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太后，自从执政以来，已经过去了数年时光。在这段时间里，她展现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和智慧。
为了巩固国家的防务，邓太后决定对边境地区进行修复和加强。她下令修复那些被战火摧毁的凉州城郭和烽燧，这些防御设施对于保护边境安全至关重要。同时，她还采取了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将内地的灾民迁徙到边郡屯田。这些灾民不仅得到了耕牛和种粮的支持，还享受了五年的免赋税政策。这样一来，边地的人口得到了充实，同时也减轻了驻军的粮草压力，可谓一举两得。
在救灾荒和稳定民生方面，邓太后也做出了巨大努力。从永初到建光年间，她一直关注着百姓的生活状况，并采取各种措施来缓解灾情和保障民生。这些举措贯穿了她执政的整个时期，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几年里，我手下的五大女官之一，账目女官周绸，每隔几个月就要被太后临时抽调过去，担任几个月的钱粮管理工作。这主要是因为太后手下真正能够信任和依赖的人并不多，除了我这个永巷令之外，也就只有我手下的少数几个人可以信赖了。
邓太后执政的中后期，虽然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稳定国家局势，但天灾仍然频繁发生。永初四年，并州遭受了严重的蝗灾，蝗虫铺天盖地，所过之处庄稼尽毁；元初元年，京师发生了强烈的地震，房屋倒塌，百姓伤亡惨重；永宁元年，荆州又遭遇了罕见的水灾，洪水泛滥，淹没了大片农田和村庄。
面对如此严峻的灾情，邓太后毫不犹豫地采取了节流养民的政策。她持续削减宫廷的用度，下令“罢诸苑游猎，停宫内锦绣织造”，不仅取消了皇家园林的游乐活动，还停止了宫内精美的丝织品织造。此外，她甚至将自己私人府库中的钱财以及少府的钱，拿出30%拨给大司农，用于购买灾民所需的种子，以帮助他们恢复生产。
永初五年，关中地区发生饥荒，邓太后心急如焚。为了缓解灾情，她果断下令“后宫每日减肉食，百官俸禄再降一成”，要求后宫的妃嫔们每天减少肉食的供应，同时让百官的俸禄再降低一成。这一举措虽然对宫廷和官员们的生活造成了一定影响，但却为灾民们节省了大量的粮食和资金。
在邓太后的努力下，国家逐渐度过了难关，灾情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她的节流养民政策虽然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阻力，但最终还是取得了成效，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为了实现精准赈灾，朝廷下达了严格的命令，要求地方官员必须在灾害发生后的三日内上报情况，如有逾期不报者，将被处以斩首之刑。同时，还派遣使者手持符节前往各地进行督查，以防止官员贪污救灾物资。
元初二年，冀州地区发生了严重的灾荒，大量流民涌入洛阳。面对这一情况，她迅速做出反应，下令在城外设立“流民坞堡”，每个坞堡都配备一名医官和一名粮官，以确保流民的基本生活和医疗需求得到满足。
不仅如此，她还亲自前往坞堡视察，了解灾民的实际情况。在视察过程中，她看到许多灾民衣衫单薄，饱受寒冷之苦，于是当即下令赐予灾民棉衣，让他们能够温暖过冬。这一举动不仅温暖了灾民的心，也稳定了社会秩序。
然而，尽管这件事情已经交由户部周大人负责处理，但我手下的五大女官中有两位周女官的父亲，仍然亲自前往灾区，尽心尽力地协助赈灾工作。他们不辞辛劳，日夜奔波，最终因过度劳累而身体垮掉，不得不辞官回家休养。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在我眼中，时间如同光影一般快速流逝，转眼间已经过去了许多年。然而，邓太后所推行的政策却依然在持续施行，展现出其深远的影响力。
在农业方面，邓太后高度重视重农桑与兴水利。她下诏要求各郡国必须修缮旧有的陂塘，这些陂塘作为蓄水池，对于农田灌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为了鼓励开垦荒地，她还颁布法令，凡是垦荒者均可免除三年的田租。此外，邓太后大力推广“代田法”，这是一种能够显着提高粮食产量的先进耕作技术。
不仅如此，邓太后以身作则，亲自在洛阳周边开辟了“太后籍田”，这是一片专门用于皇家示范的农田。每年春耕时节，她都会率领三公等高级官员亲自下地耕种，以此来劝勉农民重视农业生产。这种亲自示范的行为，无疑给地方官员和百姓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带动了整个社会对农业的重视。
在太后身边工作多年，我这副身体也如同被岁月侵蚀的古旧建筑一般，正加速崩塌。尽管我曾尝试让身体去适应这种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但却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这副身体的容纳能力已经达到极限，就像一台随时可能因过载而短路的机器。然而，即便如此，我依然无法停下手中的工作。
整吏治与平冤狱，这是太后交予我的重任，也是我义不容辞的使命。自永初六年至永宁元年，邓太后针对地方官贪腐、冤案频发的问题，果断采取了一系列强化监察与司法改革的措施。
其中，最为严厉的当属对贪官的严查。太后派遣“绣衣使者”（钦差）巡行郡县，一旦发现有官员贪污受贿超过三十万钱，无论其爵位高低，一律处以死刑。永初六年，“南阳太守张显挪用赈灾粮百万斛”的案件被查出，尽管他是功臣之后，太后仍毫不犹豫地下令将其处死，并将案情公示天下，以儆效尤，震慑整个官场。
再之后，邓太后展现出了她的政治智慧和公正。她深知冤狱对社会稳定和人民信任的影响，因此下令廷尉和尚书台每季度复核在押囚犯，尤其要关注那些因羌乱而被诬为“通敌”的边民。
元初三年，邓太后亲自审阅洛阳狱案，她仔细审查每一个案件的细节，不放过任何一丝疑点。经过一番深入调查，她发现有一百多名羌族降户被诬告为“通敌”，这些人实际上是无辜的。邓太后当即下令释放这些被冤枉的人，并严厉斥责洛阳令，批评他“宁枉勿纵”的做法，指出这种做法会失去民心。
在选贤任能方面，邓太后同样表现出了非凡的眼光和胸怀。她既重用外戚中贤能者，如邓骘虽然被罢去兵权，但因其“清廉”而被保留特进待遇；同时，她也不拘一格地提拔寒士，如虞诩出身小吏，却因平羌有功而升为尚书仆射。
更为难得的是，邓太后敢于打破传统惯例，任命擅长水利的王景为河堤谒者，主持黄河疏浚工作。这一举措不仅体现了她对人才的重视，更显示出她不拘泥于儒家思想的束缚，而是以实际能力和贡献来选拔官员。
兴文教与修典章，这是一段充满文化底蕴和历史意义的时期，从永初七年一直延续到建光元年。
邓太后自幼就对经史有着深入的了解和研究，这种深厚的文化素养在她执政后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她大力推动文化建设，旨在通过“正纲常、明教化”来提升社会的道德风尚和文化水平。
其中一项重要举措便是校订典籍，统一经义。邓太后下令召集马融、班昭等着名大儒，让他们在东观——这座皇家图书馆中，对《五经》进行细致的校订工作。他们不仅要纠正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间的分歧，还要确保经义的准确和统一。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最终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
为了让这些经典能够广泛传播，邓太后决定将校订后的《五经》刻石立于太学。这样一来，天下的学子们都可以以这些石刻为标准教材，学习正统的经义。这一举动对于规范学术、传承文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此外，邓太后还亲自为《女诫》作注。《女诫》是一部关于女性品德和行为规范的经典着作，邓太后在注释中强调“妇德非仅柔顺，亦需明事理”。她认为女性的品德不仅仅是柔顺，还应该具备明辨是非的能力和智慧。这一观点对后世女性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得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
兴办官学，推广识字：在洛阳设“宫教”，选后宫妃嫔、女官学习《论语》《孝经》，由班昭主讲；同时下令“郡县各设小学，凡适龄儿童（无论贵贱）皆可入学”，甚至给贫困生“提供笔墨纸”，推动基础教育普及。
修史明鉴：
为了使后人能够清晰地了解东汉历史，安帝下令史官对《东观汉记》进行补修。其中，特别强调了“光武至和帝”时期的本纪和列传部分。这一时期的历史对于安帝来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他希望通过修史来提醒自己以及后世的统治者，要以史为鉴，避免重蹈前朝的覆辙。
在修史过程中，安帝着重强调了“为政者当鉴前朝兴衰，勿学王莽篡逆，勿效窦宪专权”这一观点。王莽篡汉和窦宪专权都是东汉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给国家带来了严重的动荡和危机。安帝深知这些事件的危害，因此希望通过修史来警示后人，让他们明白权力的滥用和专横会导致怎样的后果。
通过修史明鉴，安帝不仅巩固了自身执政的合法性，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史料。这些史料将有助于后人更好地了解东汉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为研究历史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平衡权力，为归政铺路（永宁元年至建光元年）：
安帝成年后，邓太后虽然没有立即将政权交还给安帝，但她也意识到权力交接的重要性，并开始逐步为这一过程做准备。
在永宁元年，邓太后以“邓氏子弟多骄纵”为由，果断地罢黜了邓骘之子邓凤的官爵。这一举动显示出邓太后对邓氏外戚势力的限制，她不希望外戚势力过于膨胀，以免重蹈窦氏外戚的覆辙。
随后，邓太后又下令让邓氏五侯各归封地，不得干预朝政。这一措施进一步削弱了邓氏外戚的权力，使得朝廷的权力结构更加平衡。通过这些举措，邓太后为安帝日后顺利归政铺平了道路，同时也避免了外戚专权可能带来的政治危机。
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正史中的邓太后已步入晚年。在这人生的暮年，她仍心系国家大事，为安帝的未来谋划着。
为了安抚安帝，邓太后精心为他挑选了皇后——阎氏。这不仅是为了稳定后宫，更是为了展示自己对安帝的支持与信任。同时，她还提拔了阎氏的外戚阎显为执金吾，让其参与朝政，以示“共享权力”的诚意。
此外，邓太后深知制度的延续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于是，她命人整理先帝遗诏以及太后临朝的旧事，将这些宝贵的经验编纂成一部法令集——《令甲》。这部法令集不仅是对过去的总结，更是为归政后的制度延续铺就了道路。
然而，就在这看似平静的时刻，我的身体却迎来了最后的崩塌。这是我与女君的最后一面，我们交谈了许多。我向她坦白了自己天外来客的身份，以及那些所谓的提前帮助不过是历史知晓的答案。
令人意外的是，作为执政十余载的人，女君对于我的身份并没有表现出好奇或惊讶。她的淡定让我深感敬佩，或许这就是历经风雨后的从容吧。
最后，当我提到带走她的思维记忆时，她竟然没有丝毫的反对。相反，她希望那个被复制出来的自己能够代替她再活一世，体验新的人生。这种豁达与超脱，让我对她的敬意更添几分。
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下，太后的女儿，也就是那位在历史上原本不应该存在的人——同乐公主刘恋，在她年少的时候，竟然爱上了一个宫中的女官。而我呢，其实和她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把事情挑明了。她对我的情况可谓是了如指掌，自然也清楚地知道了她母亲太后晚年的所有事情。
正因为如此，我们俩共同策划了一场精心设计的假死戏码。这场假死，不仅可以被视为给邓太后的人生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同时也能让安帝不至于对太后的事情过于深究和追究。毕竟，即使他真的发现了一些端倪，也不会轻易采取什么实质性的行动。
这其中的潜台词就是：我已经将手中的权力归还，如今的我，就如同一个死人一般。而从明面上来看，太后这个身份也已经不复存在了。
再之后的事，我就无从知晓了。仿佛时间在那一刻戛然而止，所有的故事都被尘封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竟然和历史上的丧礼日期完全一致。
这究竟是巧合还是冥冥之中的安排呢？我不禁陷入了沉思。而这一次，我将永远地消失在历史的舞台上，就像一颗流星划过天际，短暂而绚烂，却无法留下永恒的痕迹。
时间如白驹过隙，悄然流转。我静静地等待着，等待着那个注定的时刻——1910 年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