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平三十一年春，惊蛰刚过，南河省的麦田里已泛起新绿，田埂上的农民正扛着新领的铁犁试耕；苏省的织坊也响起了开春后的第一声机杼，女工们围着新改良的织机，手里攥着陈纺娘送来的劳保手套；川省彝族山寨的学堂外，工匠们正忙着架梁，寨里的孩子们趴在木栅栏外，盯着教室里的新课本眼睛发亮。全国议事会应新当选的议事长朱静雯提议，于正月二十召开年度第一次全体会议，议事会大厅的铜门上，还贴着浙省畲族代表雷蕾娜送来的凤凰剪纸，透着开春的喜气。
大厅内，暖气融融，驱散了京北残留的寒意。三百二十七名来自各省、各民族、各行业的代表齐聚一堂，桌上摆着各省送来的开春特产：南河省的新麦面、苏省的丝绸帕、川省的土豆干、闽省的海产干货，连粤省橡胶园的工人都托人捎来了新割的橡胶样本，说“想让议事会看看，今年的橡胶能做多少劳保鞋”。气氛热烈而有序，代表们三三两两低声讨论着，话题离不开春耕、织机、学堂这些民生事。
新当选的皇帝赵麦围，依旧是那身半旧的蓝布棉袄，袖口还沾着南河省的泥土，他没坐皇帝专属的席位，反而搬了把椅子坐在农民代表区，正和张老田、王耕田凑在一起，低头看着南河省春耕进度表，手指在“种子粮发放率”那栏反复摩挲，嘴里念叨着“得让第三公社的王二柱家快点领到种子，他家的地再不种就晚了”。他面前的桌案上，放着一本翻得卷边的《大明国宪典》，扉页上用铅笔写着“记着百姓的地”。
朱静雯身着深绿色的军便服，端坐于议事长席。她刚主持通过了兵事谈议会关于“加强偏远省份民生补给线”的议案——这份议案是为川省、黔省这些山路难行的省份制定的，计划用苏省机车厂生产的小型货车，替代之前的马队，把种子、农械、课本更快送到山寨，连货车的车厢都特意改成了防颠簸的样式，怕震坏了学堂的黑板。
“接下来，我们引入下一个议题，”朱静雯拿起桌上的议案夹，里面是马淑贤提交的“闽省至川省商道贯通计划”，“这份计划由事务院总理马淑贤牵头，联合闽省商队、川省彝族代表共同拟定，目的是打通闽省泉州港到川省凉山山寨的商道，让闽省的药材、苏省的布匹能直接运到川省，也让川省的土豆、彝族的银饰能更快卖到沿海，中间取消三层中间商，预计能让两省百姓的收入提高两成……”
“议事长，且慢！”
一声洪亮的声音突然打断了朱静雯的话，大厅内瞬间安静下来，所有目光都投向声音来源——坐在中间区域的粤省商人代表陈敬棠。他约莫四十岁，穿着一身考究的绸缎长衫，手里捏着个象牙折扇，扇面上画着粤省的橡胶园，脸上带着几分精明，眼神却透着不易察觉的固执。
陈敬棠站起身，对着议事长席拱了拱手，目光扫过全场，声音带着刻意的沉稳：“议事长，各位代表，在讨论商道计划之前，陈某有一事，关乎我大明民生建设的方向，不敢不直言。”
朱静雯放下议案夹，指尖轻轻叩了叩桌面，语气平和：“陈代表请讲，议事会鼓励直言，只要是为了百姓，任何意见都值得听。”
“好！”陈敬棠折扇一收，声音提高了几分，“陈某在粤省经营橡胶园二十余年，也算见过些世面。如今我大明要搞商道、修轻轨、盖学堂，都是好事，但陈某觉得，咱们现在太拘泥于所谓的‘思想’了——尤其是《大明民主主义》和《韵澜思想》，这两个思想都是前议事长朱韵澜女士所着，恕我直言，它们太‘重虚’了！”
这话像一颗石子投进滚油里，大厅里瞬间炸开了锅！
“陈代表，你这话不对！”南河省的王耕田猛地站起来，手里的铁犁模型“啪”地放在桌上，模型上还沾着南河省的新土，“《韵澜思想》里说‘多民族搭伙过日子’，去年冬天俺们南河省遭了雪灾，种子粮不够，是川省彝族的阿古拉带着山寨的人，骑着马走了三天山路，给俺们送来了土豆种；是闽省的马明远商队，免费帮俺们运农械，连骆驼的草料都自己带——这要是没有‘搭伙过日子’的思想，谁会管俺们南河省的死活？”
陈敬棠皱了皱眉，对着王耕田摆了摆手：“王代表，陈某不是否认这些事，可这些事靠的是各省的情分，不是靠思想喊出来的。你看《大明民主主义》里说‘百姓的江山百姓选’，现在选个皇帝要花三个月，选个议员要跑遍各省，多费时间？要是咱们把这些时间省下来，多修两条轻轨、多运几车种子，不是更实在？”
“实在？陈代表怕是忘了去年朱高煦的事！”苏省的吴瓷姐突然站起来，她的蓝色工装上还别着织梭，袖口沾着丝线，声音里带着工人的耿直，“去年朱高煦要废议事会、搞集权，要是没有《大明民主主义》里‘民选制度不可废’的思想，俺们工人能自发组织民生护卫队吗？京北机车厂的小李能冒着风险改通讯器吗？陈代表的橡胶园能安安稳稳收橡胶，还不是靠思想凝聚了百姓，挡住了朱高煦？”
陈敬棠脸色微微一沉，正要反驳，坐在后排的黔省苗族代表石老根突然拄着拐杖站起来，他的银匠工具箱放在脚边，里面的银锤还闪着光：“陈代表，你说思想虚，可俺们黔省苗族的农械，是照着《韵澜思想》里‘技术要贴合百姓需求’的话改的——之前的犁太重，俺们山里人扛不动，农械厂照着这话，给俺们做了轻便的木柄铁犁，现在一个婆娘都能扛着下地。要是没这思想，农械厂能管俺们山里人的难处？”
“就是！”浙省的雷蕾娜也跟着站起来，她手里拿着畲族山乡的草药账本，“《韵澜思想》里说‘民生无地域’，去年俺们畲族山乡的草药卖不出去，是议事会照着这话，帮俺们联系了闽省的药栈，还修了山路，现在草药能三天运到闽省，俺们山里人的粮本都装满了——这要是没思想指引，议事会能想起俺们偏远的畲族山乡？”
陈敬棠的脸色更难看了，他攥紧了折扇，语气带着几分急切：“各位代表，陈某不是要否定前议事长的功劳，只是觉得，现在是‘务实’的时候！思想不能当饭吃，不能当衣穿，咱们要是总抱着这些思想不放，万一耽误了商道、误了春耕，谁来负责？不如暂时把这两个思想放一放，等民生好了，再谈也不迟！”
“放一放？陈代表这话，是忘了思想是怎么来的！”
一个清亮的声音从大厅门口传来，所有人都转头看去——朱悦薇推着我的轮椅，慢慢走进来。我身上裹着苏省织坊送来的羊毛毯，手里拿着一个布包，里面是七年前写《大明民主主义》时的草稿。阳光透过彩绘玻璃窗，落在草稿上，上面还留着当年和百姓一起修改的痕迹：南河省农民改的“种子粮要优先给佃农”，苏省工人加的“女工要同工同酬”，川省彝族画的“山寨学堂要向阳”。
“朱前议事长！”代表们纷纷站起来，赵麦围快步走过来，伸手想扶我，却又想起我坐着轮椅，只是搓了搓手，憨厚地说“您咋来了？外面还凉，该多穿点”。
我朝赵麦围笑了笑，目光转向陈敬棠，声音平静却有力：“陈代表说思想不能当饭吃，可七年前，我写《大明民主主义》的第一句话，就是南河省的方叔教我的——他说‘百姓的饭，要靠自己选的人来管’。那年南河省闹旱灾，旧官府把赈灾粮扣了大半，是百姓按着‘自己选的人管饭’的想法，选出了公社代表，才把剩下的粮食分到每家每户，没饿死一个人。”
我打开布包，拿出一张泛黄的纸，上面是当年苏省织坊女工王小丫的手迹，字歪歪扭扭，却很用力：“这是王小丫当年给我的信，她说‘织娘的布，要靠自己说的理来护’。那时旧作坊主逼着女工一天织十五匹布，不然就扣工钱，是女工们按着《韵澜思想》里‘工人要为自己争权益’的话，联合起来跟作坊主谈判，才把工时降到十二匹，还涨了工钱——陈代表，你说思想不能当衣穿，可王小丫现在穿的棉衣，就是用涨的工钱买的，这不是思想给的吗？”
陈敬棠的脸涨得通红，扇子捏得指节发白，却还是嘴硬：“可……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有议事会，有皇帝，有商道计划，不用再靠思想了！”
“没有思想，议事会就是空架子！”朱静雯突然站起来，她手里拿着一份文件，是去年朱高煦掌权时，百姓偷偷藏起来的《大明民主主义》手抄本，纸都快磨破了，“去年朱高煦废议事会，把这份手抄本当成‘反书’，烧了几十本，可苏省的织娘还是偷偷抄，川省的彝族还是偷偷传，闽省的华工还是偷偷藏在船帆里——因为他们知道，这不是‘反书’，是他们的‘保命书’！要是没有这份思想，百姓凭什么跟朱高煦斗？凭什么把议事会抢回来？”
朱静雯走到陈敬棠面前，把手抄本递给他，声音里带着沉重：“你看这上面的血印，是苏省织娘吴大娘的——她为了藏这份手抄本，被朱高煦的人打出血，却死死把本子抱在怀里，说‘俺们的娃还要靠这个读书’。陈代表，你说现在不用靠思想，可吴大娘的娃，现在就在川省的学堂里，读的第一本书，就是《大明民主主义》的节选，他说‘要像娘一样，护着能让百姓过好日子的理’。”
陈敬棠接过手抄本，指尖触到上面的血印，突然浑身一颤，扇子“啪”地掉在地上。他看着手抄本上密密麻麻的批注——闽省商人写的“商道要公平”，黔省银匠刻的“银饰要实在”，粤省橡胶工画的“种植园要通水”，突然蹲下身，双手捂着脸，声音带着哽咽：“俺……俺错了……俺在粤省的橡胶园，去年多亏了议事会按着‘民生无地域’的思想，派飞军给俺们空投了防台风的帆布，不然橡胶园早就被台风刮没了……俺不该忘了这个……”
大厅里安静下来，只有窗外的春风吹着旗帜的声响。雷蕾娜走过去，捡起陈敬棠的扇子，递给他：“陈代表，俺们畲族有句话，‘山的根在石头里，人的根在理里’。这思想，就是俺们百姓的理，没了理，再高的山也会塌，再好的商道也会断。”
石老根也走过来，从工具箱里拿出一个银镯子，上面刻着“韵澜思想”四个字：“这是俺给孙女打的，俺要让她记住，能让俺们苗族有农械、有学堂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靠着这些理，靠着这些思想，一点点争来的。”
朱静雯看着陈敬棠，语气缓和下来：“陈代表，没人怪你，咱们都是为了百姓好。只是这思想，不是我朱韵澜一个人的，是南河省的麦、苏省的布、川省的土豆、闽省的船、粤省的橡胶，是所有百姓一起攒出来的理。咱们可以改计划、调政策，但不能丢了理，不能忘了根。”
陈敬棠站起来，对着全场代表深鞠一躬，声音诚恳：“各位代表，陈某知错了。从今天起，俺粤省的橡胶园，要把《大明民主主义》和《韵澜思想》抄下来，贴在种植园的墙上，让每个工人都知道，咱们的好日子，是靠啥来的。俺还会让俺的商队，把这思想带到粤省的港口，让海外的华工也知道，家里的理，没丢！”
大厅里响起雷鸣般的掌声，赵麦围笑得眼睛都眯了，拍着陈敬棠的肩膀说“知错就好，以后咱们一起为百姓办事”；吴瓷姐拿出织梭，说要给陈敬棠的橡胶园织一面“民生橡胶园”的锦旗；阿古拉从包里掏出土豆种，递给陈敬棠，说“粤省要是能种土豆，俺们川省给你送种子”。
我看着眼前的景象，心里暖暖的。朱悦薇推着我的轮椅，走到大厅中央，看着墙上挂着的《大明国宪典》，上面的“民为邦本”四个字，在阳光下格外醒目。
“各位代表，”朱静雯拿起议案夹，声音重新变得坚定，“现在，我们继续讨论‘闽省至川省商道贯通计划’。马总理，麻烦你再说说，这个计划里，怎么体现《韵澜思想》里‘多民族互助’的要求？”
马淑贤站起来，手里拿着商道地图，上面用不同颜色的线标着各省的支援：“回议事长，计划里有三条互助条款：第一，闽省商队要帮川省彝族运农械，不收运费；第二，川省要给闽省提供土豆种，让闽省的山区也能种；第三，苏省要派织工去川省，教彝族姑娘织布，让她们能自己织布卖钱——这都是按着‘多民族搭伙过日子’的思想定的。”
“好！”朱静雯点头，“那我们再听听南河省代表的意见，你们觉得商道通了，南河省的麦子能不能卖到川省？”
张老田立刻站起来，声音洪亮：“能！俺们南河省的麦面好吃，川省的彝族喜欢，商道通了，俺们能把麦面做成馍，运到川省，让娃们能吃热馍！”
代表们纷纷发言，你一言我一语，把商道计划越谈越细：粤省代表说要提供橡胶，给商队的马车做防滑胎；浙省代表说要派草药先生，跟着商队去川省，帮彝族治病；黔省代表说要打银饰，挂在商队的马车上，当“民生商队”的标志。
夕阳透过窗户，洒在大厅里，把代表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我看着赵麦围和张老田讨论麦子的运输时间，看着朱悦薇和马淑贤修改商道的路线图，看着陈敬棠和王小丫商量橡胶园和织坊的合作，突然觉得，思想从来不是写在纸上的字，而是百姓心里的理，是麦子的香，是布的暖，是学堂的书声，是商道上的驼铃。
散会时，代表们簇拥着我们走出议事会大楼，广场上，苏省机车厂的工人正在调试新的货车，车身上刷着“民生补给线”五个大字；川省彝族的孩子们在广场上放风筝，风筝上画着《大明民主主义》的句子；闽省的商队牵着骆驼，驼背上驮着给川省的药材，驼铃叮当作响。
朱静雯握着我的手，轻声说：“姑母，您看，思想还在，百姓还在，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我点点头，看着远处南河省的麦田，春风吹过，麦浪翻滚，像一片绿色的海。我知道，只要这思想还在百姓心里，只要这理还在议事会的议案里，不管遇到多少风雨，大明的民生都不会倒，百姓的好日子，都会像这麦田一样，一年比一年旺。
这，就是思想的力量——不是喊出来的口号，是做出来的民生，是百姓手里的粮本，是身上的棉衣，是孩子碗里的热粥，是心里的那份踏实。这力量，会陪着大明，陪着全国、全球的百姓，一直走下去，直到每一个省份都通上轻轨，每一个山寨都有学堂，每一个百姓都能笑着说“这日子，是俺们自己选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