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在同一时间，千里之外的汉东省林城县，却是另一番景象。
县政府大院坐落在县城偏西的老城区。院门是那种老式的铁栅栏门，红漆早已斑驳脱落，露出底下暗红的铁锈。
门口一块白底黑字的木牌——“林城县人民政府”，字迹被经年的雨水和尘土侵蚀得有些模糊。院内几栋建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苏式楼房，灰扑扑的水泥墙面，窗户上的绿色油漆也大多爆裂卷翘。
花坛里的冬青树蒙着一层厚厚的灰尘，顽强地绿着，却也显得无精打采。几辆半新不旧的桑塔纳、捷达和一辆沾满泥点的皮卡车随意停在空地上。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煤烟味和尘土气，混合着食堂飘来的、带着油腻感的饭菜香。
袁天背着那个陪伴了他整个学生时代的深蓝色双肩包，独自一人走进了这个大院。背包洗得有些发白，边角处甚至起了毛边，与他身上那件崭新的、略显板正的深色夹克形成微妙对比。
背包洗得有些发白，边角处甚至起了毛边，与他身上那件崭新的、略显板正的深色夹克形成微妙对比。他手里捏着几张盖着红章的报到材料，按照门卫大爷含糊的指点，穿过空旷的、地面坑洼不平的院子，走向挂着“组织部”牌子的那栋三层小楼。
走廊里光线昏暗，弥漫着一股陈年纸张和旧木头混合的、特有的“档案室”气味。墙壁下半截刷着暗绿色的油漆，上半截是更显陈旧的米黄色，不少地方墙皮已经剥落。他找到干部科的办公室，门虚掩着。敲了敲门，里面传来一个略带沙哑的声音：“进来。”
办公室里陈设简单，两张对拼的旧办公桌，靠墙一排铁皮文件柜。一个四十多岁、戴着黑框眼镜的男干部正伏案写着什么，头也没抬。
另一个年轻些的女干部，正拿着指甲锉低头修指甲，发出轻微的“嚓嚓”声。窗台上摆着几盆半死不活的绿萝，叶子蔫蔫地耷拉着。
“您好，我是袁天，来报到。”袁天的声音在略显沉闷的空气里响起。
修指甲的女干部抬起头，打量了他一眼，眼神里没什么特别的情绪，像看一件寻常物品：“哦，人才引进那个博士是吧？材料带齐了？”语气平淡，带着例行公事的腔调。
袁天把材料递过去。男干部这时才抬起头，接过材料，推了推眼镜，快速地翻看着。
他的目光在袁天的学历证书和博士学位证书上停留了几秒，镜片后的眼神掠过一丝难以言喻的东西，像是惊讶，又像是某种评估，但很快又恢复了公事公办的平静。
“嗯，手续都齐了。”男干部把材料放到一边，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个内线号码，“喂，李主任，新来的袁天同志到了，嗯，对，科技副县长……好，我这就带他过去。”放下电话，他站起身，对袁天说：“走吧，我带你去见李县长和李书记。”
穿过另一条同样昏暗的走廊，来到挂着“县长办公室”牌子的门前。男干部敲了敲门，里面传来一声沉稳的“请进”。
县长李卫国的办公室稍显宽敞，但也朴素。一张宽大的深棕色办公桌，上面堆满了文件和报纸。桌角放着一个插着几支塑料花的花瓶。靠墙是一排书柜，里面塞满了各种文件和书籍，显得有些杂乱。
墙上一幅本县地图，旁边挂着几面锦旗。李卫国看起来五十岁上下，头发梳得很整齐，但两鬓已见霜色。他穿着一件半旧的深色夹克，里面是洗得发白的衬衫。脸庞方正，皮肤黝黑粗糙，带着常年奔波在乡间的痕迹。
他的眼神锐利，透着一种基层干部特有的、对具体事务的精明和务实。他正拿着笔在一份文件上快速批阅，听到动静抬起头，目光如实质般落在袁天身上，带着审视的意味。
“李县长，这位就是袁天同志。”组织部干部介绍道。
李卫国放下笔，站起身，隔着宽大的办公桌向袁天伸出手。他的手宽厚有力，掌心粗糙，握手的力度适中，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掌控感。
“袁天同志，欢迎到林城来！”他的声音洪亮，带着本地口音，“我们林城啊，是个小地方，条件艰苦，不比你们大城市，更不比大学校园。听说你是搞高科技的博士？”他的目光在袁天年轻而略显书卷气的脸上停留，那审视的意味更浓了，仿佛在掂量一件华而不实的装饰品能否派上实际用场。
“嗯，来了就好。县里安排你担任科技副县长，主要分管农业、科技，还有招商引资这一块。担子不轻啊！基层情况复杂，跟书本上不一样，跟实验室更不一样。要多看，多学，多请教老同志，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
千万不能搞花架子，老百姓要的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话语简洁直接，没有多余的寒暄，每一句都像石头落地，砸在袁天心上。那“博士”、“高科技”的字眼在他口中说出来，似乎天然带着一层怀疑的隔膜。
“谢谢李县长，我一定尽快熟悉情况，努力工作。”袁天感受到对方话语和目光中的分量，认真地回答。
“好。”李卫国点点头，似乎对他的态度还算满意，但眼神里的审视并未完全褪去。他拿起桌上的电话：“小张，通知一下李书记那边，新来的袁天同志到了，我这边谈完了，请他过去一下。”
很快，袁天又被引到了隔壁的县委书记办公室。这里的氛围与县长办公室略有不同。空间更大一些，沙发是真皮的，虽然款式老旧。茶几上摆着一套功夫茶具，擦拭得锃亮。
墙上的装饰也更多，除了地图、锦旗，还有几幅装裱过的书法作品。县委书记李国涛看起来比李卫国年轻几岁，头发乌黑，梳得一丝不乱，穿着质地更好的深色西装，白衬衫的领口挺括。
他脸上带着一种更圆融、更善于调和的表情，笑容温和，眼神却同样深邃，仿佛能洞察人心深处的褶皱。
“袁天同志！欢迎欢迎！”李国涛热情地起身，绕过办公桌，主动伸出手，笑容满面，显得平易近人。他的手保养得更好些，握手也更显得热情洋溢。“哎呀，我们林城终于盼来了高材生！科技副县长，这个位置很重要啊！
县里未来的发展，特别是产业升级，就指望你们这些有知识、有眼界的年轻人来带动了！”他的话语充满了鼓励和期待，与李卫国的务实形成鲜明对比。
然而，当袁天谦逊地表示会努力学习时，李国涛话锋一转，笑容依旧，语气却多了几分语重心长：“袁天同志，有热情是好的。不过呢，基层工作啊，千头万绪，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
特别是我们林城，情况比较特殊，稳定是第一位的。你刚来，很多事情还不熟悉，要多观察，多思考，多向经验丰富的同志请教。步子要稳，要扎实。高科技是好东西，但也要看我们这里的水土服不服。
不能急，欲速则不达嘛！”他拍了拍袁天的肩膀，动作亲切，话语却像一层柔软的丝网，悄然罩下。那“稳定”、“水土服不服”、“欲速则不达”的字眼，清晰地传递出对新事物、新思路的谨慎甚至潜在的排斥。他口中的“高科技”，更像是一个需要小心轻放、避免打破现有平衡的易碎品。
“李书记的教诲我记住了，我一定会谨慎行事，多学习多请教。”袁天再次表态，心头却像压上了一块无形的石头。两位主官，一个直言务实透着怀疑，一个温和圆融却暗藏规训，共同指向的都是他身份的“特殊性”与基层现实的“复杂性”之间的鸿沟。
组织部干部把袁天带到了他的办公室。位于办公楼三层最西边的一个单间。推开门，一股陈年的灰尘和淡淡的霉味混合着劣质消毒水的气味扑面而来。
房间不大，靠窗一张旧式的深黄色木制办公桌，桌面油漆磨损严重，露出木头的本色，上面还留着几道深深的划痕和几个烫伤的烟疤。一把椅垫塌陷的旧藤椅。靠墙一个同样旧的文件柜，柜门有些歪斜。
墙角堆着几个看起来废弃的纸箱。唯一的窗户对着县政府大院的后墙和旁边一栋更破旧的居民楼，采光很差。窗玻璃上污渍斑斑，窗框的油漆早已剥落殆尽，木质腐朽发黑。窗台上积着厚厚的灰尘。
组织部干部递给他一把黄铜色的旧钥匙，钥匙柄上缠着一圈白色的胶布，上面用圆珠笔写着模糊的房号。“袁县长，条件简陋，您多担待。生活上有什么需要，可以找办公室张主任。”他称呼“袁县长”时，语气里听不出多少敬意，更像是一种程式化的称谓。说完，便转身离开了，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
门被轻轻带上，房间里只剩下袁天一个人。喧嚣和审视的目光暂时被隔绝在外。他走到窗边，试着推开那扇沉重的旧木窗，窗框发出刺耳的“嘎吱”声，震落下簌簌的灰尘。一股更浓烈的、混杂着煤烟、尘土和某种说不清的陈旧生活气息涌了进来。
窗外，是林城县城的缩影：低矮、外墙灰暗的居民楼，狭窄的街道上行人车辆稀疏，几辆三轮车慢悠悠地驶过。远处，几根工厂的大烟囱懒洋洋地吐着灰白色的烟。
整个景象笼罩在冬日午后的灰霾里，显得陈旧、缓慢、缺乏生气，与他熟悉的光鲜亮丽的大学校园、窗明几净的实验室，隔着无法丈量的距离。
袁天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那空气带着颗粒感，干冷而呛人，直冲肺腑。他扶着冰凉的窗框，目光投向这片陌生的、带着沉重质感的土地。
父亲袁泽在京城家中餐桌上那沉稳的话语，仿佛又在耳边响起：“最大的实验场和最难的问题，往往在象牙塔之外，在最基层的地方……路要自己走，摔倒了要自己爬起来。”
他关上了那扇吱呀作响的旧窗，将窗外灰蒙蒙的县城景象隔绝在外，也仿佛关上了过去的某个自己。房间里重归昏暗与寂静，只有灰尘在从窗缝透进来的微弱光柱里无声地浮沉。
他走到那张布满伤痕的旧办公桌前，将沉重的背包放在角落，手指拂过粗糙冰凉的桌面。
新征程的起点，没有鲜花，没有掌声，只有这间弥漫着尘埃与陈旧气息的斗室，以及窗外那片沉默而复杂的土地。
他拉开那把藤椅，椅脚与水泥地面摩擦，发出刺耳的声响。他坐了下来，背脊挺直，目光沉静地投向紧闭的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