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霓裳羽衣曲
第三十五章 姑息之始
第一节：论功行赏的困局
永泰元年（765年）的冬天，长安城是在一种劫后余生的复杂心境中度过的。吐蕃、回纥联军的威胁因郭子仪单骑退敌而消弭，仆固怀恩暴病身亡，其部众或散或降，持续近两年的朔方危机看似已然平息。大明宫内，论功行赏的议程被提上日程，然而，这份功臣簿却让代宗与宰相们倍感棘手。
首功无疑当属汾阳王郭子仪。若非他以古稀之龄，临危受命，更以超凡胆略单骑说退回纥，扭转乾坤，社稷存亡实未可知。代宗下诏，加郭子仪实封二百户，通前共计一千五百户，并赐予大量金银缯帛，以示荣宠。然而，除了这些虚与实的赏赐，朝廷已无法给予郭子仪更多。兵权？其本就执掌朔方、河中，再加重任，恐非朝廷所愿；位极人臣？其已是司徒、中书令、汾阳王，封无可封。对这位功高震主却又忠心耿耿的老臣，代宗心中感念与忌惮交织，最终只能以无尽的尊崇和物质赏赐来弥补，同时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平衡。
相比之下，如何处置仆固怀恩的旧部及河北诸镇，才是真正令人头痛的难题。仆固怀恩虽死，但其麾下大将，如浑释之、张韶等人，仍控制着灵州、忻州等地。若逼迫过甚，难保不会再生变乱。而河北的田承嗣、李宝臣、李怀仙三人，在仆固怀恩事件中虽未公开响应，但也绝无勤王之举，坐观成败，其割据之心，昭然若揭。
第二节：元载弄权
就在代宗为藩镇问题焦头烂额之际，朝堂之上的权力格局也在悄然变化。程元振倒台后，其留下的权力真空迅速被宰相元载填补。
元载，字公辅，凤翔岐山人。此人工于心计，深谙为官之道，且与代宗身边得宠的宦官董秀等人交通往来，消息灵通。他敏锐地抓住了代宗历经变乱后，渴望稳定、尤其警惕武将专权的心态，不断迎合上意，提出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实则加强相权与其个人权力）的措施。
他首先将矛头指向了宦官。尽管他本人与宦官有勾结，但在台面上，他极力主张限制宦官权力，尤其是宦官出任的“观军容使”等职务，认为其是导致仆固怀恩等将领怨望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番言论深得那些对宦官专权不满的朝臣之心，也为他自己赢得了“抑宦”的名声。
然而，元载的真实目的并非廓清政治，而是揽权。他利用代宗的信任，逐渐将人事任免、财政收支等大权揽于手中。他排斥异己，凡不依附于自己的官员，多遭其排挤陷害。如另一位宰相王缙，几乎成为其应声虫；而如刚正不阿的礼部侍郎李揆等人，则被远贬出朝。
元载还试图插手军事。他见郭子仪威望过高，便建议代宗“分其权”，以郭子仪年老需休养为名，以其部将李国臣、臧希让等分掌朔方军务，意图架空郭子仪。此议虽因郭子仪主动交卸部分军权以示无他而未能完全施行，但朝廷对功臣的猜忌与制衡之术，已显露无疑。
在元载的经营下，一套以他为核心，依附于其的官僚和宦官为羽翼的权力网络逐渐形成。朝政决策，多出于元载私邸，而非政事堂公议。代宗虽有所察觉，但鉴于元载办事干练，且能有效帮他“压制”住那些难以驾驭的武将藩镇，便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姑息其行。
第三节：河朔固势
就在元载在朝中翻云覆雨之时，河北大地，魏博、成德、卢龙三镇的根基正在日益巩固。
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乃安、史旧将中最为狡黠枭雄者。他利用朝廷无力东顾的时机，在其辖境内（辖魏、博、贝、卫、澶、相六州）大力整顿武备。他将军政大权牢牢掌控在田氏家族及心腹将领手中，所有州县官吏，皆由其自行任命，赋税收入，几乎不再上供朝廷。他还从辖区内壮丁中精选万人，组建牙兵，厚给粮赐，号为“天雄军”，作为其统治的核心武力。这支牙兵骁勇善战，但对田承嗣个人效忠度高，逐渐成为魏博镇的特色，也是日后屡屡以下犯上、变易主帅的祸根。
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张忠志），同样拥恒、定、易、赵、深、冀、沧七州之地。他一方面削甲治兵，招抚流亡，另一方面则周旋于朝廷与邻镇之间，左右逢源。朝廷为笼络他，不仅承认其节度使地位，还赐予国姓，以示恩宠。李宝臣也乐得接受，但并不实质履行对朝廷的义务。
卢龙节度使李怀仙，势力相对较弱，辖幽、蓟、妫、檀、平、营等州，地处北疆，面临奚、契丹等部的压力。但他也效仿田、李二人，在辖区内自署官吏，专擅赋税，形同独立王国。
这三镇节度使，表面上仍尊奉唐室，接受朝廷的旌节官诰，使用大唐年号，但在其辖境内，俨然是国中之国。他们互相通婚，结为姻亲，互为表里，朝廷若讨伐其中一镇，其他两镇往往暗中支持，甚至联兵对抗，使得朝廷投鼠忌器，难以措手。一种以武力为后盾、以地缘血缘为纽带的地方割据秩序，在河北地区已然成型。
第四节：子仪归镇
面对河北藩镇的坐大和朝廷内部的权力倾轧，郭子仪选择了最符合其身份与智慧的道路——远离长安这个政治漩涡，回归他的根本之地：河中与朔方。
在又一次击退吐蕃的小规模入寇后，郭子仪上表，以边镇需大将镇抚、本人年迈需静养为由，请求返回河中节度使任所。代宗顺水推舟，准其所请，并加授其“太尉”尊号，使其荣宠达到极致。
郭子仪回到河中（治所蒲州，今山西永济），将主要精力放在恢复生产、整顿防务、抚恤士卒上。他深知，朝廷的猜忌不会因他的退让而完全消失，唯有自身立身以正，手握强兵但不生异心，方能保全身家，亦能护卫社稷。他对待部下宽厚有恩，法令严明，使得朔方军即便在仆固怀恩之乱后，依旧保持着强大的战斗力与对朝廷的忠诚，成为制约吐蕃、稳定关中的定海神针。
然而，即便是郭子仪，对于日益骄纵的河北藩镇，也感无力。朝廷的姑息政策，他看在眼里，忧在心中，却无法改变。他曾私下对儿子郭曦感叹：“田承嗣辈，非仆固怀恩可比。怀恩性直，其叛也多因激变。而田承嗣等，乃积年猾贼，深根固蒂，朝廷若不能早图，恐为他日之大患。” 但这番忧思，他无法尽数上达天庭，即便上达，此刻沉溺于元载所营造的“稳定”表象中的代宗，也未必听得进去。
第五节：姑息成弊
永泰年间（765-766年）至大历初年，在元载的主政下，唐代宗朝廷对藩镇总体上采取了一种“姑息”政策。只要藩镇表面上承认朝廷权威，不公然举兵反叛，朝廷便默认其割据的现状，甚至在他们内部发生兵变、擅自继位时，也往往予以追认。
这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换来了表面的和平，使帝国获得了喘息之机。朝廷得以将主要精力用于应对西线的吐蕃威胁，以及恢复被战乱严重破坏的经济。
然而，姑息政策的弊端也日益显现。它极大地损害了中央朝廷的权威，使得法纪松弛，号令不出关中。各地藩镇有样学样，不仅河北三镇，就连一些内地的节度使，也开始效仿，专擅一地军政财权。节度使的职位，往往父死子继，或由部下悍将拥立，朝廷的任命徒具形式。
更重要的是，它传递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只要拥有足够的武力，便可以胁迫朝廷，获取并保持自身的特权。这无疑刺激了更多人的野心，为日后更大规模的藩镇叛乱埋下了伏笔。
长安的大明宫，在元载的打理下，似乎恢复了往日的秩序与威严。但在这秩序之下，是地方藩镇日益骄固的现实，是宦官势力在蛰伏中等待下一次崛起，是府库空虚、民生凋敝的隐忧。郭子仪在河中，李光弼在徐州（已于广德二年病逝），这些擎天巨柱正在老去或已然倒塌，而帝国新的支柱，却似乎尚未长出。
姑息，或许能换来一时的安宁，但安宁之下，危机的种子正在悄然萌芽。大唐帝国，已然步入了一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由藩镇、宦官、党争交织而成的中晚唐时期。
（第三十五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