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冬的北京，初雪过后的傍晚，寒风裹着雪粒打在窗玻璃上，发出细碎的声响。李泽岚下班回到新家时，刚掏出钥匙，门就从里面打开了——苏晴手里拎着一个褐色布包，脸上带着笑意：“可算回来了，张叔下午来家里，说是爸让他捎过来的东西，特意嘱咐要等你回来一起看。”
李泽岚接过布包，触手温润，布料是老式的粗棉布，边角处还绣着小小的“苏”字，是苏明远常用的那个旧包。他走进客厅，把布包放在茶几上，解开系绳，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两本书：一本是1972年版的《资本论》，深蓝色封皮已经有些褪色，书脊用白色棉线重新装订过，能看出反复翻阅的痕迹；另一本是线装本的《资治通鉴》，封面是暗红色的硬壳，扉页上贴着一张泛黄的便签，上面是苏明远熟悉的钢笔字。
“爸怎么突然让张叔捎书过来？”李泽岚拿起《资本论》，指尖拂过封面上的烫金书名，想起苏明远书房里那排整齐的典籍，以前每次去四合院，总能看到岳父坐在藤椅上，戴着老花镜读这些老书。
苏晴端来一杯热红茶，放在他手边，轻声说：“上周我回家吃饭，跟爸说你最近总加班改草案，还念叨‘现在要考虑全国的事，感觉自己知识跟不上’。爸当时没多说，只让我多提醒你别太累，没想到今天就托张叔把书送过来了。”她指着《资治通鉴》扉页的便签，“你看，爸还特意写了话。”
李泽岚拿起线装本，展开便签，苏明远的字迹力透纸背：“泽岚阅：治农如治圃，既需俯身除稗，亦需抬眼观天。今你立农业部，当以百姓为根，以理论为骨，以史为鉴，方可行稳致远。此两书，一明经济之理，一藏治国之智，闲时一读，或可解你当下之惑。”
看着这段话，李泽岚心里一阵发热。最近这段时间，他确实被“全国视野”的压力压得有些喘不过气。自从牵头起草《巩固农业基础应对经济风险的若干措施》草案，他每天面对的都是一叠叠厚重的调研数据：黑龙江粮食亩均成本比河南高23%，四川合作社贷款获批率不足30%，山东部分地区因资本炒作导致农田流转价翻倍……这些数据背后，是亿万农民的生计，是南北方农业的差异，是资本与民生的平衡，而他过去在青石乡积累的“接地气”经验，在这些宏观命题面前，显得格外单薄。
前几天跟着张建军去河北沧州调研，一位种粮大户刘建国的话，至今还在他耳边回响。当时刘建国领着他走进自家的麦田，指着冻得硬邦邦的土地说：“李同志，俺们这儿是盐碱地，种小麦得先改良土壤，一亩地光改良费就比别人家多花三百块；到了冬天，水管冻裂，浇水得靠人工挑，成本又上去一截。你们政策里说‘每亩补贴150元’，对俺们来说，这点钱连改良土壤的零头都不够，要是按统一标准补，俺们这些条件差的地方，还是没奔头啊！”
刘建国的话像一盆冷水，浇醒了他。他原本在草案里写“粮食生产综合补贴统一提至每亩150元”，觉得这样简单直接，能让农民快速受益，可到了基层才知道，“统一”反而意味着“不公”——在河南平原，150元能覆盖农资成本的30%；在河北盐碱地，却连土壤改良费的50%都不够。更让他揪心的是，调研时遇到的一位年轻农民，因为觉得“种地不赚钱”，把家里的5亩地转租给了外地来的农业公司，自己去北京的建筑工地打工，临走时说：“俺也想守着土地，可守着土地填不饱肚子，有啥用？”
这些场景，这些话语，像一根根刺，扎在他心里。他开始明白，制定全国性的农业政策，不是“把青石乡的经验复制到全国”，而是要在“差异”中找到“平衡”，在“规律”中找到“对策”。而要做到这些，光有“懂农民”的共情不够，还得有“懂经济”的清醒，有“懂历史”的智慧——这正是苏明远送他这两本书的深意。
从那天起，李泽岚的生活多了一项雷打不动的“功课”：每天晚上，等苏晴睡下后，他会在书房的“初心角”前坐下，打开台灯，静下心来读两小时书。书房的“初心角”是他特意布置的：一张从苏家四合院搬来的老旧木桌，苏振邦老红军曾在这张桌上写过革命笔记；桌上摆着那支刻着“为人民服务”的钢笔，是他在青石乡获得“优秀基层干部”时的奖品；旁边放着一张青石乡薯条合作社的合影，照片里老乡们捧着分红款的笑容，是他始终不敢忘记的初心。
读《资本论》时，他会把全国主产区的调研数据摊在桌上，一边读理论，一边对照实际问题。读到“资本的逐利性会导致资源向高利润领域集中，忽视农业等公益性产业”时，他想起调研中看到的现象——在江苏、浙江等经济发达省份，有不少房地产企业借着“乡村振兴”的名义，低价圈占基本农田，搞“农业观光园”“生态农庄”，表面是发展农业，实则是为了日后转做房地产开发，导致当地农民失去土地，却得不到合理补偿。他在笔记本上重重写下：“草案必须加入‘严控资本违规占用农田’条款，明确农业项目用地性质，禁止‘以农为名、行商之实’，同时建立‘农民土地收益保障机制’，确保土地流转后农民能获得稳定收益。”
读到“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和市场波动双重制约，需要国家宏观调控来弥补市场缺陷”时，他又想起河北刘建国提到的“成本差异”问题。他拿出计算器，反复测算不同地区的成本数据：河南小麦亩均成本800元，河北盐碱地1100元，黑龙江寒地1200元。如果按统一标准补贴150元，三地的补贴覆盖率分别是18.75%、13.6%、12.5%，差距明显。他在草案初稿的“补贴标准”部分，用红笔标注：“建议按区域成本差异设置‘补贴系数’，河南、山东等中原地区系数1.0，河北、山西等盐碱地区系数1.3，黑龙江、吉林等寒地系数1.5，确保补贴能真正覆盖不同地区的成本差距，让高成本地区农民也能有收益。”
读《资治通鉴》时，他更关注古人治国理政中“重农”与“安民”的智慧。读到“汉文帝十三年，除田租税之半；汉景帝元年，复收田租之半，三十而税一，百姓殷实”时，他想起苏明远常说的“轻徭薄赋不是让利，是藏富于民”。他对照当下的农业税政策，在笔记里写道：“虽然现在已经免征农业税，但农民仍面临农资涨价、成本上升的压力。草案中除了提高补贴，还应加入‘农资价格监测机制’，当化肥、农药等价格涨幅超10%时，启动临时补贴，避免‘补贴涨一块，成本涨两块’的情况，真正让农民享受到政策红利。”
读到“唐太宗贞观年间，遣使巡行天下，劝课农桑，贷种粮给贫农，凡州县致有储积，百姓殷富者，官升一级”时，他眼前一亮——这不正是“基层考核激励”的古代实践吗？他立刻在草案的“保障措施”部分补充：“建议将农业政策落实情况纳入地方主官考核，对粮食产量稳定增长、农民收入提高的县（市、区），给予中央财政资金奖励，并优先提拔重用主官；对政策落实不力、耕地保护不到位的，扣减地方粮食风险基金，约谈主要负责人。”
有天晚上，苏晴起夜时发现书房还亮着灯，推开门看到李泽岚正对着《资本论》里的“土地所有权”章节出神，手边的笔记本写满了批注。“这么晚了还不睡？”她走过去，看到他写的“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本质是土地收益分配失衡——需通过‘耕地保护补偿资金’，让农民从土地保护中获益，让地方政府从‘卖地’转向‘护地’，才能从根本上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忍不住轻声说：“爸要是知道你这么认真，肯定特别高兴。他总说，‘好干部不是天生的，是在书里学、在地里悟、在事上磨出来的’。”
李泽岚合上书，抬头看到苏晴眼里的关切，心里一阵温暖。他指着笔记本上的批注，语气里带着过去没有的笃定：“以前总觉得‘理论’是虚的，现在才明白，没有理论撑着，政策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你看这次的草案，要是没读《资本论》，我可能只会简单提‘提高补贴’；现在我知道，还得规范资本流向、平衡区域差异，这才是从‘根’上解决问题。要是没读《资治通鉴》，我可能想不到用‘考核激励’推动地方落实；现在我明白，古人的治国智慧，到今天还是有用的。”
窗外的雪又下了起来，月光透过窗帘缝隙，洒在桌上的两本书上，泛着柔和的光。李泽岚看着书桌上的调研数据、草案初稿和密密麻麻的笔记，心里的焦虑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清晰的思路和坚定的信心。他知道，自己的“补课”才刚刚开始，但只要守住“知不足而奋进”的初心，带着从典籍里学来的智慧，带着对农民的牵挂，就一定能写出一份既“接地气”又“有高度”的好政策，为筑牢全国农业的“压舱石”，为守护亿万农民的生计，尽自己的一份力。
那天晚上，他在日记里写道：“农为邦本，本固邦宁。今日读《资本论》知经济之理，读《资治通鉴》明治国之智，方悟‘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往后当以典籍为镜，以基层为尺，写好每一条政策，做好每一件实事，不负百姓，不负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