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宫庆阳节上的那一道紫衣之兆，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其涟漪迅速荡出宫墙，蔓延至整个帝国的肌体。然而，对于长安城西渭水河畔，终南山下的农户陈阿宝一家而言，皇帝的好恶、佛道的纷争，都遥远得如同天上的星辰。他们关心的，只有眼前这片赖以生存的土地，和即将到来的、沉重得能压弯脊梁的赋税。
时值盛夏，本该是禾苗青翠、孕育希望的季节。但去岁的一场蝗灾，今春又逢大旱，渭水水位骤降，露出干裂的河床。阿宝家那三十亩薄田，禾苗稀疏枯黄，眼看又是一个颗粒无收的灾年。
黄昏时分，阿宝拖着疲惫的身子从田里回来，蹲在院门槛上，望着灰蒙蒙的天空，一言不发。妻子王氏在灶房里忙碌，锅里煮着的稀粥几乎能照见人影。两个面黄肌瘦的孩子眼巴巴地望着灶台，不敢吵闹。沉闷的气氛压得人喘不过气。
“阿宝哥，”邻居老赵头颤巍巍地走进来，脸上写满了愁苦，“里正又来催秋税了，还有，征讨泽潞的‘剿饷’也得加征……这……这可怎么活啊！”
阿宝猛地捶了一下自己的大腿，痛苦地抱住头。朝廷的赋税、地方的摊派、胥吏的敲诈，像一条条毒蛇，紧紧缠绕着他们这些升斗小民。去岁的欠税还未还清，今年的新税又至，家中早已瓮尽杯干，连那点可怜的存粮种子都快吃光了。
“能怎么办？卖地吧……”阿宝的声音沙哑而绝望。除了祖上传下的这点土地，他们一无所有。
“卖地？”老赵头摇摇头，“这年景，谁有余钱买地？那些豪强大户，压价压得狠呐，三十亩好田，怕是还换不来全家半年的口粮。”
就在这时，一个穿着体面、像是管事模样的人踱步到了阿宝家院外，是附近大庄严寺知客僧派来的执事僧。大庄严寺殿宇巍峨，田产广阔，是京畿一带数得上的大寺院。
“陈施主，”执事僧双手合十，脸上带着程式化的慈悲，“听闻施主家中有难，我佛慈悲，普度众生。寺中尚有少许余粮，可暂解施主燃眉之急。若是施主愿将田产‘寄献’于本寺，庇佑于佛门之下，非但赋役可免，寺中还可酌情借贷些钱粮，助施主渡过难关。”
“寄献？”阿宝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微光，随即又黯淡下去。他听说过“寄献”，就是将田产名义上献给寺院，自己则成为寺院的佃户，不再向国家缴纳赋税，也不再服徭役。但代价是，每年要向寺院缴纳远高于国税的地租。
“大师……这地租，几何？”阿宝艰难地问道。
“寺中规矩，租五五之数。”执事僧平静地说。
“五五？！”阿宝和王氏几乎同时惊呼出声。这意味着每年收成的五成要上缴给寺院！以往给朝廷缴税，各种名目加起来，也不过三四成而已。
“施主，”执事僧的语气依旧平和，却带着一丝不容置疑，“入了寺籍，便是受了佛祖庇佑，免去一切官非徭役，子孙亦可安稳。这乱世之中，一份安稳，难道不值这多出的一成租子吗？况且，若是年景实在不好，寺中亦可酌情减免。总好过被官府胥吏逼得家破人亡吧？”
他的话，像一把冰冷的锥子，刺中了阿宝内心最深的恐惧。他想起了去年邻村欠税的王老五，被衙役抓进县衙，打得奄奄一息，最后田地房产尽数被没收，一家人沦为了流民，不知所踪。
执事僧不再多言，留下几句“施主好好思量”，便飘然而去。
那一夜，阿宝家的油灯亮到很晚。夫妻俩相对无言，只有沉重的叹息和孩子们不安的梦呓。窗外，风声呜咽，仿佛预示着更大的风暴。
最终，生存的欲望压倒了一切。第二天，陈阿宝在那份写着“自愿将田三十亩寄献于大庄严寺永充功德”的文契上，颤抖着按下了手印。那鲜红的手印，像一滴血，烙印着这个时代小民的无奈与悲哀。
从此，陈阿宝一家名义上成了大庄严寺的“僧只户”或者说佃户。他们确实不再需要面对官府如狼似虎的胥吏，但寺院的管事僧收租时，丝毫不会比胥吏温和。五成的租子，雷打不动。遇丰年，一家勉强果腹；遇灾年，则需向寺院借贷“僧债”，利滚利，永无出头之日。他们失去了土地的所有权，也失去了国家的户籍，成为了依附于寺院的“隐户”。所谓的“免役”，不过是换了一种更沉重、更无望的束缚。王氏常常望着那片不再属于自家的土地偷偷抹泪，而阿宝，则变得更加沉默寡言，脊梁仿佛被无形的重担压得更弯了。
几乎就在陈阿宝按下血红手印的同时，在长安城皇城内的御史台官廨中，一位刚正不阿的官员——李御史，正面对着一堆籍簿，眉头紧锁，脸色越来越凝重。
他奉旨核查京兆府各县的户籍与田亩账册，为朝廷理财征税提供依据。然而，越查下去，他越是心惊。
“户部存档，开元年间，本县有户一万二千七百，口六万八千余。天宝年间，有户一万一千九百，口六万三千余。而至去岁会昌元年核查，在册纳税之户，竟仅有七千四百余户，口三万九千余！”李御史的手指划过一行行冰冷的数字，声音因震惊而微微颤抖。
短短百年间，尤其是安史之乱后，户口竟锐减了近四成！这绝非仅仅是战乱和天灾所能解释的。
“那么，人呢？土地呢？”他厉声询问身旁战战兢兢的县丞。
县丞冷汗直流，支吾着答道：“回禀御史，或有隐户逃亡……或……或投寄于势家豪族……其中，尤以……尤以寄身佛寺者为众……”
“佛寺？”李御史猛地站起身，走到窗边，望向远处那些金碧辉煌的寺庙飞檐。他想起庆阳节上皇帝对僧人的诘问，此刻才真正体会到那问题的千钧之重。
他立刻调阅了县内几个大寺的附属田产和人口记录（这些记录往往并不完整，且寺院多有隐瞒）。结果更是触目惊心：仅大庄严寺一寺，登记在册的田产就达千顷之多，其名下的“寺户”、“净人”（寺院奴隶）、“僧只户”等各种依附人口，竟有近两千人！而这，还只是官方能统计到的部分。
这意味着，本该向国家纳税服役的编户齐民，连同他们耕种的土地，成建制地流入了寺院这个享有免税特权的“国中之国”！
“疮痈！帝国的巨大疮痈！”李御史愤然拍案，笔墨为之震跳。他仿佛看到了这样一幅图景：无数的“陈阿宝”在破产边缘，将田产和自身托庇于寺院；而寺院则像一个巨大的海绵，不断吸纳着帝国的血液——土地和劳动力。朝廷的税源日益枯竭，府库日益空虚，而寺庙的仓廪却越来越充盈。一旦国家有事，需加征赋税，则必然加重仍在册籍的百姓负担，导致更多人破产，投入寺院怀抱，形成恶性循环。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他立刻奋笔疾书，要将这惊心的发现写成奏疏，上报朝廷。他知道，朝堂之上，并非只有他一人看到这危局。
果然，数日后的常朝之上，就在李御史的奏疏送达的同时，一场关于佛教利弊的激烈辩论正在展开。
新任宰相李德裕，神色严峻，手持玉笏，正向御座上的武宗皇帝慷慨陈词。他的声音冷静而锐利，如同外科大夫手中的手术刀，直指帝国的痼疾。
“陛下！”李德裕的声音在大殿中回响，“臣非不知佛法有教化之功，然观今日之浮图，其弊已远大于利！其害有三：一曰耗国赋。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免征徭，不纳课税。一僧衣食，岁计约三万，五丁所出不能致此。举天下计之，其费可知！此乃割股啖腹之痛！”
武宗面无表情，但眼神专注，手指轻轻敲击着御座扶手。
“二曰夺民力。”李德裕继续道，“富户强丁，皆凿穴剃发，避役徭赋。天下良田，多归寺产。百姓破产，则投充寺户，谓之‘庇护’。是国家之编户日减，而佛寺之私附日增！陛下，此乃与国争民，与朝争利！”
他顿了顿，声音更加沉重：“其三，乃坏法纪。寺庙广厦，僭越规制；僧徒参杂，藏匿奸宄。乃至藩镇奸细，亦可剃发混入，窥探朝堂虚实！如今国库空虚，泽潞刘稹桀骜不驯，朝廷正欲兴兵讨逆，然军费何出？兵源何来？莫非仍要盘剥那些仅存的、已是困苦不堪的纳税之民吗？！”
李德裕的每一句话，都像重锤敲在殿中许多有识之士的心上，也精准地契合了武宗内心的焦虑与务实的需求。他说的不是虚无的教义之争，而是实实在在的兵、粮、钱！
一些崇佛的官员试图辩解，引述佛法慈悲，佑护苍生。但在李德裕所列举的冰冷而残酷的现实面前，他们的声音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御座上的武宗，终于缓缓开口，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李相所言，字字珠玑，皆为国谋。朕非不通情理之人，然释教之弊，确已病国害民，非整治不可。”
他没有立刻做出灭佛的决断，但那语气和神态，已然表明了他的倾向。朝堂上的风向，彻底明朗了。
退朝之后，李德裕与李御史等官员同行。望着宫城外那些巍峨的寺庙，李德裕沉声道：“庆阳节紫衣之赐，非为虚礼。陛下心意已决。我等所为，非为毁灭一教，实为剜却帝国肌体上的一颗毒瘤，刮骨疗毒，以求新生。纵千万人诟病，亦不得不为。”
李御史深深点头，他想起陈阿宝那样的农户，想起空匮的国库，想起亟待征讨的藩镇。他明白，一场巨大的风暴即将来临，其根源并非单纯的信仰冲突，而是帝国为了生存下去，不得不进行的一场痛苦而决绝的经济与社会改革。
这场改革，将撼动数百年来盘根错节的佛教寺院经济，也将彻底改变无数像陈阿宝一样的人的命运。
山雨，欲来风满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