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三十四年（1555）的江南，本该是莺飞草长、烟雨如画的时节。然而，当戚继光风尘仆仆地踏上浙江的土地时，扑面而来的却不是文人诗词中的温婉气息，而是一种混合着焦糊、血腥与恐慌的压抑氛围。他被任命为浙江都司佥书，主要负责管理屯田事务。这虽是一个涉及后勤的职位，却让他得以从根基上窥见浙江军政的积弊。
他看到的是一片凋敝的景象。原本应供养军队的屯田，大多荒芜或被豪强侵占，军户逃亡严重，在籍兵士名额虚浮，十不足五。剩余的士兵，与其说是军人，不如说是一群穿着破旧号衣的流民和兵痞。他们缺乏训练，士气低落，平日里唯一的“本事”便是向本就困苦的百姓催逼粮饷，作威作福。军官阶层则多由世袭或贿赂得位，贪墨成风，只顾克扣军饷，中饱私囊，对军事训练和倭寇动态漠不关心。整个浙江的防御体系，如同一个被蛀空的巨人，外表尚存，内里早已腐朽不堪。
戚继光的心，一点点沉了下去。他深知，在这样的基础上，任何宏伟的御倭蓝图都只是空中楼阁。然而，他并未气馁，而是更加勤勉地履行职责，仔细记录、分析着所见所闻，并利用职务之便，深入了解沿海地理、倭寇活动规律。他的才干与责任心，很快引起了新任浙直总督胡宗宪的注意。胡宗宪是位有抱负、通权变的能臣，虽然后世对其结交严嵩父子颇有微词，但他在统筹东南抗倭大局上，确实起到了关键作用。他敏锐地察觉到戚继光并非寻常武将，而是一个既有勇力、更有头脑的难得人才。
次年，嘉靖三十五年（1556），在胡宗宪的力荐和提拔下，戚继光被擢升为宁绍台参将，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这三大府是浙江最富庶、也是倭患最烈的核心区域，直面波涛汹涌的东海，是抵御倭寇入侵的第一道防线。这一任命，无疑是将千斤重担压在了这位年仅二十八岁的年轻将领肩上。
初获重任，戚继光胸中豪情万丈。他仿佛看到了自己实现“海波平”志向的舞台，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他整顿军纪，亲自巡视防务，勘察地形，修补工事，试图将父亲教导的兵法和自己在北地戍边积累的经验，应用于这片陌生的水网山地。
然而，现实很快就给了他当头一棒，冰冷而残酷。
那是一次规模不算太大的遭遇战。一股约数百人的倭寇登陆骚扰，戚继光闻讯，立即率领麾下数千卫所官兵前往迎击。他精心选择了伏击地点，布下阵势，自信可以打一个漂亮的歼灭战，以振军威。
战斗伊始，倭寇的身影出现在视野中。他们人数虽少，却队列松散而有序，个个身形矮壮，面目狰狞，手持锋利的倭刀（武士刀）和长枪，眼中闪烁着野兽般的凶光，发出怪异的嚎叫。反观明军这边，人数虽占绝对优势，但队伍嘈杂混乱，士兵们脸上写满了恐惧与茫然，握着兵器的手在微微颤抖。
当倭寇进入射程，戚继光下令放箭。箭矢稀稀拉拉地飞出，大多绵软无力，落在敌阵前寥寥无几。倭寇见状，更加肆无忌惮，挥舞着雪亮的倭刀，发起了疯狂的冲锋。他们的动作迅猛诡异，刀法狠辣刁钻，往往一刀劈下，便能连人带兵器将明军士兵斩断。
最让戚继光肝胆俱裂的一幕发生了。面对倭寇亡命徒式的冲击，他麾下的明军，那些平日里在百姓面前耀武扬威的“官军”，竟如同被惊散的麻雀，发一声喊，掉头就跑！任凭戚继光在阵中如何怒吼、呵斥，甚至亲手斩杀了几名逃兵，都无法阻止这山崩般的溃退。将找不到兵，兵找不到将，数千人的队伍顷刻间土崩瓦解，自相践踏而死者，竟比被倭寇所杀的还要多。
戚继光被亲兵死死护住，才未被溃兵冲散。他立于原地，眼睁睁看着倭寇狞笑着追杀溃兵，洗劫附近的村庄，扬长而去。他的脸色铁青，嘴唇被咬出了血，握着剑柄的手指因为过度用力而失去了知觉。一股巨大的屈辱感和无力感，几乎将他吞噬。他空有满腹韬略，一身武艺，却指挥不动这样一支腐败懦弱的军队！这不是战斗，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丑剧和悲剧！
战后，他独自一人，久久伫立在硝烟未散、尸横遍野的战场上。夕阳的余晖将天地染成一片血色，也映照着他内心无尽的悲凉与愤怒。他反复咀嚼着这场惨败，一个清晰无比、却又无比沉重的结论，如同烙印般刻入了他的脑海：
“兵不练，将之过也！”
是的，士兵的懦弱、混乱、无能，根源在于将领！在于整个腐朽的军事制度！依靠这些世袭的、缺乏训练、毫无荣誉感的卫所兵，莫说荡平倭寇，就连自保都成问题。这些兵，骨子里已经烂掉了，绝非严刑峻法或简单的操练所能挽救。
一股强烈的使命感与愤懑之情在他胸中激荡。他连夜赶回大营，不顾一身征尘，伏案疾书，给总督胡宗宪写下了一封情词恳切、又充满激愤的长信。在信中，他毫不讳言地痛陈卫所军队的积弊：“今之所恃者，兵也。兵之不练，其弊不在兵，而在将。…每遇贼至，率皆望风奔溃，曾无一旅之兵，敢与之抗者。” 他尖锐地指出，这样的军队，“虽孙吴复生，难以措手”。
进而，他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请求：罢黜旧兵，招募新军！
他请求胡宗宪授予他全权，允许他在浙江当地，另起炉灶，招募一批完全不同于卫所旧军的、淳朴健壮、勇于效命的青年，由他亲自选拔，从头开始，用全新的方法和严格的纪律进行训练，打造一支真正能战的军队。他激昂地写道：“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堂堂全浙，岂无材勇？” 他坚信，在饱受倭寇荼毒的浙江大地，绝不缺乏热血男儿，缺的只是发现、组织和训练他们的良将。
这封上书，震动了胡宗宪。他欣赏戚继光的胆识和见解，也深知卫所兵不堪用的现实。然而，募兵之议，牵涉太广。首先便是粮饷。招募新军意味着需要额外、稳定且巨额的钱粮供应，这需要说服朝廷，需要从本已捉襟见肘的东南财税中挤出份额，触动无数利益环节。其次，更是触及了旧有军事集团的根基。罢黜旧兵，等于否定了现有的整个卫所指挥系统，那些世袭的军官、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必然会群起反对，阻力巨大。
因此，尽管胡宗宪内心赞同，但身处复杂的政治漩涡中，他不得不谨慎权衡。他安抚戚继光，肯定其忠心与勇气，但对募兵之请，并未立即批准，只让他暂且利用现有兵力，尽力整顿，徐图良策。
此后的两年多时间，对戚继光而言，是充满煎熬与坚持的岁月。他一边不得不继续指挥那些让他失望透顶的旧军，周旋于各种掣肘与推诿之间，勉强维持着宁绍台地区的防务，期间虽有小的胜绩，但根本无法扭转大局；另一边，他从未放弃募兵练新军的念头。他不断地向胡宗宪上书，一次比一次论述得更具体、更详尽。他不再空谈理念，而是开始着手制定一套完整的练兵方案，从士兵的选拔标准、组织编制、武器装备、阵法训练，到思想教化、奖惩条例，都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规划。
他利用战斗间隙，实地考察浙江各地的民风。他注意到，在金华、义乌等地，民风尤为彪悍刚劲。特别是义乌，当时正爆发一场规模浩大的民间械斗，当地的矿工、农民为了争夺资源，聚众数千人，相互攻杀，场面惨烈，但其展现出的勇猛、团结和不怕死的精神，却也令人震惊。
戚继光听闻此事，非但没有像寻常官员那样视之为“刁民作乱”，反而眼前一亮，如获至宝！他看到了在那场野蛮争斗背后，所蕴含的宝贵品质——那是被生活所激发的、最原始也最纯粹的勇气和力量。他心中募兵的目标，骤然清晰起来。
时机终于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到来。倭寇大举入侵，浙江沿海形势再度危急。戚继光再次向胡宗宪慷慨陈词，并呈上了他精心准备的、近乎完备的《练兵议》和具体方案。他明确指出，欲彻底平倭，非练就一支“节制之师”不可，而义乌之民，正是最佳兵源。
面对严峻的形势和戚继光言之凿凿、计划周详的请求，胡宗宪终于下定了决心。他力排众议，正式批准戚继光前往义乌招募新兵。
消息传来，戚继光长舒一口积郁已久的闷气。他知道，这是他军事生涯，乃至整个东南抗倭大局的真正转折点。他立即动身，奔赴那片尚弥漫着械斗硝烟的土地。等待他的，将是一场同样不轻松的“战役”——如何将那些桀骜不驯的械斗之民，锻造成一支纪律严明、战无不胜的王者之师。而一支即将让倭寇闻风丧胆的军队——“戚家军”，也即将在这片充满血性与刚勇的土地上，揭开它传奇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