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的北平，秋老虎正烈。琉璃厂的青石板路被晒得发烫，两旁的店铺都支着蓝布幌子，“聚宝阁”三个金字在阳光下泛着倦意。赵德昌坐在柜台后的太师椅上，手里转着两颗油亮的核桃，眼皮被晃得半眯着。
“掌柜的，收废品的老李又来了。”伙计小王掀着门帘进来，带进一股街面的热气，“说有件‘老骨头’，您要不要过眼？”
赵德昌“嗯”了一声，没动地方。他在琉璃厂混了四十年，从学徒到掌柜，什么样的“宝贝”没见过？收废品的手里，多半是些破铜烂铁，偶尔有几件像样的，也是大户人家淘汰的旧物，值不了几个钱。
小王领着个黑瘦的汉子进来，汉子肩上扛着个麻袋，一进门就把麻袋往地上一搁，“哗啦”倒出堆瓶瓶罐罐。赵德昌的目光在碎瓷片和锈铁钉上扫过，正要摆手让他们走，视线却被角落里一支泛黄的骨管勾住了。
那骨管约莫十五厘米长，表面坑坑洼洼，布满细密的裂纹，一端歪歪扭扭地钻着几个孔，边缘被摩挲得发亮，却透着股说不出的古拙。赵德昌心里一动，放下核桃，慢悠悠走过去，用两根手指捏起骨管。
入手比想象中沉，鹤尺骨特有的细密纹路在指尖硌出浅浅的印。他翻来覆去地看，指腹蹭过那些裂痕，能感觉到里面嵌着的细沙——不是北平城里的黄土，是带着棱角的粗沙，像河西走廊那边的。
“这玩意儿哪来的？”赵德昌的声音透着不易察觉的郑重。
收废品的老李搓着手笑：“前阵子去敦煌那边收破烂，从个老乡家里换的。他说这是捡来的老骨头，能吹出声，我看就是块废骨，您要是不要，我就扔了。”
小王凑过来看了看，撇撇嘴：“掌柜的，这破骨头满身裂，吹孔里还有黑糊糊的东西，一股土腥味儿，留着占地方。”
赵德昌没理他，从柜台抽屉里摸出个放大镜，对着骨管仔细瞧。放大镜下，那些裂痕更清晰了，深浅不一，像是被岁月反复啃噬过。其中一道较深的裂口里，卡着点暗红色的东西，硬邦邦的，像干涸的血迹。
“这可不是普通的骨头。”赵德昌把骨管放回桌上，“老李，你想换多少钱？”
老李没想到这破骨还能换钱，迟疑着伸出两根手指：“二……二十文？”
赵德昌没还价，从钱匣里摸出两块银元递过去。老李眼睛都直了，接过银元揣进怀里，千恩万谢地走了。小王在一旁急得直跺脚：“掌柜的，您这是何苦？两块银元能收半箱瓷片了！”
“你懂什么。”赵德昌拿起骨管，对着光看，“这东西的年头，比咱们这聚宝阁的招牌还老。”他转身把骨管放进里屋的紫檀木盒，“去，把刘半农先生请来，就说我这儿得了件稀罕的老物件。”
刘半农是北大的教授，研究音韵和民俗，没事总爱往琉璃厂跑，和赵德昌是老相识。傍晚时分，刘半农穿着件洗得发白的长衫，摇着扇子进了店，刚进门就直嚷嚷：“德昌兄，什么宝贝值得你这么急着叫我来？”
赵德昌把紫檀木盒往桌上一推：“你自己看。”
刘半农打开盒盖，看见那支骨笛时，眼睛突然亮了。他小心翼翼地把骨笛拿出来，手指轻轻拂过那些裂痕，动作轻得像怕碰碎了时光。“这……这是鹤尺骨做的？”
“我看着像，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年代的。”赵德昌给刘半农倒了杯茶，“你学问大，帮我长长眼。”
刘半农没喝茶，拿着骨笛对着夕阳的光反复看，又用指尖挨个摩挲那些音孔。“你看这音孔的间距，虽然不规则，却暗合《周礼》里说的‘宫、商、角、徵、羽’五声。”他又翻到吹孔处，“这边缘的磨损，是常年吹奏留下的，绝非偶然形成。”
他试着把骨笛凑到唇边，轻轻吹了口气。一道沙哑的调子飘出来，不高亢，却带着股穿透人心的苍凉，像秋风扫过荒原，又像老人在低声诉说。刘半农猛地放下骨笛，眼里闪着兴奋的光：“是它！是商代的鹤骨笛！”
“商代？”赵德昌吃了一惊，“那可不是有三千年了？”
“错不了。”刘半农指着骨笛上的一道深痕，“你看这裂痕里的土锈，是典型的北方黄土层特征，和河南殷墟出土的骨器上的锈色一模一样。而且这吹奏的音色，带着股股原始的野劲儿，只有商代的乐器才会这样。”
他又吹了几个音，骨笛声在暮色渐浓的店里回荡，竟让人心头发颤。“可惜啊，满身是裂，不然真是件国宝。”刘半农叹着气，把骨笛放回盒里，“不过也正因这些裂，才更见岁月的痕迹。德昌兄，你这可是捡着宝了。”
赵德昌把骨笛锁进内室的保险柜，心里却犯了嘀咕。他知道这骨笛是好东西，可这年头兵荒马乱的，藏着这么件古物，未必是福。夜里关了店门，他坐在灯下，对着账本上“商代骨笛一支”的字样，看了很久。
1937年夏天，卢沟桥的枪声打破了北平的平静。没过多久，日军就开进了城。琉璃厂的日子一下子难了起来，好些店铺关了门，剩下的也大多惨淡经营。赵德昌把店里值钱的古董都藏了起来，只留些寻常物件摆在柜上。
一天傍晚，几个日本兵闯进聚宝阁，翻箱倒柜地搜查，嘴里喊着“要上交古董”。赵德昌的心提到了嗓子眼，那支骨笛还藏在内室的保险柜里。一个留着仁丹胡的军官，用军靴踢着柜台，恶狠狠地问：“有什么好东西？统统交出来！”
赵德昌陪着笑，指着柜上的几件瓷瓶：“太君，小店都是些不值钱的玩意儿，真没什么好东西。”
日本兵搜了半天没找到像样的物件，骂骂咧咧地要往后院去。赵德昌赶紧拦住：“太君，后院是茅房，污秽得很。”军官不耐烦地推了他一把，带着兵往后面去了。
赵德昌的后背全被冷汗湿透了。他知道，保险柜就在后院的储藏室里。好在日本兵嫌后院杂乱，没仔细搜，很快就走了。关上门，赵德昌腿一软，瘫坐在地上。
当天夜里，他把骨笛从保险柜里取出来，用棉布层层裹好，塞进一个装白菜的地窖里。地窖阴暗潮湿，正好能藏东西。他摸着骨笛冰凉的表面，低声说：“对不住了老伙计，委屈你在这儿待阵子。”
骨笛在菜窖里待了八年。这八年里，赵德昌每天都要下地窖看看，擦擦上面的潮气，换块干净的棉布。有时他会坐在地窖口，对着黑暗里的骨笛说话，说街上的战事，说物价的飞涨，说他那在前线当兵的儿子。
抗战胜利那天，北平城放起了鞭炮。赵德昌把骨笛从菜窖里取出来，阳光照在骨笛的裂痕上，竟泛出些温润的光。他以为日子能好起来了，可没过多久，儿子从前线寄来书信，说得了重病，需要一大笔钱医治。
赵德昌变卖了店里大部分东西，还是凑不够医药费。看着病床上日渐消瘦的儿子，他咬了咬牙，决定卖掉那支骨笛。他知道这骨笛不该流落到外人手里，可眼下，儿子的命更重要。
一个在美国人开的洋行做事的朋友，给他介绍了个买家——一个叫怀特的美国收藏家，专门收集东方古董。怀特来看骨笛时，穿着笔挺的西装，戴着白手套，拿起骨笛翻来覆去地看，脸上没什么表情。
“这东西很古老，”怀特的中文带着生硬的口音，“但太破旧了，值不了多少钱。”
赵德昌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却只能忍着气说：“先生，这是商代的骨笛，有三千年历史了。”
怀特笑了笑，从皮包里抽出几张美金：“这些钱，够你儿子治病了。”
赵德昌接过美金，手都在抖。他看着怀特把骨笛放进一个精致的皮箱，心里像被掏空了一块。怀特临走时说：“我会把它放进我的私人博物馆，让更多人看到中国的古老文明。”
赵德昌没说话，只是对着皮箱的背影，深深鞠了一躬。他知道，这一别，或许就是永别。
骨笛被带到了纽约，放进了怀特私人博物馆的玻璃展柜里。展柜里铺着红色的丝绒，打着柔和的灯光，旁边的标签上写着：“中国古代骨制乐器，年代不详，可能用于宗教仪式。”
来博物馆参观的人，大多对那些金光闪闪的青铜器和色彩艳丽的瓷器感兴趣，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这支满身裂痕的骨笛。它静静地待在角落里，听着陌生的语言，看着不同肤色的面孔，裂痕里的细沙渐渐干燥，像在怀念故乡的风沙。
1980年的一个午后，一个穿牛仔裤的华裔青年站在了骨笛的展柜前。他叫陈立，是哥伦比亚大学考古系的留学生，老家就在河南安阳，离殷墟不远。当他看到那支骨笛时，突然停下了脚步，眼睛一下子红了。
他太熟悉这种裂痕了。小时候在老家，他常跟着爷爷去地里干活，见过出土的骨头碎片，就是这样带着岁月的痕迹。他凑近玻璃，看着那些歪歪扭扭的音孔，突然想起爷爷说过的话：“最早的笛子，是用鸟骨头做的，能吹出风的声音。”
陈立掏出相机，对着骨笛拍了一张又一张照片。他查了博物馆的档案，只找到“1946年购自中国北平”的记录，再往前，就什么都没有了。他看着骨笛吹孔处那点暗红色的痕迹，突然有种想哭的冲动——这是他的祖先用过的东西，如今却流落在异国他乡，连名字都不被人知晓。
接下来的三年，陈立几乎每个周末都来博物馆看这支骨笛。他查了无数资料，比对了殷墟出土的骨器样本，终于确定这是商代晚期的鹤骨笛，极有可能是用于祭祀的乐器。他给博物馆写了封信，详细说明了骨笛的历史价值，恳求他们能让骨笛“回家”。
博物馆的馆长起初并不同意，直到陈立拿出他整理的厚厚一叠研究报告，还有国内博物馆发来的邀请函。1983年春天，怀特的孙子——如今的博物馆负责人，终于同意让骨笛暂时回到中国展出。
当装有骨笛的箱子被打开时，负责接收的中国文物专家发现，玻璃展柜的内壁上，凝结着一层细密的水珠，像哭过的痕迹。陈立站在一旁，看着骨笛被小心翼翼地取出来，突然觉得，那些水珠不是别的，是三千年的乡愁，终于化作了泪。
骨笛被暂时安放在省博物馆的修复室里，等待着下一步的研究和展出。而远在北平的赵德昌，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当他从报纸上看到骨笛回国的消息时，颤抖着摸出那张泛黄的账本，在“商代骨笛一支”的字样旁，轻轻画了个小小的对勾。
窗外的琉璃厂，依旧人来人往，只是当年的聚宝阁，早已换了新的主人。阳光穿过灰尘，照在斑驳的门脸上，像在诉说着那些被时光掩埋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