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年间（847-860年）的岁月缓缓流淌，逐渐抚平了会昌五年那场风暴留下的最表面的创口。寺庙得以重建，僧尼重披袈裟，钟磬之声再次回荡于山林之间。然而，深刻的伤痕已然刻入帝国宗教与文化的肌体深处，其遗产复杂而持久，远远超出了一朝一夕、一帝一相的更迭。
首先且最直接的变化，发生在佛教内部。这场浩劫如同一场残酷的自然选择，彻底改变了中国佛教的生态格局与思想走向。
那些依赖于庞大寺院经济、系统讲经、繁复仪轨和深厚学术传承的“义学”宗派，遭受了毁灭性打击。天台宗、华严宗等昔日辉煌的宗派，因其核心寺院（如天台山国清寺、终南山至相寺等）被毁，珍贵注疏典籍大量散佚焚毁，尤其是传承其精深义理的高僧大德或死或散，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未能恢复往日的盛况。它们的衰微，意味着中国佛教失去了一种极其宝贵的、融合了高度哲学思辨与宗教体验的智慧形态。
与此同时，更为灵活、更注重内在心性修养而非外在形式、更适合乱世中个体安顿身心的宗派，则获得了发展的空间，逐渐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
禅宗，尤其以其“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宗旨，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它无需依赖庞大的经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质疑文字的权威性），不拘泥于固定的修行场所（山林、茅棚皆可），强调师徒间的心心相印和个人的顿悟体验。这使得它在经籍散佚、寺院被毁的环境中，反而能更好地保存和传递其法脉。百丈怀海禅师确立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并重制度，也让禅宗僧团在经济上更具韧性，减少了对世俗供养和庞大寺产的依赖。
净土宗也日益盛行。它修行方法简便，只需专心念诵佛号（南无阿弥陀佛），信仰阿弥陀佛的愿力，祈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种简单易行、给予苦难民众以巨大精神慰藉和来世希望的法门，在经历巨大社会动荡和心理创伤后，自然赢得了广泛信众。佛教的信仰重心，从此前偏向于贵族精英的义理探究，明显地向平民大众的简易修行倾斜。
其次，审视帝国的政治与经济层面，会昌灭佛的“成果”却显得短暂而讽刺。
短期内，帝国确实获得了巨量的财富：熔铸自佛像的金银充实了国库和内帑，没收的田产增加了国家的税基，二十六万还俗僧尼和十五万解放的奴婢成为了新的“两税户”。这些资源或许暂时缓解了讨伐昭义镇等军事行动带来的财政压力，也让宣宗初年的朝廷显得不那么捉襟见肘。
然而，这一切并未能触动帝国衰落的根本。藩镇割据的局面没有丝毫改变，河朔三镇依旧自主，其他藩镇也是阳奉阴违。中央的权威并未因这场运动而得到实质性加强。相反，灭佛过程中暴露出的中央与地方（如河北三镇）的政令不统一，反而凸显了皇权的局限性。
更为深刻的是，财政制度的结构性弊端——如两税法的僵化、官僚体系的臃肿、土地兼并的加剧——丝毫没有得到解决。那数千万亩没收的寺田，很快又被新的豪强、权贵乃至官僚本身以各种方式兼并占有，国家并未能建立起有效管理这些土地、使其成为长期稳定税源的机制。一场轰轰烈烈的财富再分配，最终只是肥了一小部分人，帝国的财政根基依然脆弱。灭佛带来的经济收益，如同给一个重症病人注射了一剂强心针，药效过后，病情依旧，甚至因其带来的社会震荡而有所加剧。
最后，也是最为深远的影响，在于文化心理层面。
“会昌法难”以极其酷烈的方式，再次向整个社会宣告并强化了一个延续千年的基本原则：政权永远高于教权，世俗的皇权是至高无上的、不容挑战的最终权威。任何宗教组织，无论其教义如何高妙，信众如何广泛，一旦其势力膨胀到被认为威胁到国家的经济安全、政治稳定或文化主导权，世俗政权就会毫不犹豫地动用国家机器进行干预、限制乃至毁灭性打击。
这一事件，与之前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的灭佛，以及之后后周世宗的汰佛，共同构成了中国历史上独特的“三武一宗”灭佛传统。它深刻地塑造了中国宗教与政权的关系模式，确保了中华文明主体避免了陷入像欧洲或中东那样政教合一、神权至上的历史路径。中国的宗教始终被限制在服务于王权教化、辅助人伦秩序的框架内，难以发展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
然而，这种强力的干预也留下了巨大的文化伤痕。无数堪称无价之宝的艺术珍品（雕塑、壁画、建筑）、思想结晶（经卷、论疏）被彻底毁灭，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文化断层。这种基于实用主义和政治计算的、对文化领域的粗暴干涉，开启了一个危险的先例，提醒着后人极端政策的破坏力何其惊人。它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文化的多样性和创造性，使得文明的发展变得更加谨慎和内敛。
当玄净成为一座小寺庙的住持，教导沙弥们诵读那仅存的、可能还有错漏的《金刚经》时，他心中常怀一种深深的怅惘。他见证了复兴，却也深知失去的再也无法找回。佛教活了下来，但它的声音变得更加谨慎，它的姿态放得更低，它更深地嵌入到世俗秩序的缝隙之中求取生存。
帝国的夕阳下，新的佛教形态与更加稳固的世俗皇权秩序并存着。伤痕渐渐结痂，成为历史肌肤上一道永久的印记；遗产则融入血脉，继续影响着这个古老文明未来的走向。会昌年间的狂风暴雨已然远去，但它所改变的一切，都在默默地塑造着之后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