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车驶进金海市公安局大院时，夜色已将整座城市裹得严实。
许长生推开车门，凛冽的寒风顺着衣领钻进怀里，他下意识地裹紧外套，脑海里却还在反复回放兴隆河大堤的场景 —— 扒鸡面馆旧址如今成了连锁便利店，七路车公交站的铁皮站牌换成了崭新的电子屏，唯有邓家埠村方向的麦田，在夜色里隐约还能看出当年的轮廓。
这三个地点像三颗钉子，牢牢钉在他的思绪里，让他一路都在琢磨：绑匪到底是单人还是团伙？为何把纸条散得满城都是，却把尸体藏在离案发地这么近的地方？
走进刑侦支队办公室，许长生随手将外套搭在椅背上，桌上还摊着早上没看完的案卷。
他拉过椅子坐下，目光落在了档案柜最底层的一个密封证物箱上。
从案发现场回来后，他对当年的环境有了更切实的体感：那片区域不算大，三个关键地点呈三角分布，距离都不远，绑匪能精准选择这些地方，显然对地形了如指掌。
但他们留下的线索实在少，除了那18张纸条就没别的了。
许长生打开档案袋，把那些字条倒到桌子上，然后按照时间顺序一字排开。
灯光下，纸条边缘的毛边、不同纸张的纹理，甚至墨水晕开的痕迹，都清晰可见。
他拿起第一张纸条。纸张薄而脆，是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边缘还带着参差不齐的撕痕，上面的字迹潦草，笔画间带着仓促感，像是怕被人撞见，匆匆写就。
接着，他拿起第二张 —— 张长庚在扒鸡面馆树下找到的那张。这张是厚实的文件稿白纸，比作业本纸规整得多，字迹也工整了些，但笔触依旧生硬，像是刻意放慢速度写的，和第一张的潦草形成鲜明对比。
他继续往下翻，越看越觉得不对劲：有的纸条是报纸空白部分剪下来的；有的是香烟盒内侧的纸片，边缘印着半截烟标；甚至还有一张是从旧日历上撕下来的，背面还能看到模糊的日期。
纸张来源五花八门，字迹更是千差万别。
有的字迹娟秀，笔画舒展，一看就是练过字帖的；有的歪歪扭扭，连基本的笔画顺序都有些混乱；有的运笔果断，一笔呵成；有的却磕磕绊绊，像是初学者在临摹。
更让许长生在意的是语句风格 —— 有张写着 “过桥顺墙根（向右）见一亭，亭边一倒凳，凳下有信”，用词讲究，带着古言文的韵味；
而另一张写着 “你儿平安，不要报警，不要让任何人知道”，又是直白的大白话，连语序都有些粗糙。
“同一个团伙，怎么会有这么多不同的字迹和文风？” 许长生喃喃自语，伸手从案卷里翻出当年的笔迹鉴定报告。
纸张已经泛黄，上面记录着专家们截然不同的意见：有的说至少五六个不同的人书写，有的认为两三人故意模仿，还有一位老专家坚持是单人作案 —— 这人有文化、练过字，故意改变字迹就是为了混淆视线，让警方误以为是团伙。
许长生盯着报告里的文字，手指轻轻敲击桌面。
他不是笔迹专家，没法从专业角度判断对错，但多年的刑侦经验告诉他，任何案件的逻辑都要符合常理。
“18 张纸条，18 种字迹，难道团伙里有 18 个人？” 他摇了摇头，觉得这根本不现实。
另外，就算是团伙，也该有明确分工：策划的、执行的、望风的，写纸条这种传递核心指令的事，肯定是核心成员负责，不可能人人都写。
他想起案卷里记载的当年排查情况：警方把金海市有前科的绑架、拐卖人员翻了个遍，也查了张长庚的人际关系 —— 工作上的竞争对手、生活里的矛盾对象，连远房亲戚都没放过，却没发现任何可疑团伙的痕迹。
“若是真有团伙，这么多年怎么会一点风声都不漏？” 许长生皱紧眉头，心里的怀疑越来越深。
他重新审视那些纸条：所有纸条的纸张，都是当时随处可见的普通纸张 —— 作业本是学生常用的，文件稿纸在单位里随手能拿到，报纸和香烟盒更是家家户户都有。
“没有特意购买的痕迹，都是随手取材。” 许长生心里一动，若是团伙作案，为了统一指令，大概率会提前准备好纸张，而不是这么杂乱无章。
更关键的是指令的逻辑性。18 张纸条，从让张长庚找鞋、找后续指令，到索要赎金、变换地点，每一步都环环相扣，像是早就设计好的剧本。
若是多人书写，很容易出现逻辑断层，可这些纸条里没有，反而透着一种掌控一切的从容。
“这更像是一个人在全盘操控。” 许长生猛地一拍桌子，之前的困惑突然有了头绪。
最后那个老专家的话再次浮现在脑海里：“故意改变字迹，隐藏单人作案的真相。”
许长生顺着这个思路想下去：绑匪知道警方会通过字迹判断人数，所以故意模仿不同风格；知道警方会排查团伙，所以用满城的纸条制造 “多人行动” 的假象；甚至故意用频繁的指令调动警方，让大家疲于奔命，没时间细想 “单人作案” 的可能性。
“反侦察意识这么强，还得有文化，能模仿不同字迹和文风。” 许长生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脑海里渐渐勾勒出嫌疑人的轮廓：熟悉兴隆河大堤一带地形，1989 年前后可能在那附近生活或工作，和张长庚夫妻俩或许有过交集......
但也说不定，那天别的孩子都回家吃饭了，大坝上只剩下张磊一个孩子，如果留下的不是他，而是其他孩子，那起绑架案还会发生吗？
他睁开眼，拿起笔，在笔记本上写下几个关键词：单人作案、熟悉地形、有文化、反侦察意识强、与张长庚夫妻或有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