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昌五年（845年）四月，一场酝酿了四年之久的风暴，终于迎来了它的最高潮。一道以皇帝名义颁布、由中书门下省详细拟定、盖有皇帝玉玺的正式敕令，不再是之前零敲碎打的诏书或口谕，而是作为一项系统性的国家最高法令，被快马加鞭、驿铃疾传，发往帝国除河北三镇外的所有州县。
这道敕令，如同最终判决书，为整个“会昌灭佛”运动定下了最终的调子和具体的执行细则。它的内容，冰冷、精确，且彻底：
“……两京（长安、洛阳）左、右两街，各留寺二所，每寺留僧三十人……其天下诸州府，节度、观察、治所，各留寺一所，分上、中、下三等：上寺留僧二十人，中寺留僧十人，下寺留僧五人……其余所有寺院、招提、兰若、佛堂，限期拆毁……其僧尼不限年岁，尽皆勒令还俗，充两税户……寺产、奴婢、钱财、田土，一概没官……”
数字是残酷的。这意味着，曾经拥有数千座寺院、数十万僧尼的庞大佛教体系，在经过这场浩劫之后，在整个大唐帝国的版图上，将只会剩下寥寥数百所寺庙和区区数千名僧人。其余的，都将被彻底抹去。
敕令下达之后，帝国庞大的官僚机器以前所未有的效率运转起来。四月至八月，是最后的准备和缓冲期，也是毁灭前的死寂。八月秋高，当最后期限来临，一场规模空前、席卷全国的拆除运动，如同燎原之火，猛烈地燃烧起来。
从帝国的中心长安、洛阳，到江南的扬州、成都，再到西北的凉州、沙州，无数座曾经香火鼎盛、钟鼓悠扬的寺庙，迎来了它们最后的时刻。
场景是惊人相似的，也是触目惊心的。
各地的官员、胥吏、军士，驱赶着成千上万被征发来的民夫，如同蝗虫般扑向一座座指定的寺庙。斧头、锤子、凿子、绳索、杠子，这些最原始的工具，在一种冷酷的意志驱动下，变成了毁灭的利器。
巨大的斧头砍向支撑殿宇的朱红梁柱，发出沉闷的巨响。绳索套上飞檐斗拱，数十名民夫喊着号子，用力拉拽，伴随着一阵令人牙酸的木材断裂声和瓦片如雨点般坠落的碎裂声，宏伟的殿宇轰然倒塌，扬起漫天尘土。精美的壁画、繁复的雕花、承载着无数工匠心血的建筑艺术，在纯粹的破坏欲面前，瞬间化为乌有。
拆下来的木材并非废弃。敕令规定，这些材料需用于修缮各地的驿站、官舍、城防。于是，曾经雕刻着飞天与莲花的梁椽，被粗糙地加工后，成为了驿道旁馆舍的房梁；曾经承载着佛祖慈悲的柱础，被填入城墙的缺口。帝国的实用主义，以一种近乎亵渎的方式，消化着这场毁灭的产物。
而对寺庙财富的清算，则更加彻底和系统化。
所有被拆寺庙的金银佛像、法器、供器，被小心翼翼地收集起来。它们被送入各地的官炉，在高温下熔化成滚烫的金水银液，然后被浇铸成标准制式的金锭、银铤。这些黄白之物，被贴上封条，一车车、一船船，沿着驿路和水道，源源不断地运往长安，填充进早已空虚的国库和皇帝的私藏——内帑。户部的官员们看着账簿上飞速增长的数字，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欣喜若狂的笑容。这些财富，将用于支付讨伐藩镇的军费，用于维持庞大的官僚体系，用于满足皇帝和宫廷的奢靡开销。
数量更为庞大的，是铜。
巨大的铜佛像、沉重的铜钟、成套的铜磬、铜香炉、铜烛台……它们被视为铸钱的原料。这些承载着宗教意义和艺术价值的铜器，被粗暴地砸碎，以便运输，然后成千上万斤地运往设在各地的铸钱监，尤其是江淮地区的钱监。
在那里，日夜炉火不熄。巨大的熔炉吞吃着佛像的碎片，奔流的铜水被注入刻有“会昌开元”字样的钱范之中。很快，一枚枚崭新的、闪烁着暗红色光泽的铜钱，便叮叮当当地滚落出来，堆积如山。这些以佛像骨血铸就的铜钱，将流入市面，进入千家万户，成为帝国经济血脉中流动的一部分。艺术的毁灭，以这样一种奇特的方式，转化为了经济的“新生”。
还有铁。那些铁铸的佛像、法器，则被运往官营的冶铁工坊，回炉重炼，打造成犁铧、锄头、镰刀等农具，分发各州县，以促进农耕。锋刃之下，曾是低垂的慈悲眉眼，如今却要深入泥土，耕耘世俗的生计。
在这场浩劫中，文化所承受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除了建筑，还有无数珍贵的经卷、典籍、文书。它们有的被当作引火之物投入炉灶，有的被废弃在废墟中任由风雨侵蚀，有的甚至被用来包裹物品或如厕。数百年来由无数高僧大德翻译、抄写、注释的智慧结晶，无数艺术家精心绘制的佛画、绣像，在这场旨在掠夺物质财富的运动中，被毫不吝惜地毁灭殆尽。文化的劫难，远比经济的“收获”更为深沉和持久。
到了这一年年底，各地的捷报如同雪片般飞向长安的户部和大明宫。
一份份初步统计的账册被摊开在宰相李德裕和户部尚书面前，上面的数字令人瞠目结舌：
“天下拆毁寺院四千六百余所……”
“招提、兰若等四万余所……”
“还俗僧尼二十六万零五百人，皆收为两税户……”
“解放寺院的奴婢、杂户十五万人，收为两税户……”
“没收良田数千万亩（注：史料记载‘数千万顷’恐为‘亩’之讹）……”
“收缴金银铜铁佛像、法器、钱财无算……”
户部衙门里，算盘声日夜不绝，官员们虽然疲惫，却个个面带红光，兴奋地核对着这些天文数字。他们看到了充盈的国库，看到了足以支撑一场大战的军费，看到了未来数年的财政宽裕。在他们眼中，这不是一场文化灾难，而是一场空前成功的“经济改革”，一次对失控的“国中之国”的完美外科手术，一次巨大的财富再分配。
李德裕看着这些报表，面色沉静，眼神深处却有一丝难以察觉的复杂情绪。他达到了他的政治目的，为帝国剜去了痈疽，补充了血液。但他或许也明白，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是无数个如慧安法师、如玄净那样的个体的悲欢离合，是数百年来文化积累的灰飞烟灭。
在大明宫深处，唐武宗李炎得知这些成果，龙颜大悦。他更加确信自己行动的正确性，也更加沉迷于道士赵归真所描绘的、清除“释教邪气”后金丹可成的幻想之中。帝国的盛宴，似乎正达到高潮。
然而，这场以毁灭为代价的盛宴，空气中弥漫的不仅仅是财富的铜臭，还有文化焚毁后的焦糊味，以及无数人心中无声的哭泣。帝国吞咽下了这顿饕餮大餐，却不知这顿餐食中，是否也埋下了未来难以消化的苦果。
夕阳下，曾经梵呗相闻的名山古刹，只剩下一片断壁残垣，野草开始在废墟中萌芽。运送金银铜钱的车队，沉重地碾过驿道，驶向帝国的中心。一边是毁灭的死寂，一边是掠夺的喧嚣，共同构成了会昌五年秋天，大唐帝国最诡异、也最令人深思的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