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钧站在李致远办公室的红木书桌前，指尖拂过烫金的遗嘱封皮。
“柳总，所有高管都在会议室等着，”秘书敲门进来，声音带着难掩的局促，“大家都在猜……股份的去向。”
柳钧深吸一口气，将遗嘱折好放进西装内袋。他推开会议室门时，四十多双眼睛齐刷刷望过来，有期待，有忐忑，更多的是按捺不住的揣测。星光集团的股份价值连城，所有人都默认会由李致远的一双儿女——长子李想、次女李飞雪继承，或是留给那位被他视如己出的外甥女贺想容。
“根据李董的遗嘱，”柳钧将文件投影在幕布上，声音平稳却掷地有声，“其名下持有的星光集团65%股份，将按工龄与贡献度，无偿分配给公司全体在职员工。”
会议室瞬间陷入死寂，随后爆发出难以置信的议论声。有人反复确认文件上的条款，有人红着眼眶看向李致远常坐的空位，更多人攥紧了拳头，指尖因激动而微微颤抖。
遗嘱吩咐公司由柳钧代管，他名下的房产与存款平均分给子女李想、李飞雪和侄女贺想容。
无人再质疑这份遗嘱的偏心。李致远毕生心血都在星光集团，他宁愿让跟着自己打拼的员工受益，也不愿子女因巨额股份迷失方向。柳钧想起李致远生前说过的话：“钱能养人，也能毁人。我给他们留够体面，剩下的路，该让他们自己走。”
可李致远没算到的，是他的妻子林川。这位温柔了一辈子的女人，在丈夫下葬后的第二天，穿着他们结婚时的旗袍，在卧室里安静地闭上了眼睛。床头柜上放着一封短信，只有一句话：“致远，我怕你走太远，找不到回家的路。”
柳钧接到电话时，正在整理星光学校的捐赠文件。李致远早就决定将这所他自费创办的公益学校留给校长杜天齐，还特意嘱咐柳钧，只有杜天齐名下的天齐投资有能力给学校持续输血。
电话那头传来李想沙哑的声音，柳钧握着文件的手猛地收紧，纸张边缘被捏得发皱。
他赶到李家时，客厅里一片狼藉。李想瘫坐在沙发上，面前散落着空酒瓶，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此刻眼底满是红血丝；小小的李飞雪抱着母亲的旗袍缩在角落，肩膀一抽一抽地发抖，眼泪把布料浸湿了一大片；贺想容站在落地窗前，望着楼下的玉兰花树，背影单薄得像一片随时会飘落的叶子。
“柳叔，”李想抬头，声音带着哭腔，“我爸妈都走了，现在怎么办啊？”
柳钧的心像被重锤砸了一下。他看向身旁的妻子崔冰冰，对方轻轻点头，握住了李飞雪冰凉的手。“别怕，”柳钧的声音比平时温和了许多，“我和你崔阿姨会照顾你们，就像你爸妈在时一样。”
崔冰冰从包里拿出保温桶，倒出温热的粥递到李飞雪手里：“先吃点东西，你妈妈要是看到你这样，会心疼的。”她又给李想递了杯温水，转身走到贺想容身边，轻声说：“想容，外面风大，进来坐吧。”
贺想容缓缓转过身，眼睛红肿得像核桃，脸上还挂着未干的泪痕。她张了张嘴，却没发出声音，只是扑进崔冰冰怀里，压抑了许久的哭声终于爆发出来。崔冰冰轻轻拍着她的背，像哄孩子一样安抚着，眼眶也渐渐红了。
从那天起，柳钧和崔冰冰成了三个孩子的依靠。他们每天轮流过来做饭，陪李想整理父母的遗物，听李飞雪讲小时候的趣事，也看着贺想容一点点走出阴霾。只是贺想容总爱一个人待着，要么在房间里翻看舅舅、舅妈送她的书。
崔冰冰发现，有个叫曾峰首的年轻人总在傍晚时分出现在李家附近。他从不打扰，只是坐在对面的长椅上，手里拿着一本书，却很少翻页，目光总是落在贺想容所在的方向。
有一次，贺想容在玉兰树下哭了很久，曾峰首就那样静静地坐着，直到她哭声渐歇，才起身走到树下，从口袋里拿出一包纸巾递过去。“我妈妈走的时候，我也像你这样，”他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一种让人安心的力量，“后来我发现，哭不是软弱，是把心里的难过倒出来，才能装下新的东西。”
贺想容接过纸巾，小声说了句“谢谢”。
从那以后，曾峰首偶尔会陪贺想容坐一会儿。她不说，他不问，只是在她眼眶泛红时，默默递上纸巾；在她望着远方出神时，安静地陪在身边。夕阳把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落在落满玉兰花瓣的草地上，竟有了一种岁月静好的模样。
柳钧站在二楼的窗前，看着楼下的场景，轻轻舒了口气。李致远走了，林川也走了，但他们留下的爱与责任，正在以另一种方式延续。星光集团的员工们因为那份遗嘱，更加用心地工作；星光学校的孩子们因为那份捐赠，能继续在教室里读书；李想、李飞雪和贺想容因为他和崔冰冰的照顾，慢慢走出了悲伤；而贺想容身边，也多了一个愿意陪她度过漫长岁月的人。
院子里的玉兰花又开了，洁白的花瓣在风中轻轻摇曳，像是在诉说着一个关于爱、责任与传承的故事。柳钧知道，这一切，都是李致远想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