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年的冬天，北平的风裹着沙尘，刮在脸上像细小的刀子。琉璃厂的青石板路被冻得发硬，“永昌斋”的木门轴吱呀作响，像位垂暮老人的叹息。赵文轩坐在靠窗的书桌前，指尖摩挲着宝船模型的船舷，木头上的包浆被体温焐得温热，船底“太仓”二字的刻痕里还嵌着经年的细尘，那是太仓港的风、波斯湾的沙，也是北平的雪粒。
“爷爷，炉子该添煤了。”赵晓棠抱着铜手炉走进来，棉鞋踩在青砖上没什么声响。她才十二岁，梳着两条麻花辫，辫梢用蓝布条绑着——那是奶奶王氏留下的布料，当年王氏就是用这种蓝布给李海生绣帆布的。赵晓棠把铜手炉放在书桌一角，目光落在模型上时，睫毛轻轻颤了颤，“日本人真的会来抢吗？”
赵文轩抬起头，眼角的皱纹里积着忧虑。窗外的胡同里，几个穿灰军装的士兵正匆匆走过，枪托撞着墙根发出闷响。“他们要的不只是古董，是想把我们的根挖走。”他拿起软布，重新擦起模型的桅杆，那根被赵阿福修好的桅杆上，还留着当年断裂的细微痕迹，“这船底刻着郑和下西洋的航线，帆布上绣着中国人的念想，绝不能让它落到外人手里。”
当天夜里，赵文轩把赵晓棠叫到跟前，从樟木箱底翻出个蓝布包袱。包袱里裹着件半旧的棉袄、一叠干粮，还有一把磨得发亮的铜锁——那是“海生船坊”的旧锁，锁身上刻着小小的船锚图案。“明天天不亮我们就走，先去南京，再转道上海。”他把宝船模型放进特制的木盒，木盒内壁铺着羊毛毡，是赵晓棠的父亲赵永昌生前亲手缝的，“路上把木盒藏在棉袄里，就像护着自己的心跳一样护着它。”
赵晓棠点点头，伸手去接木盒，却被赵文轩按住了手。“晓棠，爷爷要教你认航线。”他打开台灯，灯光昏黄地洒在船底，“你看，从太仓到占城国，这里有个小圆圈，是当年李海生刻的淡水补给点；再往南到古里国，这条曲线是阿拉伯海的季风带……”他的指尖沿着刻痕移动，像在海上掌舵，“记住这些，就算以后爷爷不在了，你也能带着船找到回家的路。”
鸡叫头遍时，赵文轩锁上了“永昌斋”的门。铜锁扣合的瞬间，赵晓棠忽然回头，看见窗纸上自己和爷爷的影子，像两只依偎的候鸟。胡同口的老槐树落光了叶子，枝桠间挂着个破灯笼，风一吹，灯笼晃出细碎的光，像极了太仓港夜晚的渔火。
火车在铁轨上颠簸了两天两夜。赵晓棠蜷缩在座位角落，把木盒紧紧贴在胸口，棉袄被体温焐出一片潮湿。赵文轩靠在她身边，时不时睁开眼，确认木盒还在，就又闭上眼打盹，嘴角却始终抿着，像在默念什么。车过济南府时，窗外飘起了雪，赵晓棠从车窗里看见一片白茫茫的田野，突然想起爷爷说过，太仓的雪会落在韭菜地里，来年春天就会冒出青芽。
到南京时，天刚蒙蒙亮。下关码头的风里带着江水的腥气，码头上挤满了逃难的人，背包上插着的芦苇杆在风里摇晃。赵文轩拉着赵晓棠往江边走，突然听见一阵刺耳的防空警报，紧接着是飞机的轰鸣声。“快躲起来！”他把赵晓棠按在一个废弃的货栈后面，自己用身体挡住木盒的方向。
炸弹落在不远处的仓库里，火光冲天，热浪把赵晓棠的头发都烤得发卷。她死死咬着嘴唇，不敢哭出声，只觉得爷爷的手在发抖，却把木盒护得纹丝不动。等轰炸声平息，赵文轩松开手时，赵晓棠看见他的棉袍后背被弹片划开了个口子，里面的棉花露出来，沾着黑灰，像被风吹散的雪。
“爷爷，你流血了！”赵晓棠伸手去摸，却被赵文轩推开。他打开木盒检查，宝船模型安然无恙，只是木盒边角被碎石砸出个小坑。“船没事就好。”赵文轩从包袱里拿出块布条，胡乱缠在背上，“我们得赶紧去上海，南京待不住了。”
他们在上海法租界的一个弄堂里租了间小阁楼。阁楼低矮潮湿，抬头就能看见瓦片，夜里能听见隔壁裁缝铺的缝纫机声。赵文轩靠给人写春联、画扇面为生，他的书法是从小练的，一笔一划都藏着太仓港的筋骨。赵晓棠每天放学后，都会帮爷爷磨墨，磨完墨就坐在小凳子上，用爷爷教的方法擦宝船模型，绒布划过木船的声音，和弄堂里卖桂花糖粥的梆子声混在一起，竟有了些安稳的错觉。
可这份安稳只维持了半年。民国二十六年七月，卢沟桥的枪声传到上海时，赵文轩正在给一幅《太仓港归航图》题字，毛笔猛地顿在宣纸上，洇出个墨团，像朵乌云。当天夜里，法租界外的枪声此起彼伏，探照灯的光柱扫过阁楼的窗户，把墙上赵晓棠画的小轮船影子拉得很长。
“我们去云南。”赵文轩把木盒塞进赵晓棠的书包，又把那把铜锁挂在她的脖子上，“我以前认识个学生，叫陈默，他在云南的深山里办了所难童学校，那里安全。”他的声音有些沙哑，这些天为了打听去云南的路，他几乎跑遍了上海的码头，“路上可能会遇到日本人，要是实在躲不过，就把模型藏在石缝里，记住藏的地方，等战争结束了再回来找。”
赵晓棠把铜锁攥在手里，锁身的温度透过棉布传到掌心。“我不藏，”她仰起头，眼睛里闪着和年龄不符的坚定，“爷爷说过，船在，家就在。我要带着它一起走。”
离开上海的那天，暴雨倾盆。赵文轩和赵晓棠混在逃难的人群里，沿着苏州河往南走。河水浑浊，漂着折断的木桨和破损的草帽，像些无家可归的魂灵。走到一个小镇时，突然冲出几个穿黄军装的日本兵，端着枪拦住了去路。
“站住！包里装的什么？”一个戴眼镜的日本兵走过来，手里的刺刀在雨里闪着寒光。他的目光落在赵晓棠的书包上，伸手就要去抢。
赵晓棠下意识地把书包抱在怀里，往赵文轩身后躲。“这是我的课本！”她的声音在发抖，却把书包抱得更紧了，“里面都是书！”
日本兵冷笑一声，伸手抓住书包带，用力一扯。赵晓棠没站稳，摔倒在泥水里，书包带子断了，木盒从里面滚了出来，摔在青石板上发出“咚”的一声。赵文轩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刚要冲过去，就看见赵晓棠扑过去抱住木盒，用身体挡住了日本兵的刺刀。
“不许碰它！”赵晓棠的脸上全是泥水，却死死盯着日本兵，“这是我们中国的船，是回家的船！”
就在这时，一个穿长衫的年轻人突然冲了过来，手里拿着块砖头，朝着日本兵的后脑勺砸去。日本兵哼了一声倒在地上，年轻人拉起赵文轩和赵晓棠就跑，“快跟我走！前面有个废弃的土地庙！”
他们在土地庙的神龛后面躲了整整一天。年轻人自我介绍说叫陈默，是上海暨南大学的学生，因为组织抗日宣传被日本人追杀。赵文轩解开木盒检查，宝船模型的帆布被泥水打湿了，金线有些发黑，船底的航线却依旧清晰。赵晓棠拿出随身带的绒布，一点一点擦着帆布上的泥点，眼泪掉在“太仓”二字上，晕开了细小的水痕。
“我知道云南有个地方，叫龙脊寨，”陈默看着赵文轩，眼神里满是诚恳，“那里都是大山，日本人进不去，还有很多像我们一样的人。”他从口袋里掏出张皱巴巴的地图，指着上面一个小红点，“我可以带你们去。”
接下来的路，是赵晓棠这辈子都忘不了的。他们沿着长江往上游走，有时候搭老乡的货船，有时候靠双脚赶路。赵文轩的咳嗽越来越重，走不动的时候，就把木盒交给赵晓棠，自己拄着根树枝慢慢跟。有一次在过一条湍急的小河时，赵文轩脚下一滑，差点掉进水里，是陈默眼疾手快拉住了他，可赵文轩怀里的包袱却掉进了河里，里面的干粮和换洗衣物都没了。
“爷爷，你吃我的。”赵晓棠把自己怀里的半块饼递给赵文轩，那是陈默昨天从山里采的野果换的。赵文轩摇摇头，把饼推回去，“晓棠吃，你还要护着船呢。”
走到湖南和贵州交界的山区时，赵文轩彻底病倒了。他发着高烧，嘴唇干裂起皮，嘴里反复念叨着“太仓”“航线”“王氏”。陈默把他背到一个山洞里，生起篝火取暖，赵晓棠则用铜手炉盛着雪水，一点点喂给爷爷喝。
一天夜里，赵文轩突然清醒了些。他抓住赵晓棠的手，把那把“海生船坊”的铜锁放在她掌心，“晓棠，爷爷不行了……你一定要把船带回太仓，交给‘海生船坊’的后人。”他的声音很轻，像风中的棉絮，“记住，家不是房子，是心里的航线……就算船坊不在了，只要航线还在，家就还在。”
赵晓棠的眼泪砸在铜锁上，溅起细小的水花。“爷爷，你会好起来的，我们还要一起回太仓看韭菜地呢。”她把脸贴在爷爷的手上，那只曾经教她认航线的手，已经凉得像块冰。
第二天早上，赵文轩永远地闭上了眼睛。陈默在山洞外的桃树下挖了个坑，没有棺材，就用赵文轩的棉袄裹着他的身体。赵晓棠把宝船模型放在爷爷身边，让他最后再看看这只船，然后才依依不舍地把模型收回来。她在墓碑上用石头刻了艘小小的船，没有名字，只有一道从左到右的刻痕，那是从太仓到古里的航线。
“我们走吧。”陈默拍了拍赵晓棠的肩膀，把她的书包背在自己身上，“带着爷爷的念想，把船带回家。”
赵晓棠点点头，最后看了眼桃树，枝头的花苞已经鼓了起来，再过些日子就会开花。她想起爷爷说过，太仓港的桃花开的时候，渔船就会归航，王氏当年就是在桃树下等李海生回来的。
他们翻过高高的苗岭，走过铺满石板的侗寨，终于在民国二十七年的春天抵达了龙脊寨。寨子里的难童学校建在一个废弃的土司府里，几十个孩子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却在用树枝在地上画着大大的“家”字。赵晓棠把宝船模型放在教室的窗台上，阳光透过木格窗洒在模型上，船底的航线泛着淡淡的光，像一条金色的路。
“这是什么船呀？”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凑过来，手指小心翼翼地指着帆布上的“太仓”二字。
赵晓棠笑了笑，像爷爷当年教她那样，指着船底的刻痕说：“这是从太仓出发的船，不管走多远，都能找到回家的路。”她摸了摸脖子上的铜锁，突然觉得爷爷的话变成了真实的温度——船在，航线在，那些牵挂的人就永远不会走远。
夜里，赵晓棠坐在油灯下，拿出从上海带来的针线，开始补模型上的帆布。金线是她从奶奶的旧绣品上拆下来的，一针一线地缝在破损的地方，像在缝补一段断裂的时光。陈默坐在旁边看书，油灯的光晕在他年轻的脸上跳动，窗外的山风穿过竹林，传来沙沙的声响，像极了太仓港的海浪声。
赵晓棠知道，她和宝船模型的旅程还没结束。等战争结束的那一天，她会带着它穿过千山万水，回到太仓港，把它放在“海生船坊”的柜台上，就像李海生当年那样，每天用绒布擦一遍，让后来的人都知道，中国人的心里，永远刻着一条回家的航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