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步声在会议室的门外，戛然而止。
门被推开。
率先走入的，是西拉斯·布莱克伍德。紧随其后的，是伊莎贝拉·罗西。
卢西恩的目光钉在了这两个人身上。
电视和网络上的影像，终究是一种经过压缩和编码的二维平面。
亲眼所见，是一种截然不同的、信息密度极高的感官体验。
西拉斯的真人，比屏幕上呈现的形象更具侵略性。
他的脸颊上能看到细微的纹路，那是时间留下的浅滩，但绝非衰老的痕迹。
它们更像是在高强度风压下形成的岩石褶皱，反而强化了他五官的立体感和坚毅度。
他的脸没有中年男人常见的、因重力而生的松弛，整个人散发着一种近乎燃烧的能量，仿佛体内有一座小型核聚变反应堆，正源源不断地为他充沛的精力提供燃料。
而他身后的伊莎贝拉，则完全是另一种维度的存在。
她像是从画框中走出的神只。
美貌并未因现实的粗糙颗粒感而折损，反而获得了一种惊心动魄的生命力。
一件没有任何多余设计的纯白衬衫，一条剪裁利落的深色长裤，脚上是一双平底的乐福鞋。
这身装束朴素得近乎刻意，仿佛研究生助理般低调，安静地站在西拉斯身后偏半步的位置，明确地宣告自己并非今天的主角。
“下午好，各位。”
西拉斯开口了，声音并不响亮，却像一块投入静水中的铅锭，沉重地砸穿了空气中所有的杂音。
“我姑且就不做那些礼仪性的问候了。
想必在座的各位，已经习惯了那些虚头巴脑的、用以展示所谓‘尊重’的礼节。
那种仅仅尊重你们个人头衔，却从不尊重你们学说的仪式。”
他说话时，双手随意地插在西裤口袋里，身体微微前倾，姿态中带着一种毫不掩饰的审视感。
他的目光缓缓扫过全场，没有焦点，却让每一个人都感觉自己被单独拎出来，放在了显微镜的载玻片上。
卢西恩感到了某种不适。
这很不友好。西拉斯在刻意地制造一种压迫感，一种自上而下的、属于权力者的倾轧感。
他预感对方的下一句话，会更加出乎意料。
“想必各位也都习惯了这样的场景，”
西拉斯继续说道，嘴边勾起一抹极淡的弧度，
“你们被邀请参加某个跨学科会议。
在开场的演说中，主持人会用华丽的辞藻强调‘思想的包容性’和‘历史的厚度’，将你们作为点缀，证明这场会议的多元化。
然后，在所有进入实质性讨论的环节，你们都将被客气地晾在一边。
你们拥有名义上的发言权，却永远得不到真正的话语权。”
异常精准。
卢西恩在心中做出了评价。
他甚至觉得西拉斯的描述还不够刻薄。
在座的诸位中，恐怕有极少数人连这种被当做“吉祥物”的发言权都未曾拥有过。
不是谁都能恰好搭上某个特定时期“进步思潮”的顺风车，哪怕只是车顶。
通常情况下，在这样的开场后，接下来的流程应该是介绍项目内容，并阐述该项目与在座各位的研究成果之间存在何种潜在的联系。
然而，西拉斯接下来说出的话，彻底击碎了所有人的预判。
“那是因为，”
他停顿了一下，让所有人的注意力都汇集过来，
“在座的各位，你们不是在产出学术成果，而是在制造学术古董和学术垃圾。
你们也不是在进行研究，而是在挖掘，更准确地说，或许是排泄——所产出的内容除了你们自己，很少有人拿它当一回事。
你们的理论，产出即入土。
等待着未来某一天，某个无聊的学术考古学家将其发掘，又或者，成为某个与你们毫不相干的新学说的微不足道的养料。”
他脸上的表情，此刻清晰地转变为一种近乎残忍的嘲弄。
“让我来想想那会是什么新学说？
哈里·谢顿的心理史学？
还是赫伯特·斯宾塞那套早已被丢进故纸堆的社会有机体论的拙劣变种？”
屋内陷入了长达数秒的、凝固般的死寂。
这番发言，其内容的直白、轻蔑、充满侮辱性和攻击性，如同一记毫无预兆的耳光，狠狠抽在每一个人的脸上。
猝不及及之下，众人甚至难以做出有效的反应。
死寂之后，是骚动。
如同被投入蚁巢的沸水，窃窃私语声迅速蔓延开来。
愤怒、震惊、难以置信的情绪，在学者们紧锁的眉头和压抑的交谈中发酵。
“可真伤人，你不觉得吗？”
卢西恩压低声音，对身边的德米特里说。
德米特里方正的脸上依旧是那副在思考数学题的表情，他想了想，回答道：
“是很不客气。不过，我没觉得怎么伤人。”
“为什么？”
“因为他说的又不是我。”
德米特里似乎是想安慰一下他的朋友，
“我的模型是有用的。
只有被说中的人才会感到受伤。”
好吧，更伤人了。
这句过于诚实的话，让卢西恩瞬间冷静了下来。
他不得不承认，德米特里是对的。
西拉斯的话虽然粗暴，但剥开那层侮辱性的外壳，其内核却是难以辩驳的事实。
“我无法容忍这种轻视和无礼！”
一个尖锐的声音划破了嘈杂。
一位穿着一身剪裁精良的粗花呢西装、打着领带的女士站了起来。
她的装束很像上世纪初那些为争取女性权利而刻意模糊性别特征的知识分子，带着浓重的英国口音。
“布莱克伍德先生，你的言论不仅是对我们学术尊严的践踏，更是对我们人格的羞辱！
我要求你立刻道歉，否则，我将退出这个所谓的‘计划’！”
卢西恩注意到，西拉斯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
他甚至从口袋里抽出手，轻松地拍了拍衣角上并不存在的灰尘。
“好吧，”
他用一种近乎惋惜的语气说道，“那这个总预算为一亿友元的项目——”
卢西恩清晰地看到，那位女士的身体出现了瞬间的、肉眼可见的僵硬。
她脸上的愤怒像是被冻住了一样，显得有些不自然，但依旧维持着起身的姿态，仿佛在进行最后的抵抗。
“——可能要失去这位可靠的女士的参与了。”
西拉斯的目光转向边上的伊莎贝拉，
“伊莎贝拉，协助这位女士去签一下保密协议。
哦，对了，协议的第一页，有详细的项目经费来源和初步的分配方案，也许你可以先了解一下……”
那位女士已经抬起的身体，以一种略显尴尬的、违反物理学常理的缓慢速度，重新坐回了椅子上。
“……我姑且先听一下计划内容，”
她的声音比之前低了八度，也失去了那份锐气，
“既然无论如何都要签署协议，不如……听完再签。”
“明智的选择。”
西拉斯微微颔首，像一位宽宏的君主，赦免了臣民的冒犯。
经过这番近乎闹剧的插曲，会议室内彻底回归了安静。
再也没有人敢于发出任何异议。
所有的傲慢与矜持，都在“一亿友元”这个粗暴而有效的数字面前，化为了齑粉。
西拉斯转身，按动手中的遥控器。他身后的投影屏幕亮起，显示出一份演示文稿的标题页。
“胜利计划 (project Victory)”
“我们的计划，‘胜利计划’，”
西拉斯的声音再次响起，这一次，带着一种创造者的激情，
“将会让你们所有人，摆脱之前的窘境。”
他将文稿翻到了下一页。
“我们要做的，是建立一门全新的领域，一门全新的学科。
我称之为：社会战略成功学 。
这门学科，将与之前所有的社会科学门类完全独立，它没有任何固有的学术派系、没有盘根错节的师承关系、更没有那些由主流学术圈所设下的、用来党同伐异的隐形限制。
它是一片全新的大陆，一片等待被开拓的、未曾被任何旧世界规则所染指的蓝色海洋。”
卢西恩环顾四周。
所有人的眼神都变了。
怀疑和愤怒被一种更为原始的、名为“渴望”的情绪所取代。
对于他们这群被放逐在学术荒原上的思想者而言，“建立一门新学科”的诱惑，不亚于向一位失势的君主许诺一顶全新的皇冠。
“具体而言，”
西拉斯继续说道，
“我们将建立一套全新的评价标准，一个新构建的、覆盖所有社会领域的评价体系。
我们将对所有社会内部的事件——从一项法案的通过，到一部电影的上映，从一次成功的商业并购，到一场失败的战争——进行重新估值。
评估它们为社会整体所制造的、最根本的效益和价值。而这套体系的最终计量单位，是——”
他将演示文稿翻到了最后一页。
屏幕上异常空旷，只有一个单一的、所有人都无比熟悉的符号，静静地悬浮在中央。
一个金色的友元符号。
“——我们伟大的友元。”
之前的质疑和不满，此刻已被彻底冲淡。
即使并非所有人，甚至暂时还没有人能完全领会西拉斯所说内容的真正含义，但所有人都已经看出了这个计划背后所蕴含的、足以颠覆世界的恐怖潜力和野心。
“我有疑问。”
一个冷静的声音响起。
前排，那位留着精致小胡子的克劳斯·里希特举起了手。
卢西恩注意到，他在方才那场骚动中始终保持着沉默。
直到此刻，这个计划最核心的部分被揭示出来时，他才第一次采取了行动。
“请讲，里希特先生。”
“布莱克伍德先生，”
克劳斯·里希特的声音带着德语区学者特有的严谨和精确，
“您所提出的概念非常宏大。
但如果我没有理解错，您试图建立的这套以货币为最终度量衡的评价体系，其目的在于评估一个社会事件对于社会整体的效益。
恕我直言，宏观经济学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发展中，已经建立了足够复杂的模型来完成类似的工作。”
他并没有直接表示反对，而是以一种学术探讨的姿态，隐晦地表达了对其开创性的质疑。
“无论是衡量最终产出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国民总收入(GNI)，还是评估社会福利的‘卡尔多-希克斯效率’标准，亦或是从个体层面出发，通过‘显示性偏好’理论来推断的消费者剩余。
这些模型和指标，不正是为了将复杂的社会行为，最终量化为可比较的经济价值吗？”
他对自己提出的疑问做出了总结：
“我并非在质疑您计划的价值。
我只是想更清晰地厘清，您的‘社会战略成功学’，与现有的宏观经济理论，其根本性的差异究竟在何处？”
这是一个极其精准且致命的问题。
西拉斯没有立刻回答。
他盯着克劳斯·里希特，看了足足三秒。
“你是克劳斯·里希特。”
他用的是陈述句。
“是的，是我。”
“很好。”
西拉斯这句意味不明的赞许，让卢西恩不确定他是在评价里希特这个人，还是在评价他提出的观点。
随后，西拉斯终于给出了回答。
“你的问题非常关键，里希特先生。
它直指我的计划和所有传统经济学、所有传统社会学理论观点的最大差异——也是其开创性和独特性的最大体现。”
他开始在会议桌前踱步，语言也随之变得极具学术性和攻击性。
“传统的社会学理论，无论是涂尔干的功能主义，还是某位伟大德国人的冲突理论，它们在谈论财富时，都只将其作为一个单元，一个部分，一个过程中的小节。
财富是‘社会事实’的表征，是‘生产力’的体现，是‘斗争’的工具——它永远只是一个可以用来达成其他更高尚目的的手段。”
“而经济学，则陷入了另一种偏执。
它过于注重‘经济’这个单一的变量，它的视野被局限在与经济关联密切的市场、政策、利率之中。
它构建了一个‘经济人’或‘理性人’的假设，并以此为基础推演整个世界。
诚然，”
他看了一眼克劳斯，
“像您所属的奥地利学派，已经注意到了‘个体行动’在其中的重要性，并试图打破这种化约主义的束缚，这很不错。
但你们依旧没有跳出原有的框架，你们依旧在讨论‘市场过程’如何自发地走向‘均衡’，而没有勇气去凝视那片更高层的、更广阔的天空。”
他的论述剖开了相关领域的理论软肋——从克劳斯的表情就可以看出。
“我们的‘社会战略成功学’，则与这两者截然不同。”
西拉斯停下脚步，重新站到会议室的中央，张开双臂，如同一个准备拥抱新世界的先知。
“成功，经济上的成功，财富的无限增殖，它不是我们达成某个社会目标的阶段性条件，也不是我们实现某种理想的工具。”
“它是最终的结果。”
“所有其他的社会学元素——法律、道德、教育、艺术，乃至于哲学和文化——它们都不是目的。它们全部都是过程。
是筛选工具，是催化剂，是服务于最终结果的变量和函数。
我们评估一项法律是否‘正义’，唯一的标准是它能否为社会带来更多的财富；我们评判一种道德是否‘高尚’，唯一的标准是它能否促成更有效率的经济行为。
这是时代的号召。”
“一切评估，皆基于财富。”
他用抑扬顿挫的语调，说出了最后一句话。
那是一句古老的拉丁文，却被赋予了全新的、更加丰富的含义。
“omnia ad auri mensuram.”
（一切，皆以黄金来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