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的教化之力，在海东省初见成效，如同一缕清风，暂时吹散了部分笼罩在民众心头的阴霾。然而，随着实践的深入，一个更为本质的问题逐渐浮现：音乐的创作与演奏，其感化人心的深度与广度，终究与施予者和接受者双方的 “真诚” 息息相关。艺术，终究是真诚土壤上绽放的花朵，若心田贫瘠，再优美的乐音也难扎根生长。
在这一认知的驱动下，理学大家朱熹亲自动笔，倾注其对于“诚”这一儒家核心概念的深刻理解，创作了一首名为 《诚者》 的歌曲。其词深邃，直指本体：
“诚者何也？天地之撰也，万物之情也。日月环而无端，寒暑渐而无畛，神气充于官骸而不着，生杀因其自致而不为，此天地之撰也。曼而不知止则厌，无端而投之则惊，前有所诎后有所申则疑，数见不鲜而屡溷之则怒。无可厌而后歆，无所惊而后适，无所疑而后信，无可怒而后喜。此万物之情也。天地之妙合，辑而已矣。”
（诚是什么呢？是天地运行的法则，是万物固有的情理。日月循环没有起点终点，寒暑更替没有明显界限，神气充满形体而不显痕迹，生杀因其自身规律而非有意作为，这就是天地的法则。蔓延不止则会厌烦，无缘无故施加则会惊惧，前有压抑后有伸张则会疑惑，常见不鲜而又屡次混杂则会恼怒。没有可厌烦之后才会欣悦，没有可惊惧之后才会安适，没有可疑惑之后才会信任，没有可恼怒之后才会喜悦。这就是万物的情理。天地的妙合，在于和谐而已。）
这首《诚者》旨在阐述“诚”乃宇宙自然、真实无妄的本然状态，是万物和谐共处的基石。朱熹希望借此乐歌，引导人们回归内心的真实与和谐，从而感应天地之正理。
此歌由大宋顶尖乐师精心谱曲、排练，先在汴京宫廷及各大州府演出。效果可谓震撼！大宋的士人与百姓，自幼浸润于儒家文化，对“诚”之内涵心有戚戚。当那恢弘而庄严、仿佛与天地呼吸同频的乐声响起，歌词中蕴含的宇宙观与人生哲理，深深触动了他们的心弦。听众或肃然动容，或潜然泪下，感受到一种与天道契合的精神洗礼。音乐于此，真正成为了载道之器，起到了陶冶心性、净化灵魂的极致效果。
然而，当这支承载着至诚之理的《诚者》乐班，远渡重洋，在海东省的定海城及各地巡演时，场面虽依旧隆重，效果却远逊中原。
东瀛的民众，无论是被迫归化的“野人”，还是心存芥蒂的旧阶层，他们聆听这玄奥的歌词与陌生的雅乐旋律，大多面露茫然，或觉新奇，却难以产生内心深处的情感共鸣。那阐述天地至理的“诚”，在他们听来，过于抽象，远不如一首描绘家乡山水、诉说眼前悲欢的古老歌谣来得真切。乐师们纵然技艺超群，倾情演奏，但那份源于文化血脉深处的“真诚”底蕴，却仿佛隔着无形的壁垒，难以精准传递到另一片文化土壤的心灵中。
这一鲜明对比，让吴用与前线官员们深刻认识到：礼乐源于发自内心的爱与敬，此乃“诚”之底蕴。 对于海东民众而言，大宋所带来的“礼”（制度规范）与“乐”（雅正音乐），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外部的、强加的秩序与美感，尚未能内化为他们自身文化血脉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尚未能激发其源自生命本真的“爱与敬”。因此，礼乐的教化功能，在此地便大打折扣。
朱熹在接到吴用的详细报告后，亦是喟然长叹。他回信写道：“感物而动，性之欲也。夫乐之感人也，非以口耳之接己也，乃以其至诚之动己也。今海东之民，其心未与我同，其情未与我通，虽奏以《咸》、《韶》，彼亦若闻郑卫之音耳。非乐之不美，乃诚未至也。此非一日之功，需待其生养渐遂，教化日深，与我华夏之民共饮一江水，同耕一方田，日久情生，由情生敬，由敬生爱，而后礼乐方能有其扎根之土，‘诚’之种子方能于其心田萌发。”
他明确指出，问题的核心在于文化认同与情感共鸣的缺失。东瀛百姓中，能真正领悟并感通于这源自中原核心文化的“至诚”之音的，寥寥无几。
此番实践，如同一盆冷水，让沉浸在音乐初步成功喜悦中的大宋统治阶层清醒过来。他们意识到，文化的深度融合与心灵的真正皈依，远比制度的建立和表面的驯服更为艰难。音乐的力量固然伟大，但它需要“真诚”的土壤。如何在这片异质的土地上，培育出能与大宋礼乐产生共鸣的“真诚”底蕴，如何让“仁”与“礼”从外在规范转化为内在需求，成为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更为深远、也更具挑战性的课题。东瀛的教化之路，在音乐的试炼后，步入了一个需要更多耐心、智慧与时间来浸润的漫长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