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亚内罗毕的贫民窟学校里，红土操场被烈日晒得发烫。
岳川蹲在地上，用树枝在土里画五线谱，身边围了群光脚的孩子，瞪着好奇的大眼睛。
“看，这是‘5’，像非洲鼓的重音；这是‘1’，像蝴蝶翅膀轻轻扇……”
夏晚晴坐在旁边的木箱上，抱着一把旧吉他，弹起《梁祝》的主旋律。
吉他弦有点松，声音发闷，却意外地和远处传来的鼓点合上了拍。
一个扎脏辫的小男孩突然站起来，敲响了身边的铁皮桶，节奏竟和“化蝶”的旋律严丝合缝。
“就是这个！”岳川猛地站起来，拍掉手上的红土，“把二胡换成拇指琴，小提琴换成非洲鼓，让梁山伯和祝英台在鼓点上飞！”
团队成员在树荫下忙碌：周曼正和当地公益组织核对物资清单，防晒霜在胳膊上蹭出白印；
凌薇举着相机，镜头追着孩子们的赤脚，拍他们踩在红土上的脚印，像一串串跳跃的音符；
陆哲则在教孩子们唱《世界的花》，用斯瓦希里语和中文混搭，跑调跑到让树上的猴子都探头张望。
当地的传统鼓手马库斯皱着眉，敲了敲岳川画的谱子：“蝴蝶是灵物，怎么能和鼓的‘凶性’混在一起？你们这是对祖先的不敬。”
他身后的年轻人跟着起哄，有人还踢翻了铁皮桶，发出刺耳的声响。
夏晚晴放下吉他，走到马库斯面前，捡起地上的树枝，在土里画了只展翅的蝴蝶：“在我们国家，蝴蝶是爱情的化身，就像你们鼓里的‘生命之魂’。它们都在说‘别分开’，不是吗？”
她轻轻哼起“化蝶”的旋律，拇指琴的音色像泉水叮咚，马库斯的眉头慢慢松开了。
岳川突然抄起一面非洲鼓，用手掌拍打出急促的节奏，像暴雨砸在树叶上。
夏晚晴的吉他立刻跟上，陆哲加入了口哨声，孩子们的铁皮桶也叮叮当当响起来。
马库斯站在原地听了片刻，突然抓起自己的鼓，猛地敲出一声重音——像春雷炸响，瞬间和所有人的节奏拧成了一股绳。
当“化蝶”的旋律混着非洲鼓的嘶吼响起，孩子们突然拉起手，围着圈子跳起了传统的“丰收舞”，脚步扬起的红土像烟雾，裹着蝴蝶的影子飞。
马库斯的鼓点越来越急，嘴里还念着斯瓦希里语的祝福，岳川听懂了几个词——“爱”“飞翔”“永远”。
当天下午，他们在学校的泥墙上画了幅巨大的壁画：左边是穿汉服的梁祝，右边是跳非洲舞的少年，中间是展翅的蝴蝶，翅膀一半是青瓦白墙，一半是红土草原。
孩子们举着自制的颜料刷，争先恐后地往蝴蝶翅膀上抹颜色，把岳川的白t恤都蹭成了花的。
“青花助学计划”在这里开了新的分支，岳川把从景德镇带来的青花颜料分给孩子们，教他们在葫芦上画蝴蝶。
一个叫阿米娜的小女孩，在葫芦上画了只长着鼓面翅膀的蝴蝶，说：“这样它就能一边飞一边唱了。”
陆哲的新单曲《大地的孩子》就在这红土操场上录成了。
他抱着吉他，马库斯敲着鼓，孩子们唱着和声，歌词里混着中文、斯瓦希里语和鼓点的拟声词，听得周曼直抹眼泪：“这才是真正的世界音乐，不用翻译也能懂。”
傍晚的篝火旁，马库斯教岳川打“生命鼓”，鼓面震动的频率像心跳。
夏晚晴和阿米娜坐在火堆另一边，用红土涂指甲，哼着混搭版的《梁祝》。
凌薇举着相机，拍下岳川被鼓槌砸到手指的狼狈样，又转身捕捉夏晚晴睫毛上跳动的火光，存储卡里的照片渐渐填满，像串起了一串跨越国界的珍珠。
离开贫民窟那天，孩子们追着他们的车跑，手里举着画满蝴蝶的葫芦。
马库斯站在村口，敲响了那面非洲鼓，节奏缓慢而郑重——是“化蝶”的旋律，用鼓点重新写过的。
岳川摇下车窗，对着他喊：“等我们回来，带《梁祝》鼓乐版的谱子！”
车窗外的红土渐渐远去，夏晚晴翻看着凌薇拍的照片，突然指着一张：岳川蹲在地上，给孩子们演示蝴蝶怎么飞，胳膊张得像翅膀，身后是夕阳染红的壁画。
“你看，”她轻声说，“有些东西不用学，天生就懂。”
岳川没接话，正用手机记着新旋律——把非洲鼓的节奏和《茉莉花》的调子混在一起，居然有种奇异的温柔。
陆哲凑过来看，突然说：“下次去南美，把它改成探戈版怎么样？让茉莉花在舞步上开。”
岳川敲了敲手机屏幕，旋律从扬声器里飘出来，混着车窗外的风声。
他突然觉得，所谓的文化输出，从来不是把自己的东西硬塞给别人，而是像这红土上的蝴蝶，带着当地的温度飞，翅膀上沾着不同的花粉，最后开出谁也没见过的花。
下一站是巴西。岳川摸了摸口袋里阿米娜送的葫芦挂坠，上面的蝴蝶翅膀被摩挲得发亮。
他知道，这只是中途的驿站，就像鼓点不会停，旋律不会断，只要有人愿意听，愿意唱，蝴蝶就能一直飞下去。
比如，那首《茉莉花》探戈版，得让手风琴和桑巴鼓打架，像害羞的花突然跳起了狂野的舞。
车窗外的星空亮起来，岳川看着手机里的乐谱，指尖在膝盖上打着拍子，突然哼出一句新词，带着点葡萄牙语的调子——原来音乐真的能自己长脚，走到哪，就把根扎到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