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的一个周三午后，农业部农业产业司综合处的办公室里，键盘敲击声与打印机的嗡鸣交织。李泽岚正对着电脑修改《粮食主产区农业补贴政策优化方案》，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文字和数据，是他近半个月熬夜加班的成果。突然，手机铃声急促地响起，屏幕上“小马”两个字跳动着，让他心里猛地一紧——这个时间点，马晓阳极少来电，大概率是青石乡薯条合作社出了急事。
“泽岚哥！你可得给拿个主意！美国辛普劳公司的人昨天到青石乡了，说要跟咱们合作社合资建大薯条厂，投资规模上千万！”电话那头，马晓阳的声音带着抑制不住的兴奋，又夹杂着几分慌乱，“他们说能把薯条卖到欧美市场，还承诺引进最先进的生产线，一年能让咱们的产量翻三倍！但他们提的条件太苛刻了，要控股60%，原料采购也得由他们说了算，乡领导都被说动了，让我赶紧问你咋整！”
“辛普劳？”李泽岚停下手里的工作，眉头瞬间拧紧。他在青石乡时就研究过这家全球最大的薯制品企业，对方的优势在于遍布全球的销售网络和成熟的加工技术，但外企合作向来以利益为核心，稍有不慎就会让合作社失去主动权。他起身走到办公室外的走廊，压低声音说：“小马，你先别慌，把他们的具体条件一条一条说清楚，有没有书面协议？”
“有！我刚从乡办公室拿回来，大概扫了一眼。”马晓阳的声音稳了些，“他们计划投资1200万，占股60%，咱们合作社以现有厂房、设备和土地入股，占股40%；生产线由他们派团队管理，原料要从他们指定的供应商手里买，说是能保证薯条品质统一；国内外的销售渠道也全归他们，咱们只负责生产，按产量拿加工费，年底再按股份分红。”
李泽岚听得心里一沉——辛普劳的条件看似诱人，实则藏着“陷阱”：控股60%意味着合作社失去决策权，未来无论是利润分配还是生产调整，都得看对方脸色；原料采购由对方把控，等于把青石乡种薯农户的“饭碗”交到外人手里，一旦对方压低收购价，或者停止采购，老乡们辛苦种出的土豆就会烂在地里；至于“按产量拿加工费”，更是把合作社变成了单纯的“代工厂”，大头利润被辛普劳拿走，老乡们只能赚点辛苦钱。
“小马，你听着，合作可以谈，但有三个核心底线必须守住，少一条都不能签合同，这是咱们合作社的根基，绝不能丢！”李泽岚的语气坚定，每个字都掷地有声，“第一，原料采购必须由咱们合作社全权把控。辛普劳可以提品质标准，比如土豆的淀粉含量、大小规格，但货源必须是青石乡的农户，收购价要按‘成本+15%合理利润’定，每年根据农资价格波动调整，还要签保底收购协议，保证老乡们种多少收多少，绝不允许他们从外地调运原料，砸了咱们青石乡‘优质种薯’的招牌。”
他想起在青石乡时，老周叔等种薯户最担心的就是“市场变脸”。当年为了让老乡们放心入社，他带着党员挨家挨户承诺“保底价收购”，才把大家拧成一股绳。要是现在把原料采购权交出去，不仅会寒了老乡们的心，合作社也会失去存在的意义。
“第二，销售渠道可以让辛普劳主导，但咱们必须参与定价和客户管理。”李泽岚继续说，“他们有全球销售网络，这是优势，咱们可以利用，但每一笔订单的定价，必须由双方共同协商，要保证合作社有不低于30%的利润空间；国内市场的客户资源，比如超市、电商平台，必须由咱们单独对接，以后咱们要打造‘青石乡薯条’自有品牌，不能把所有鸡蛋都放在辛普劳的篮子里。”
他太清楚外企的“套路”——先以“包销”为诱饵，让合作方放弃自主销售，等对方完全依赖自己后，再通过压价、减量等方式挤压利润。保留国内客户管理权，既是为了给合作社留条后路，也是为了让“青石乡薯条”这个品牌能长久活下去。
“第三，股权占比必须重新谈，咱们合作社要绝对控股。”李泽岚的声音加重了几分，“辛普劳投资可以，但占股不能超过49%，合作社必须占股51%以上，重大决策比如生产线改造、利润分配、原料标准调整，都得经过合作社股东大会同意，他们只有建议权，没有决定权。”
股权是控制权的核心，李泽岚在青石乡时就吃过“小股东说了不算”的亏。当年合作社刚成立，曾引进过一个本地商人投资，对方占股40%却想掌控决策权，差点把合作社引到歪路上。这次面对实力更强的辛普劳，必须把控制权牢牢抓在手里，才能保证合作社始终为老乡们谋利。
电话那头，马晓阳拿着笔飞快记录，时不时插话确认：“泽岚哥，我记清楚了！原料自己把控、参与定价和国内销售、合作社绝对控股，这三条我一定跟乡领导和老乡们说清楚！要是辛普劳不同意咋办？他们说要是不按他们的条件来，就换别的地方投资了。”
“不同意就继续谈，别急着签合同。”李泽岚放缓语气，给马晓阳打气，“辛普劳来找咱们，不是慈善，是看中了青石乡的种薯品质和咱们合作社的农户基础，这是咱们的筹码，不用怕他们走。你跟乡领导说，合作的目的是让老乡们增收，不是给外企当‘代工厂’，要是牺牲了老乡们的长远利益，再好的项目也不能干。”
他顿了顿，又补充道：“你把辛普劳的书面协议整理一下，扫描发我邮箱，我晚上下班帮你看看，把里面的‘坑’标出来。另外，明天开个合作社股东大会，把老乡们召集起来，把这三条底线讲清楚，让大家投票决定，咱们是为老乡们办事，得听大家的意见。”
“好嘞！泽岚哥，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马晓阳的声音里充满了底气，“我现在就去整理协议，晚上发给你！”
挂了电话，李泽岚站在走廊里，望着远处的办公楼，心里稍稍踏实了些。他知道，马晓阳年轻有干劲，但缺乏与大企业谈判的经验，自己虽然远在北京，却必须帮着把好关——青石乡薯条合作社不仅是一个企业，更是几十户老乡的生计，是他在基层三年的心血，绝不能因为一次合作，丢了“为老乡谋利”的初心。
回到办公室，张红梅看到他神色严肃，笑着问：“泽岚，家里有事？”
“不是家里事，是之前工作的青石乡，有外企想合作建薯条厂，打电话来问我的意见。”李泽岚如实回答，“对方想控股、把控原料和销售，我让他们守住三条底线，不能让老乡们吃亏。”
张红梅点点头，眼里露出赞许：“你做得对，基层合作社跟大企业合作，最容易犯‘贪大求洋’的错，丢了自己的根。原料和控制权是合作社的‘命根子’，丢了这两样，就成了别人的‘工具’，老乡们根本得不到实惠。”她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递给李泽岚，“这是部里刚下发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外合作指导意见》，里面提到‘合作必须坚持农户主体地位，保障农户决策权和收益权’，你可以发给小马，让他拿着这个跟乡领导和辛普劳谈，有政策支撑，腰杆能更硬些。”
“谢谢张处！”李泽岚心里一暖，接过文件认真翻看。有了这份政策文件，不仅能帮马晓阳争取更多话语权，也能让乡领导明白，合作不能只看眼前利益，更要守住“农户受益”的底线。
晚上下班，李泽岚没有像往常一样直接回家，而是留在办公室，打开邮箱里马晓阳发来的协议扫描件。他逐字逐句地翻看，把里面“原料采购由甲方（辛普劳）全权负责”“乙方（合作社）不参与销售定价”“甲方拥有重大事项决策权”等不公平条款一一标红，在旁边写下修改建议，比如将“原料采购全权负责”改为“甲方提供品质标准，乙方负责采购，双方共同监督”，将“不参与定价”改为“双方成立定价委员会，按市场行情共同确定价格”。
改完协议，已经是晚上九点多。李泽岚收拾好东西，走出办公楼，夜色中的北京灯火璀璨，却让他想起青石乡的夜晚——老乡们坐在薯条厂的院子里，聊着今年的收成和明年的打算，脸上满是对未来的期待。他知道，自己在北京的每一份努力，都是为了让那些笑容能一直延续下去。
第二天早上，李泽岚刚到办公室，就收到了马晓阳的短信：“泽岚哥，昨晚我把你的意见跟乡领导和老乡们说了，大家都很支持！今天上午就按你说的三条底线跟辛普劳谈，我把你标红的协议和部里的文件都带上了，一定争取最好的结果！”
李泽岚笑着回复：“好，别着急，慢慢谈，守住底线最重要。有啥情况随时给我打电话。”
放下手机，他拿起桌上的《粮食主产区农业补贴政策优化方案》，继续修改。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文件上，温暖而明亮，就像青石乡的阳光，照在种薯地里，也照在老乡们的心上。他知道，不管身在何方，只要守住“为老乡谋利”的初心，就一定能把事做好，不辜负那些信任与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