣早有准备：“正是因为时间紧迫，才更需要一个简单有效的思考框架。‘远见三问’可以在几分钟内完成，它的价值不是提供完美答案，是避免完全忽略第二层和第三层的问题。”
林薇举手支持：“在AI领域尤其如此。很多伦理灾难不是因为技术问题，是因为设计时只问了第一问——‘能不能做到’，没问‘应不应该做’以及‘做了会怎样’。”
经过三天的激烈讨论，小组决定以“远见三问”为基础，开发一套包括案例库、工作坊、评估工具在内的完整体系。陈欣负责案例库建设，她要找到中国各行各业中体现“远见思维”的真实故事。
调研工作把她带到了全国各地。在贵州山区，她拜访了爷爷笔记中提到的老工友的儿子——一位坚守偏远水电站三十年的工程师；在深圳，她采访了最早一批意识到“科技向善”重要性的企业家；在西北农村，她记录了一位农技员如何用二十年时间推广既增产又环保的种植方式...
每个故事都不同，但都隐约闪烁着“远见三问”的光芒：看见事实，看见人，看见时间。
案例收集到第六个月时，陈欣遇到了一个特别的采访对象——张浩。
通过辗转联系，她在一家咖啡馆见到了这位母亲曾经差点嫁的人。五十二岁的张浩已经两鬓斑白，眼神里有种挥之不去的疲惫。
“你想采访我？”张浩苦笑，“我这个失败者有什么好说的。”
“我想听您的真实经历，”陈欣真诚地说，“成功和失败都是思考的素材。”
或许是陈欣身上有李静的影子，或许是多年的压抑需要倾诉，张浩打开了话匣子。他讲述了自己的五次创业——每一次都踩准了风口，每一次都因为急于求成、忽视团队、轻视风险而失败。
“你爷爷当年看我看得很准，”张浩看着窗外的车流，“他说我‘脚跟扎不稳土’。那时我不服，现在我懂了——我只看见了机会，没看见责任；只看见了现在，没看见明天。”
陈欣静静地记录着。
“最让我后悔的不是生意失败，”张浩声音低了下去，“是错过了成为一个好丈夫、好父亲的可能。我两任妻子离开时都说同样的话：跟你在一起，永远在为不确定的未来提心吊胆。”
采访结束时，张浩突然问：“你爷爷...晚年幸福吗？”
“很幸福。”陈欣轻声回答，“走得很安详，知道自己留下了什么。”
张浩点点头，眼中泛起泪光：“那就好...那就好...”
离开咖啡馆，陈欣心情复杂。她把这次采访整理成一个特殊的案例——《当远见缺席：五次创业失败的反思》，隐去了真实姓名，但保留了所有关键思考。
这个案例后来成为“远见工具箱”中最有冲击力的部分之一。一位参加过工作坊的年轻创业者留言：“看到这个案例，我暂停了一个已经筹备三个月的项目。因为我发现自己和案例中的主人公太像了——只看见了风口，没看见风险；只想到了自己，没想到团队和家人。”
案例库建设的同时，林薇带领的团队开发了一款名为“远见透镜”的简单App。用户可以在做出重要决策前，用几分钟回答三组问题，App会生成一份简易的影响评估报告。
最初这只是内部工具，但一位参与测试的企业家在自己的公司推广后，意外发现它帮助避免了一个潜在危机——公司计划推出一款基于用户数据的个性化推荐系统，在“远见透镜”的引导下，团队提前考虑了数据隐私、算法偏见等风险，调整了设计方案。
“这个简单的工具，可能让我们避免了一场未来的公关灾难。”那位企业家在反馈中写道。
项目进行到第二年春天，“远见工具箱”已经有了雏形：一个核心框架（远见三问）、一个包含近百个真实案例的数据库、一个简易评估工具、一套工作坊课程。
张老决定做一个大胆尝试：在国家级的科技发展规划研讨会上，引入“远见工具箱”作为辅助思考工具。
会议前一天晚上，陈欣失眠了。她走到酒店天台，北京的夜空难得清澈，几颗星星隐约可见。
手机振动，是母亲的信息：“明天加油。你爷爷看着呢。”
陈欣抬头望向星空，忽然想起爷爷笔记中的一段话，那是他退休那年写的：“我这辈子没做成什么大事，但每次修好机器，教好徒弟，帮到别人，都觉得踏实。也许真正的远见，就是把每个当下的选择，都当作留给未来的礼物。”
是的，礼物。陈欣想。爷爷留下的笔记是礼物，父亲留下的踏实是礼物，现在她正在参与建造的“远见工具箱”，也将成为一份给未来的礼物。
第二天的会议，陈欣作为最年轻的发言者，讲述了“远见三问”的来历——从一个普通中国工人的笔记，到跨代传承，再到当下的应用探索。
“远见不是少数天才的特权，”她最后说，“它是每个普通人都可以培养的思考习惯。在这个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我们最需要的可能不是更快的芯片、更智能的算法，而是更深的思考、更广的关怀、更长的时间视野。因为技术决定我们能走多快，但只有思考决定我们能走多远、走多稳。”
掌声持续了很久。会议结束时，一位参与国家人工智能战略制定的领导找到陈欣：“你们的工作很有价值。我们需要在技术狂奔的时代，建立一些‘思考的减速带’。”
减速带。陈欣喜欢这个比喻——不是阻止前进，而是提醒人们：在加速之前，先想清楚方向。
项目获得了进一步支持，将扩展到更多领域。离开北京前，陈欣再次见到张老。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老人问。
“我想回上海，把‘远见工具箱’应用到社区更新项目中。”陈欣已经有了新计划，“爷爷的老街区正在进行新一轮改造，我想在那里建立一个‘远见实验室’，让居民、设计师、工程师一起用‘远见三问’思考改造方案。”
张老赞许地点头：“从社区开始，很好。远见不是高高在上的理论，它应该生长在日常生活中。”
回上海的高铁上，陈欣整理着这次北京之行的收获。列车飞驰，窗外的风景快速后退，她却想起了爷爷笔记中的一句话：“真正的速度不是前进得多快，是知道为什么前进。”
七年前，她以为远见是选择一个年薪十万而非二十万的丈夫。七年后她明白，远见是一种思考方式，一种责任意识，一种连接过去与未来的能力。
而这份能力，正在从一个人的笔记，变成一个家庭的传承，再变成一个可能影响更多人的工具。这条路还很长，但陈欣知道方向——不是走向某个确定的终点，而是走向更深的思考、更广的连接、更长的责任。
因为远见，最终不是看见未来，而是为未来负责。而这份责任，从爷爷的第一本笔记开始，正在通过她的手，传递给更广阔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