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的秋风，扫过长安城阙，带来的不仅是落叶的萧瑟，更有一种权力更迭后万马齐喑的沉寂。王莽以雷霆之势清除董贤、打压傅丁、笼络士人、收买民心，短短数月间，已将大司马的权柄攥得坚实无比。未央宫的前殿，依旧每日举行着庄严的朝会，衮衮诸公手持玉笏，奏对着天下大事，但所有人的目光，都不由自主地投向御座旁那个身着紫色朝服、面容沉静如水的身影。太皇太后王政君垂帘于后，而真正发号施令、决断乾坤的，已是王莽。
然而，御座空悬，国无长君，终究是帝国肌体上一道无法愈合的裂痕，也是王莽心头一块必须搬开的巨石。哀帝无子，宗室之中，谁可入承大统？这看似关乎汉室血脉延续的问题，在王莽手中，却变成了一道精心计算的权力算术题。
他需要的，不是一个年长有为、能够亲政的英主，而是一个易于控制、不会威胁到他权力的傀儡。年龄，成为了最重要的考量标准。
经过一番缜密的筛选与权衡，王莽的目光，最终落在了中山孝王刘兴之子——年仅两岁的刘婴身上。刘兴乃元帝庶子，哀帝的叔父，其血脉虽非最近，但在哀帝无嗣且其他近支宗室或年长、或母族势力可能构成麻烦的情况下，这个不谙世事、连话都说不清楚的幼童，无疑是最佳人选。更重要的是，刘婴的母亲卫氏，出身平民，家族毫无势力，便于掌控。
选定目标后，王莽并未急于提出。他首先要做的，是进一步肃清朝堂，确保自己的提议不会遇到任何实质性的阻力。他利用手中权柄，将那些可能忠于刘汉、或对他专权心存疑虑的官员，以各种明升暗降、外放或干脆罗织罪名的方式，逐渐排挤出权力核心。同时，他将自己的心腹党羽，如甄丰、甄邯、王舜、平晏、刘歆等人，安插到尚书台、御史台等关键部门，牢牢控制了诏令的起草、审核与颁布渠道。他甚至将手伸向了禁军，通过王舜、甄邯等人，加强了对南北军及宫门守卫的控制，确保未央宫如同铁桶一般。
做完这些铺垫，王莽才在一次由太皇太后主持的朝会上，以一种忧国忧民、秉公无私的姿态，提出了立嗣之议。他引经据典，陈述“大宗不可绝”的道理，然后抛出了刘婴的名字，并极力强调其“冲幼”、“仁孝”之质，以及中山王一支“藩臣本分”，是最合适、最不会引起争议的人选。
殿内一片寂静。少数尚有风骨的老臣，如孔光（此前被王莽拉拢，但内心或有保留）等，心中或许叹息，深知立此幼童，大权必将更集中于王莽一身，但环顾四周，皆是王氏党羽或噤若寒蝉之辈，谁又敢在此时出头反对？太皇太后王政君看着自己这位日益威严、算无遗策的侄子，心中滋味复杂。她需要王莽来稳定局面，维系王家荣耀，但也隐隐感觉到，事情的发展，似乎正滑向一个她最初并未预料的深渊。然而，年迈力衰的她，已无力，或许也无意去扭转这辆狂奔的马车。她最终点了点头，用苍老的声音表示认可：“大司马所议，老身以为甚妥，便依此行之吧。”
于是，一道诏书颁下，迎立中山王之子刘婴为皇太子。由于皇帝年幼，无法亲政，太皇太后王政君临朝称制，而大司马王莽，则名正言顺地“辅政”，总揽一切军政大权。
“辅政”二字，如同一把无形的钥匙，为王莽开启了一道通往无上权力的大门。他不再满足于仅仅作为臣子的“权倾朝野”，他开始寻求一种更具象征意义、更接近权力源头的身份。
一系列精心策划、充满仪式感的表演，在长安城陆续上演。
先是，武功县长孟通在浚井时，“偶然”挖出一方上圆下方的白石，上有丹书篆文：“告安汉公莽为皇帝”。此“祥瑞”一出，立刻引起轰动。王莽闻讯，故作震惊与惶恐，严令查验，并即刻入宫禀报太皇太后。朝野议论纷纷，人心浮动。王莽的亲信们纷纷上书，言此乃天意所示，安汉公（此前王莽已被封为安汉公）德配天地，当顺应天命。
太皇太后王政君初闻此事，勃然变色，厉声道：“此诬罔天下，不可施行！”她虽倚重王莽，但“皇帝”二字，触碰了她作为刘家媳妇最后的底线。然而，王舜等王莽心腹轮番入宫，软硬兼施，陈说利害，言天下人心皆归安汉公，若逆天意，恐生变乱。年迈的太皇太后在巨大的压力下，最终流着泪妥协了，但她坚持：“莽虽可居摄，然必尊奉汉家祭祀，称‘摄皇帝’，改元‘居摄’，朝见太皇太后、皇帝当如臣礼。此老身所能允之极限！”
王莽“不得已”，接受了“摄皇帝”的称号。他离真正的帝位，仅一步之遥。
紧接着，又有人奏报，巴郡出现石牛，扶风雍县发现仙石，种种异象，似乎都在为“摄皇帝”的正统性背书。王莽则更加勤勉地扮演着“周公”的角色，他日夜操劳，处理政务，同时却更加“谦抑”。他多次上书太皇太后，表示自己德行浅薄，不堪重任，请求归政于帝，但每次都被“恳切”地挽留。他甚至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年幼的平帝（刘婴），成为皇后，进一步加固了与皇室的血缘纽带，也使得他“外戚”与“摄皇帝”的身份更加牢固。
然而，在这谦恭与祥瑞的背后，是冷酷无情的算计与清除。那位被囚禁于深宫，甚至连“皇帝”年号都未能拥有，只被称为“孺子”的刘婴，完全成为了一个符号，一个被精心圈养的傀儡。他的身边，全是王莽安排的宫人、师傅，他所接受的教育，他所听到的言论，无不经过严格的筛选和控制。他像一个精致的玩偶，在盛大的典礼上被抱上御座，接受百官的朝拜，然后又被抱回深宫，与世隔绝。
而任何可能威胁到这傀儡戏演出的因素，都被王莽毫不留情地抹去。汉宗室中如安众侯刘崇、东郡太守翟义等，先后起兵反抗王莽“篡汉”，皆被王莽以强大的军事力量迅速镇压，其参与者被族灭，其影响被严格控制，未能掀起太大波澜。王莽甚至借此机会，进一步肃清了宗室中的潜在反对者。
未央宫的晨曦，依旧映照着巍峨的宫阙，但坐在御座上的，已不再是刘姓的子孙，而是一个被权臣抱在怀中的懵懂幼童。殿下的群臣，山呼万岁，但那万岁声，有多少是献给那无知无觉的孺子，又有多少是献给那位站在丹墀之上，身着摄皇帝冠冕，面容平静却目光深邃的安汉公？
太皇太后王政君居于长信宫，日渐沉默。她有时会召王莽前来，看着这个她一手提拔起来的侄子，欲言又止。而王莽，依旧恭敬如初，礼仪周全，但那双眼睛深处，早已没有了臣子的惶恐，只有掌控一切的冷静与迈向最终目标的坚定。
孺子婴的啼哭声，偶尔会从深宫传来，但在未央宫宏大的政治交响中，微弱得几乎听不见。他只是一个傀儡，一个象征，一个时代更迭前，最后一片即将被撕下的、陈旧而脆弱的标签。王莽的指尖，已触及了传国玉玺那冰冷的边缘，只待一个最恰当的时机，完成那最后的、从“摄”到“真”的转变。历史的车轮，在无数祥瑞、颂歌与血腥镇压的交织中，正不可逆转地，碾过汉家四百年的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