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盛宴已然落幕，国库和内帑堆满了熔铸自佛像的金银，官仓里塞满了没收的粮帛，户部的账簿上增添了数以千万亩计的田产和数十万计的“两税户”名额。然而，对于那二十六万五千名被迫脱下袈裟、换上民服的僧尼而言，这场盛宴的结束，正是他们漫长而艰辛的流离之路的开始。他们像被突然抛入急流的浮木，茫然无措地冲向一个完全陌生的世俗世界。
在长安西明寺——这座如今仅存的四所皇家寺院之一，但也仅被允许留下三十名僧人——举行了一场简单而压抑的告别。大部分未被选中的僧人，包括玄净和他的几位较为年轻的师兄弟，必须离开。他们聚集在空旷了许多的大殿前，最后一次向佛像行礼。没有哭声，只有一片死寂的沉默和空洞的眼神。住持大师——他本人得以留下——逐一将一份由京兆府签发的文书递到每个人手中。
那不是度牒，而是一份“还俗牒”，或者说是一张新的户籍证明。上面写着他们的俗家姓名（许多人都已淡忘）、年龄、原籍，以及最重要的标注：“准充两税户”。这张轻飘飘的纸，沉重如山。它宣告了他们僧侣身份的终结，也意味着他们必须开始向国家缴纳赋税、承担徭役。同时发放的，还有极少量的“还俗钱”，勉强够几日的饭食。
脱下穿了多年、早已与身心融为一体的袈裟，换上粗糙的灰色或褐色民服，这个过程充满了难以言喻的屈辱和彷徨。感觉就像被硬生生剥去一层皮肤，暴露在充满敌意和陌生感的环境里。玄净摸着身上粗糙的麻布衣服，感觉无比别扭，仿佛失去了某种保护。
然后呢？然后该去哪里？
寺门在身后缓缓关闭，将他们与过去的生活彻底隔绝。他们站在长安繁华的街头，却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和迷失。二十六万人，二十六万个茫然失措的灵魂，被抛入了社会的洪流，各自挣扎求生。
他们的命运，迅速分流。
像玄净的师兄慧果那样，出家前家中尚有田产亲族的，算是幸运儿。慧果收拾了简单的行李，揣着那点微薄的还俗钱，踏上了返回河东老家之路。然而，多年隔绝，家乡是否还有人认得他？田产是否还在？即便回去，他一个早已不谙农事的前僧人，又能做什么？希望渺茫，前路未知。
更多人是无家可归、无地可种的。玄净的另一位师弟，法号本净，自幼出家，根本不知家在何方。他只能在长安城外徘徊，很快那点还俗钱就用尽了。为了糊口，他不得不找到一家正在雇佣短工收割麦子的地主。他笨拙地拿起镰刀，白皙的手很快磨出了血泡，动作远不如旁边熟练的农夫。地主呵斥他，工友嘲笑他，一天辛苦下来，换得的粮食仅够果腹。夜晚，他蜷缩在麦垛边，望着星空，想起寺中宁静的夜晚和诵经声，泪水无声滑落。他从精神的追求者，跌落为最底层的体力出卖者。
还有一些年迈体衰的老僧，根本无法适应世俗的劳动。他们沿街乞讨，往往因行动迟缓或神情恍惚而遭人驱赶。有的病倒街头，无声无息地消失在这个他们曾经为之祈祷的尘世。他们的死亡，无人问津，如同一片落叶融入泥土。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陷入绝境。佛教寺院在鼎盛时期，并不仅仅是念经拜佛的场所，也是重要的文化教育中心。许多僧侣，尤其是大寺出来的，都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识字、写字、计算。
玄净和他的一位名叫智弘的师兄弟，便是如此。他们年轻，且在寺中曾负责过管理经藏、记账等事务。被迫还俗后，他们最初也经历了短暂的迷茫和困顿。但很快，他们意识到自身的价值。长安东市、西市的一些商铺、作坊，需要能写会算的账房、文书。
经过一番忐忑不安的自我推荐，玄净凭借一手好字和清晰的账目头脑，竟然在一家经营丝绸的胡商店铺里，找到了一份帮写文书、登记账目的工作。工钱不高，且时常要忍受店主对他还俗僧身份的微妙歧视和过度使唤，但至少能有一处栖身之所，能吃上饱饭。他从一个追求出世的修行者，变成了一个在算盘和账本间忙碌的市井雇员，这种身份的转变，时常让他夜深人静时感到一种巨大的荒诞和失落。
智弘则去了一家印刷刻书坊，负责校对文字。工作枯燥，但能接触到文字，让他感到一丝慰藉。他们这样的人，是还俗僧侣中能较快找到立锥之地的少数。
还有一些人，选择了逃离。他们听说北方的藩镇不尊朝廷法令，或许有寺庙得以保存。于是三五成群，冒险北渡黄河，希望能在成德、魏博、幽州地界找到一处容身的寺庙，继续他们的信仰。这条路风险极大，关卡盘查、路途艰险、盗匪出没，能成功者十不存一。
玄净有时会在休沐日，悄悄去西明寺外观望。他看到寺门依旧开着，但香客稀稀拉拉，再也看不到往日的盛况。留下的三十名僧人，如同被圈养的象征，行动受到严格限制。他听说，全国其他州府那仅存的一所寺庙，情况也大抵如此。佛教的形体虽未被完全消灭，但它的生机与活力，已被这场风暴摧残得奄奄一息。
这二十六万还俗者，如同二十六万颗被强行拔离原有土壤的植物，被抛洒在世俗的旷野中。有的很快枯萎消亡，有的挣扎着在石缝中寻找生存的机会，有的则被迫彻底改变形态以适应新的环境。他们的个人悲剧，汇成了一股无声的洪流，冲刷着帝国的基层社会。
朝廷得到了他们想要的户口和税收潜力，但将这些几乎没有任何生产资料、且大多缺乏世俗谋生技能的庞大群体骤然推入社会，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流民增多，雇工市场压价竞争，城市贫民窟压力增大……帝国的算盘打得精明，却未必算尽了所有后果。
玄净在胡商店铺的阁楼上，就着油灯记账时，偶尔会停下笔，望向窗外长安的夜空。这座城市吞噬了他的过去，也给了他一个卑微的现在。他不再是僧人玄净，而是俗家姓名早已生疏的“张郎”或“李郎”。他学会了讨价还价，学会了看人脸色，学会了计算铜钱的得失。信仰被深深地埋藏在心底，成了一个不敢轻易触碰的伤疤。他和其他二十五万多的还俗者一样，成为了帝国这场宏大实验中，一个微不足道却又承载着时代重量的注脚，在迷茫与挣扎中，摸索着通往未知未来的、布满荆棘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