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二十五的晨光，把青石乡党委大院的积雪融成了细流，顺着青砖缝蜿蜒而下，在公告栏前积成个小小的水洼。李泽岚踩着水洼边缘走过去时，手里攥着刚打印好的水渠返工进度表，纸上“一期工程完成80%”的字样在阳光下格外醒目——这是他和赵书记盯着工地干了七天的成果，原本坑洼的渠壁被敲掉重浇，新砌的水泥面泛着青灰色的光，连路过的老乡都忍不住驻足，伸手摸一摸说“这才叫结实渠”。
他刚把进度表贴好，党政办的小马就抱着一摞信件跑了过来，军绿色的帆布包在胸前晃得厉害，脸上还带着跑出来的红晕：“李乡长！等您半天了，省分社寄来的信，收件人是苏晴记者，她走的时候没留详细地址，邮局只能按单位地址寄到乡里了。”
“苏晴？”李泽岚的手顿在公告栏的图钉上，指尖的凉意瞬间漫到心口。他接过小马递来的牛皮纸信封，信封右上角印着“新华通讯社陕北分社”的红色字样，封舌处贴得严严实实，背面没写寄件人信息，只贴着张面值八角的邮票，邮票边缘还沾着点邮局盖戳的墨痕。他捏着信封轻轻晃了晃，能感觉到里面夹着薄薄的纸张，还有个硬邦邦的东西，像是照片。
“她走的时候，没跟你说要去别的地方？”李泽岚的声音比平时低了些，目光落在信封上“苏晴”两个字上——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她的名字写在纸上，娟秀的字迹带着点锋棱，和她说话时温和却坚定的语气一模一样。
小马挠了挠后脑勺，眼神里带着点疑惑：“没说啊，正月十八那天早上天还没亮，我按您的吩咐去给她送早饭，推开宿舍门就见里面空了。被子叠得方方正正的，像部队里叠的豆腐块，桌上还留了张字条，就五个字：‘急事返程，勿念’。我还以为她提前跟您打过招呼了呢，毕竟您俩之前聊得挺好……”
李泽岚没再接话，只是攥着信封往办公室走。脚下的积雪融水浸湿了鞋底，凉丝丝的，却远不及心里那点空落落的感觉。他想起正月十七晚上，在赵书记宿舍商量种薯款追讨方案时，还跟赵书记说“等苏记者把稿子写完，让她多拍拍老乡领种薯的场景”；想起正月十八早上他去水渠工地前，特意绕到苏晴的宿舍门口，想跟她说声“种薯今天开始分发，要不要去看看”，却见宿舍门紧闭，当时只当她是起得晚，没好意思敲门；想起之后几天忙着水渠返工、低保核查，竟没顾上琢磨她为什么突然离开——直到现在握着这封信，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她竟是这样“悄无声息”地走了。
推开自己办公室的门，阳光透过窗玻璃斜斜地落在桌面上，把那盆仙人掌照得透亮。仙人掌是苏晴临走前帮他浇的水，当时她蹲在窗台上，指尖轻轻碰了碰尖刺，笑着说：“李乡长，您这仙人掌跟您似的，看着硬邦邦的，其实很耐旱——不过再耐旱也得偶尔浇点水，不然根会蔫的。”当时他还笑她“比喻奇怪”，现在看着花盆里湿润的土壤，才明白她这话里藏着的细心，连一盆不起眼的植物都记挂着，却没跟他说一句“我要走了”。
他把信封放在桌面上，指尖反复摩挲着封舌处的胶水印，犹豫了片刻才拆开。里面果然掉出一张信纸，还有一张塑封好的照片。信纸是淡蓝色的，上面是苏晴的字迹，一笔一划写得格外认真，墨水在纸上晕开细微的痕迹，看得出来写的时候很用力：
“李乡长：见字如面。
请原谅我以这样的方式告别——正月十八凌晨三点，我接到分社紧急通知，陕北南部遭遇罕见雪灾，子长县、延川县等多个乡镇的大棚被压塌，麦苗被冻坏，需要立刻派记者前往一线采访灾情，报道救灾进展。分社人手紧张，我是离南部最近的记者，必须在两小时内出发，实在来不及当面跟您说再见，只好留信致歉。
您或许不知道，正月十七那天下午，我原本已经写完了采访初稿，标题拟的是《青石乡：28岁代乡长的破局之战》，还想第二天跟您核对种薯采购的时间线、水渠工程的具体问题，再补拍几张老乡领种薯的照片。可雪灾的消息来得太急，我只能把采访本和相机里的照片先留在宿舍，带着录音笔就往分社赶。
在青石乡的这几天，我看到了太多意料之外的事——看到您蹲在雪地里核对着皱巴巴的票据，手指冻得发红却没停下；看到赵书记为了追种薯款，在县城的旧仓库里跟刘三喜的小舅子据理力争，军绿色夹克上沾了灰也不在意；看到老周拿着铁锤敲水渠壁时，眼里的心疼和愤怒；看到小马在低保公示栏前，认真地给老乡解释每一条政策……这些画面，我都记在了采访本里，也拍在了相机里。
我还记得在老槐树下，您跟我说‘其实我也怕搞砸，怕对不起老乡的信任’；记得在种薯窖前，您握着王大娘的手说‘一定让您种上优质种薯’；记得在水渠工地，您跟刘胖子说‘质量不合格，一分钱尾款都别想拿’。您总说自己是‘临时的代乡长’，可在老乡眼里，您是不是‘正式’的，从来不是看头衔，而是看您有没有真心为他们办事——显然，您做到了。
采访本放在宿舍的枕头下面，最后一页写着我的手机号。如果您发现采访素材有遗漏的地方，或者种薯分发、水渠返工、低保核查有新的进展，随时可以打给我。雪灾一线的信号可能不太好，有时候可能接不到电话，您可以多打几次，或者发个短信，我看到后会第一时间回复。
稿子我会在救灾间隙修改完善，定稿前一定会先发给您看，确保每一个细节都准确无误——这不仅是对新闻负责，也是对青石乡的老乡负责，更是对您和赵书记的努力负责。
春天快到了，青石乡的土豆该下种了，水渠也该通水了，相信今年一定会是个好收成。
盼雪灾早日过去，盼青石乡春耕顺利，盼您一切安好。
苏晴
2008年2月19日 凌晨4点”
李泽岚握着信纸，指腹反复摩挲着最后几行字，眼眶竟有些发热。原来她不是“不辞而别”，而是事出紧急；原来她没说一声就走，是怕耽误了救灾的时间；原来她把采访本留下，是怕他需要补充素材；原来他随口说的那些话、做的那些事，她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甚至连他自己都快忘了的“怕搞砸”的坦诚，都被她郑重地记了下来。
他想起正月十七那天，苏晴在种薯窖前拍照片，蹲在雪地里调整角度，羽绒服的下摆沾了雪也没在意；想起她在水渠工地，拿着录音笔认真记录老周说的每一个数据，镜片上起了雾就用围巾擦一擦；想起她在低保公示栏前，帮老乡读名单上的名字，声音温和得像春日的风——这样一个认真、细心又有担当的姑娘，面对紧急灾情时，肯定会第一时间冲上去，哪里还顾得上跟他说一句“再见”。
李泽岚把信纸小心翼翼地折好，放进自己的笔记本里，刚好夹在记录“种薯款追回12吨”的那一页。信纸的淡蓝色和笔记本上黑色的字迹重叠在一起，像是把青石乡的冬天和雪灾一线的紧急，轻轻系在了一起。他站起身，快步往苏晴住过的宿舍走——他要去找那个采访本，去找她留在最后一页的手机号。
苏晴的宿舍还保持着她离开时的样子：蓝色的床单铺得平整，枕头放在床头，上面还留着淡淡的洗发水香味；桌子上摆着她用过的搪瓷杯，杯沿上还沾着点茶渍；墙角放着她的相机包，拉链拉得严严实实——显然，她走得匆忙，却还是尽量把东西收拾整齐，没给别人添麻烦。
李泽岚走到床边，伸手摸了摸枕头下面，果然摸到了一个硬壳的采访本。他把采访本拿出来，封面是深蓝色的，上面印着“新华通讯社采访专用”的字样，边角已经有些磨损，看得出来用了很久。他翻开第一页，里面记满了采访笔记，有关于青石乡的，也有关于其他地方的，字迹工整，重点内容还用红笔标了出来。
他一页一页地翻着，看到了她记录的种薯采购时间线，上面详细标注了“2007.12.15签合同”“2007.12.20过磅”“2007.12.22付款”，旁边还画着问号，写着“需核实农资公司查封时间”；看到了她画的水渠裂缝示意图，标注了“裂缝长度30cm，深度5cm，疑似偷工减料”；看到了她记录的低保户信息，王大娘的名字旁边画着颗星星，写着“重点关注，儿子瘫痪，需优先保障”；还看到了她写的采访心得：“基层干部的难，不在文件里，在老乡的眼泪里；基层干部的好，不在汇报里，在老乡的笑容里——李泽岚、赵建军，是好干部。”
翻到最后一页时，李泽岚的心跳突然加快了——页面上方写着一串11位的手机号，字迹比其他地方更轻一些，像是怕写重了会划破纸。手机号下面，还画着一个小小的笑脸，眼睛弯成月牙，嘴角带着弧度，和苏晴笑起来的样子一模一样。笑脸旁边，还有一行小字：“要是青石乡的土豆丰收了，记得告诉我呀。”
李泽岚掏出手机，小心翼翼地输入这串号码。指尖在数字键上移动时，他想起了正月十七那天在老槐树下，苏晴笑着说“我爷爷是农科院的，一辈子研究土豆”；想起她在种薯窖前，认真地问“脱毒种薯真的能让老乡每亩多挣三百块吗”；想起她离开前，帮他浇完仙人掌说“等春天来了，它说不定会开花呢”——原来从一开始，她就把自己当成了可以分享这些小事的朋友。
输入完最后一个数字，手机屏幕上显示出“未命名联系人”的字样。李泽岚的指尖悬在拨号键上，犹豫了片刻，又把手机揣回了兜里。他想，现在苏晴肯定在雪灾一线忙碌着，可能在跟着救灾人员查看大棚灾情，可能在采访受灾的老乡，可能在熬夜写新闻稿，这个时候打电话给她，只会打扰她。
他把采访本抱在怀里，坐在苏晴的床沿上，又翻到记着手机号的那一页。阳光透过窗玻璃落在页面上，把那个小小的笑脸照得格外清晰。他突然想起，苏晴在信里说“盼青石乡春耕顺利”，现在种薯已经开始催芽，水渠返工即将完成，低保核查也快结束了，等这些事都忙完，等她从雪灾一线回来，他一定要打这个电话，跟她好好说说青石乡的春天——说说老乡们翻地时的笑声，说说种薯冒芽时的嫩绿，说说水渠通水时的清澈，说说那个她期待的“土豆丰收”的好消息。
中午吃饭的时候，李泽岚抱着采访本走进食堂，赵书记正坐在角落的桌子上吃面条，看见他手里的采访本，放下筷子笑了：“这不是苏记者的本子吗？她寄东西回来了？”
“嗯，寄了封信，还有她的手机号。”李泽岚把信递给赵书记，“她去采访雪灾了，走得太急，没来得及说再见。”
赵书记接过信，戴上老花镜仔细读着，嘴角的笑意越来越浓：“这姑娘，实在！不像有些记者，就知道追着噱头跑，她是真的在关注咱基层的事，关注老乡的事。”他把信还给李泽岚，指了指采访本，“等她忙完雪灾的事，咱请她回青石乡来，吃碗咱乡食堂的羊肉面，再带她去看看种薯田、新水渠，让她亲眼看看咱青石乡的春天。”
“好。”李泽岚点头，心里已经开始期待那一天的到来。他想象着苏晴再次回到青石乡的样子，想象着她在种薯田里笑着拍照，想象着她在新水渠边认真记录，想象着他把手机里存好的号码拨出去，听到她熟悉的声音说“李乡长，我回来了”。
下午，李泽岚去农技站查看种薯催芽情况。小王正蹲在育苗棚里，手里拿着个催芽盘，看见他进来，笑着举起盘子：“李乡长！您看这芽眼，都冒绿尖儿了，再过十天就能下种！”他指着育苗棚外，“老乡们都在地里翻地呢，张大爷还说，今年要多种两亩，等秋收了给您送袋新土豆！”
李泽岚走到育苗棚外，望着田埂上忙碌的老乡，他们手里的锄头抡得有力，脸上带着对春耕的期待。他掏出手机，又看了眼屏幕上那个未命名的联系人，还是没拨出去。他想，等种薯真正种进地里，等水渠彻底修好通水，等低保金全发到老乡手里，再打这个电话，这样他就能底气十足地跟苏晴说：“你看，青石乡的春天，没让你失望。”
手机屏幕暗下去的瞬间，他仿佛看到了苏晴在雪灾一线的身影——她穿着厚厚的羽绒服，手里拿着录音笔，在积雪覆盖的田埂上行走，眼里满是对受灾老乡的关切；看到她在临时救灾点，一边啃着方便面一边写稿子，灯光照亮了她认真的侧脸；看到她在灾情缓解后，露出了轻松的笑容，眼里的光和青石乡的阳光一样明亮。
李泽岚把手机揣回兜里，撸起袖子，接过老乡递来的锄头，加入了翻地的队伍。锄头落下，翻起带着湿气的黑土，散发出淡淡的泥土清香——这是春天的味道，是希望的味道，也是他和苏晴共同期待的味道。他知道，等雪灾过去，等春天真正到来，他一定会拨通那个号码，跟她好好聊聊青石乡的故事，聊聊那些关于坚守、关于希望、关于未来的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