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152章；面对蜀汉大厦将倾，诸葛亮却要力挽狂澜！
建兴二年（224），蜀汉大地，历经战火与丧主之痛，仿佛被一层浓重的阴霾所笼罩，“闭关息民”成为了这一年的关键词。
此时的诸葛亮，站在成都的城楼上，望着满目疮痍的国土，心中盘算着如何让这个风雨飘摇的国家重新焕发生机。
他摒弃了那些陈旧的、仅专注于农业的治国思路，不再只是一味地“奖励农桑”“务农殖谷”。
在他深邃的目光里，看到了更广阔的天地。他跳出了重农抑商的传统桎梏，将目光投向了蜀地丰富的资源。
盐，那晶莹剔透的晶体，在他眼中是财富的密码；锦，那色彩斑斓、工艺精湛的织物，更是通往外界的桥梁。
诸葛亮亲力亲为，深入盐场，与工匠们一同钻研，改进盐的制作工艺，让蜀地的盐品质更优、产量更高。
他还对蜀锦的生产倾注了大量心血，亲自设计图案，改进织机，使得蜀锦的花色愈发精美，质感愈发上乘。这些凝聚着智慧与汗水的蜀锦，通过蜿蜒的商路，被运往远方的曹魏、东吴，甚至更遥远的异域。
每一匹蜀锦的交易，都为蜀汉带来了珍贵的财富，如同涓涓细流，逐渐汇聚成恢复国力的江河。
在这韬光养晦的日子里，诸葛亮表面上对雍闿等人的挑衅与叛乱忍让再三，仿佛只是在静观其变。
但实际上，他的内心早已波涛汹涌，解决南中问题的计划，早已在他的案头反复推演，提上了最重要的议事日程。
南中叛乱，绝非简单的地方与中央的矛盾冲突。诸葛亮敏锐地察觉到，在那叛乱的硝烟背后，有着东吴势力若隐若现的影子。东吴，如同一只蛰伏的猛兽，正觊觎着蜀汉的动荡，企图从中渔利。
倘若此时直接出兵平叛，极有可能引发东吴的干涉，进而导致汉、吴之间爆发军事冲突。这与诸葛亮“外结好东吴”，期望与东吴并力抗击曹魏的既定战略，是完全相悖的。
所以，要解决南中的乱局，首要之务便是切断汉、吴之间的矛盾纠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兴元年十月，刚刚执掌蜀汉大权不久的诸葛亮，派遣邓芝出使东吴。
邓芝肩负着摸清孙权底牌、修复两国关系的重任，踏上了东行的船只。
孙权果然是个首鼠两端的人物，他对邓芝的到来并不热情，甚至让邓芝坐了冷板凳。
要知道，此前孙权请和时，刘备先后派遣宋玮、费祎回访，都受到了礼遇，邓芝却遭遇如此冷遇。显然，孙权是想趁着蜀汉新遭国丧、国力虚弱之际，另有所图。
孙权本想冷处理蜀汉来使，可邓芝却不是个会坐以待毙的人。他主动求见孙权，开口便说：
“今来亦欲为吴，非但为蜀。”这句话一下子引起了孙权的兴趣，他接见了邓芝。
孙权对邓芝说：
“孤诚愿与蜀和亲，然恐蜀主幼弱，国小势偪，为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犹豫耳。”
邓芝从容应对，说道：“吴、蜀二国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诸葛亮亦一时之杰也。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
大王今若委质于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内侍，若不从命，则奉辞伐叛，蜀必顺流见可而进，如此，江南之地非复大王之有也。”
邓芝太了解孙权了，他没有去谈那些虚无缥缈的天命、正统，而是直接从利益的角度切入，话语恳切，直击要害。
自从黄初三年（222）曹丕大举南征，魏、吴之间的战事便接连不断。曹丕没讨到多少便宜，孙权也损失惨重。
在魏、吴矛盾不可调和的情况下，邓芝把蜀汉的底牌亮了出来——要么做盟友，要么做敌人，没有任何模糊的余地。
如果孙权还抱着骑墙的态度，蜀汉必然会配合曹魏夹击东吴，到那时，东吴必然走向灭亡。
是啊，二弱相攻，最终只会自取灭亡。无论是与曹魏合攻东吴导致东吴灭亡，还是孙权像过去白衣渡江那样算计蜀汉导致蜀汉灭亡，结果都是一样的，那就是灭亡。
等死，难道要先死吗？
面对蜀汉这种同归于尽的威胁，孙权不得不重新考虑。他最终放弃了骑墙政策，与曹魏绝交，并在次年派遣辅义中郎将张温入蜀，汉、吴双方正式恢复了同盟关系。
表面上看，汉、吴两家使节往来频繁，关系好得像蜜里调油。
可要是仔细探究，就会发现其中另有一番滋味。
张温，作为出使蜀汉、缔结同盟的功臣，仅仅因为“称美蜀汉政”，就被孙权记恨，从座上客变成了阶下囚。
而孙权为了策应南中叛乱树立的政治旗帜——刘阐，仍然挂着“益州刺史”的名头，驻扎在两国边境，继续充当叛党的精神支柱，丝毫没有要离开的迹象。
这一切都再清楚不过了，孙权嘴上说得好听，可他的实际行动却表明了一切——他并没有放弃“欲进图蜀”的野心。
只要蜀汉不能迅速控制住局面，一旦出现什么闪失，双方在建兴二年达成的盟约，并不比建安二十年的湘水盟约更牢固。只要有机会可乘，孙权绝对会毫不犹豫地再次上演白衣渡江的戏码。
对于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孙权来说，只有实力才是他能听懂的语言。而对于蜀汉而言，用雷霆手段解决南中之乱，不仅仅是一个内政问题，更是一个外交问题。这是彻底打消孙权幻想、稳固孙刘联盟的唯一途径。
暂时稳住了孙权，让他处于观望的态度之后，诸葛亮知道，对南方用兵已经刻不容缓了。
五月渡泸
建兴三年（225）春三月，成都的春寒还未完全消散，诸葛亮已经亲率大军，踏上了南征的征程。
仔细推算汉军的兵力，永安的李严兵团，保有的机动兵力有两万，总兵力大概在三万左右；汉中（即魏延镇守的地方）作为一等一的国防重镇，兵力最少的时候也有三万。
就算汉军的总兵力已经恢复到了夷陵之战前的规模，也就是十万左右，但刨去留守成都以及各郡的兵力，能够用于南征的机动兵力，也不过两三万罢了。
正因为兵力少，所以在后来的战争中，才发生了降都督李恢因为兵少而被困，甚至需要精选勇士，用两千残兵去迎战叛军主力的事情。
南中地区，在籍的编户齐民数量极为有限，但那些身处化外的少数民族，人口却众多，号称“百姓”“千余万户”以上。所以，这里户口有三十余万，规模相当大。
王莽时期的南中，每次发生叛乱，即使出兵十万，也只能受降而还。东汉安帝元初四年（117），益州（郡治在今昆明市晋宁区）、永昌（郡治在今云南保山市）、越巂（治所在今四川西昌东南）发生叛乱，参与的民众有十余万。
到了汉灵帝熹平年间，南中再次反叛，御史中丞朱龟率领益州、凉州的军队，用两千残兵去迎战汉军主力。
南中少数民族的山地作战能力，也不容小觑。日后蜀汉那支王牌部队“无当飞军”，就出自这里。
南中的各个郡，号称“阻险七绝”，叛军在主场作战，就像老虎添上了翅膀一样勇猛。更让人望而生畏的是南中暑热潮湿的气候，泸水一带“特有瘴气”，“经过这里的人必定死亡”。
换句话说，平南战役的决战窗口期只有春季，一旦被拖入酷暑季节，不适应本地气候的汉军，极有可能疫病流行，不用作战就会自行失败。
由此可见，以少击众，以客军（汉军）的身份面对主场作战的敌人，南征想要取胜，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孙权没有放弃对南中叛军的支持，而诸葛亮对于南征，因为“考虑到诸位将领的才能比不上自己”，仍然要冒着南中的艰险，亲自出征。
此时，南中的四个郡中，越巂、益州、牂牁都已经反叛，只有偏居西南的永昌郡，郡守坚守道义，没有投降。
从成都平原进入南中，沿着长江水道逆流而上，无疑是首选的路线。所以，高定叛军的主力，依托大凉山的天险，在卑水（今美姑河）沿岸布下了防线，试图切断汉军进入南中的通道。
雍闿则从益州郡率军赶来支援，和叛军汇合，声势十分浩大。
诸葛亮的布局却非常反常。他利用牂牁郡孤立无援，雍闿远赴越巂，益州郡空虚的机会，派遣门下督马忠率军进攻牂牁，降都督李恢从平夷县（今贵州毕节）出发，沿着五尺道，径直去抄袭雍闿的老巢益州郡，与主力形成南北夹击的态势。
诸葛亮亲自统率大军逆流而上，从安上（今四川屏山县西北）进入越巂郡，然后进军卑水，与依托营垒固守的叛军形成隔河对峙的局面。
蜀汉大军突然到来，叛军自然开始向卑水的营垒聚集，准备凭借险要的地势坚守。诸葛亮率领军队长途奔袭，以客军的身份面对主场之敌，按道理应该抢在叛军汇聚之前，尽快攻破卑水的防线，以免在这里拖延时间，一直到酷暑季节。
可到了最后，诸葛亮却稳如泰山，在卑水北岸悠闲自在，坐看叛军集结，“想要等到高定元的部众集合完毕，一并讨伐他们”。
诸葛亮不按常理出牌，大概有以下盘算：
其一，叛军像星星之火一样，分散在各地，南中的地理又很复杂，如果对各股叛军进行那种非剿匪性质的治安战，势必会旷日持久，这绝不是急于完成北伐大业的诸葛亮所希望看到的；
其二，叛军成分复杂，各种势力交织在一起，如果他们合兵一处，内部矛盾会滋生，既难以统一指挥，更容易发生内讧。
诸葛亮在卑水屯兵，诱使叛军集结的行动，不禁让人想起曹操在潼关大战时，听说凉州叛军前来支援，反而很高兴的往事，“天下有智谋的人，看法往往是相同的”，确实如此啊！
此刻，马忠率领的东路军已经平定了牂牁郡，而深入益州郡的李恢，却因为兵力处于劣势，被叛军包围在了昆明。
南中叛乱以益州、越巂为中心，诸葛亮已经平定了越巂，进军益州郡已经是必然的了。再加上李恢被困，救援的军队如同星火般紧急，诸葛亮稍作休整，就率领大军一路向南，兵锋直接指向昆明。
在汉军的进军道路上，横亘着一条大江，这就是泸水（即今金沙江）。
《后汉书》李贤注中说：
泸水一名若水，出巂牛徼外……特有瘴气，三月四月经之必死。五月以后，行者得无害。
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出于诸葛亮的精密计划，蜀汉大军赶到泸水岸边的时候，正是夏五月。
虽然避免了传说中那种致命的瘴气之毒，但严酷的气候仍然在考验着汉军。唐代樊绰的《云南志》有这样的记载：
蜀忠武侯诸葛亮伐南蛮，五月渡泸水处，在弄栋城北，今谓之南热，虽冬夏，大行皆胫衣流汗。
弄栋就是现在的姚安县，由此可知，诸葛亮的大军应该是走灵关道，在会无（今四川会理）、青蛉（今云南大姚）之间渡过泸水。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中央王朝军队很少涉足的“不毛之地”。
看到这样的战机，诸葛亮自然不会放过，他指挥汉军大举进攻，顷刻间就踏平了卑水的防线。高定大败而逃，诸葛亮率军追击，又一举攻破了越巂郡的治所邛都（今四川西昌市东南），俘获了高定的妻子。
眼见两军的胜负已经分明，诸葛亮动了收降高定的心思。
可没想到，高定像困兽一样负隅顽抗，不惜“杀人为盟”，进行活人祭祀，又纠集了两千多部下，想要决一死战。最终，高定的抵抗就像螳臂当车一样，被汉军一举歼灭，高定也在阵前被斩杀，越巂郡的大局就此奠定。
当时正是建兴三年夏五月。
或许是因为自然环境太过严酷，再加上巫术崇拜的影响，当地人渡河有杀人祭祀的野蛮习俗。
宋代高丞的《事物纪原》记载了这样一段轶事：
诸葛亮南征，将渡泸水，土俗杀人祭神，亮令以羊豕代取画人头祭之。
这就是馒头的来源。
由于时代的局限，诸葛亮当然不可能是彻底的无神论者，就像他的军令中，就记载了完整的渡河祭祀流程。
然而，面对泸水那被传得神乎其神的瘴气威胁，诸葛亮拒绝采用那种看似有效的活人祭祀，坚持在战争中保持最大限度的人文关怀，这实在是难能可贵。
“把人当人”——生活在和平时代的现代人，或许会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在屠城甚至杀良冒功如同家常便饭，动不动就鸡犬不留的汉末三国时期，诸葛亮统率下的汉军，无疑是一股清流。
仅仅这一点，诸葛亮就当得起文人钱穆的夸赞：“有一诸葛，已可使三国照耀后世，一如两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