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延四年（438）正月，北魏平城皇宫内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朝议。太武帝拓跋焘端坐龙椅，面色凝重地听着大臣们关于佛教问题的辩论。司徒崔浩手持笏板，慷慨陈词：今沙门免役，寺院占地，僧尼不事生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而另一派以太子拓跋晃为首的大臣则主张渐进改革，避免社会动荡。这场辩论最终以太武帝颁布着名的太延四年诏而告终，标志着北魏宗教政策发生重大转折。
诏书内容严厉指出：释迦之教，本以清净为宗，而今之徒众，多违本旨。或畜妻子，置产业；或避徭役，损国用。其年五十以下者，悉罢遣还民，以从征役。这一政策直接针对佛教僧侣享有的免役特权，旨在解决国家兵源和财政危机。
太延四年诏的颁布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据《魏书·食货志》记载，当时北魏全国僧尼总数已超过百万，而国家控制的在籍人口仅一千余万。这意味着近十分之一的人口脱离了国家赋役体系。更严重的是，这些僧尼中大多是青壮年劳动力，严重影响了国家的兵源和农业生产。
诏令颁布后，朝廷立即组建了由尚书令刘洁为首的督查组，分赴各州郡监督执行。督查组携带着太武帝亲笔签署的敕令，要求地方官员在三个月内完成对辖区内寺院的清查工作。按照规定，所有50岁以下的僧尼必须还俗，寺院要如实上报僧尼名册，隐瞒不报者将受到严惩。
政策的执行过程充满了阻力与冲突。在平城郊外的白马寺，当官兵前来清查时，方丈慧明率领众僧拒不开门，声称佛门净地，官府不得入内。双方对峙三日之久，最后在军队的强力干预下才完成清查。类似的情况在全国各地屡见不鲜，许多寺院采取各种方式抵制诏令的执行。
据《魏书·释老志》记载，诏令颁布后的第一个月，全国仅有不到三成寺院按要求上报了僧尼名册。一些寺院将年轻僧侣隐藏起来，或者谎报年龄；有的则通过贿赂地方官员，换取他们的庇护。在佛教盛行的关中地区，抵抗尤为激烈。长安大寺的住持道恒甚至公开宣称：宁舍身命，不违佛戒。
面对这种局面，太武帝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措施。他下令增派羽林军协助地方官员，对抵制清查的寺院进行强制执法。在平城、长安、洛阳等佛教中心，发生了多起官兵与僧众的冲突事件。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洛阳白马寺，官兵在清查过程中与僧众发生械斗，造成数十人伤亡。
太子拓跋晃虽然不敢公开反对父皇的诏令，但利用监国的职权，暗中延缓政策的执行。他指示亲信官员酌情处理，对一些着名寺院网开一面。同时，太子还通过其佛教导师玄高，与各地高僧保持联系，鼓励他们采取非暴力抵抗的方式。这种暗中的阻挠使得政策的执行效果大打折扣。
佛教界也采取了各种应对策略。许多年轻僧侣选择逃离北魏，前往南朝或西域。据《高僧传》记载，仅公元438年一年，就有近百名高僧带领弟子南渡。那些留在国内的僧侣则采取假还俗的方式，表面上服从诏令，实际上仍然保持佛教信仰和修行。
政策的实施效果因地而异。在中央政府控制较强的河北、山西等地，诏令执行得较为彻底。据当时统计，这些地区约有六成符合条件的僧尼被迫还俗。而在距离统治中心较远的西北地区和关中地区，执行效果就要差得多，有些地方甚至只有不到两成的僧尼真正还俗。
经济方面的影响也十分显着。太延五年（439）的财政报告显示，由于大量僧侣还俗，国家新增纳税人口约三十万，年增加税收绢帛二十万匹，粮食五十万石。兵部统计显示，新征士兵中约有五万人是还俗僧侣。这些数字虽然可观，但远低于崔浩等人最初的预期。
社会方面的影响则更为复杂。大量僧侣突然还俗，给社会安置工作带来巨大压力。许多还俗僧侣缺乏谋生技能，成为流民，反而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一些地方出现了还俗僧侣聚众闹事的事件，要求官府给予安置。这些问题使得朝廷不得不拨出专门款项用于安置还俗僧侣。
佛教界的思想反应也值得关注。当时着名高僧昙曜在《谏太武帝书》中写道：佛法东传三百载，未尝有今日之难。然佛法如虚空，不可毁灭；如明月，暂蔽复明。这种思想反映了佛教徒对政策的消极抵抗态度。许多佛教徒认为这只是暂时的法难，相信佛法终将复兴。
太武帝对政策执行效果并不满意。据《魏书·世祖纪》记载，太延五年秋，太武帝在朝会上严厉斥责了一些执行不力的官员：朕欲整齐风俗，富强国家，而卿等姑息养奸，殊失朕意！这次发怒预示着将来可能采取更严厉的措施。
崔浩则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强化自己的政治地位。他将政策执行不力的责任归咎于太子一派的阻挠，并借机清除政敌。太延五年末，崔浩奏劾十余位地方官员怠慢诏令，徇私舞弊，这些官员大多与太子关系密切。这场政治清洗使得朝中的对立更加尖锐。
从长远来看，太延四年诏虽然没能彻底解决佛教问题，但为后来的灭佛行动积累了经验。朝廷通过这次行动，基本摸清了佛教势力的分布情况，了解了可能遇到的阻力，也培养了一批熟悉宗教事务的官员。所有这些，都为太平真君年间的大规模灭佛行动做好了准备。
政策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加剧了朝廷内部的分裂。以崔浩为首的改革派和以太子为首的保守派之间的矛盾公开化，这种分裂不仅体现在宗教政策上，也延伸到其他政务领域。太武帝虽然倾向于改革派，但也不得不顾及太子一派的势力，这种平衡艺术使得宗教政策的推行时紧时松。
总之，太延四年的抑佛政策是北魏宗教政策转变的重要标志。它虽然没能达到预期效果，但表明国家开始认真对待宗教势力过度膨胀的问题。这个过程也显示出，宗教政策的推行不仅是一个宗教问题，更是一个复杂的政治问题，涉及到权力斗争、经济利益和社会稳定等多个层面。这些经验教训都为后来更激烈的宗教冲突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