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4月，春天的气息挣扎着试图重返欧洲大陆，嫩绿的新芽从饱受炮火摧残的土地中顽强钻出，却难以驱散弥漫在空气中的浓重阴霾。
在匈牙利东部，特兰西瓦尼亚边缘泥泞不堪的前线指挥所里，气氛比室外的倒春寒还要冰冷。
接替了古德里安和曼施坦因指挥权的两位新锐军官——瓦尔特·莫德尔中校与弗里德里希·保卢斯上尉，正围绕着一张铺满地图的桌子激烈争执。
潮湿的空气里混杂着烟草、汗水和泥土的味道，无线电断断续续的噪音更添烦躁。
争执的焦点在于如何彻底粉碎罗马尼亚军队在喀尔巴阡山前缘最后，也是最顽强的抵抗。
罗马尼亚人利用复杂山地和经营已久的防御工事，试图拖延德奥匈联军的推进速度。
保卢斯上尉，这位来自总参谋部、以思维缜密、计划周详着称的军官，用手指沿着地图上标注的敌军防线缓缓移动，语气谨慎而坚定：
“莫德尔中校，我必须再次强调我的观点。敌军第5步兵师和第7山地旅虽然士气受损，但建制尚存，他们控制着通往特兰西瓦尼亚腹地的三个关键山口，形成了相互支援的犄角之势。此地地形复杂，不利于我装甲部队展开。”
他拿起一份情报汇总：“根据空中侦察和审讯战俘的情报，敌人在此至少部署了四十门野战炮和大量机枪巢。我坚持认为，我们应当采取‘ 系统性’的‘步步为营’战术。首先，集中所有炮兵，包括新抵达的150毫米榴弹炮营，进行为期三天的火力准备，精确摧毁已知的敌军火力点和指挥所。”
“同时，派出小股精锐部队渗透，切断其通往山后的补给线，待敌军物资耗尽，士气进一步瓦解，我们再以步兵为主，在徐进弹幕掩护下，逐个拔除据点。”
“贸然投入宝贵的装甲部队进行突击，极有可能陷入代价高昂的山地消耗战，甚至可能被反坦克火力伏击，得不偿失。”
他的分析条理清晰，引用了大量数据和条令，体现了典型的参谋思维。
莫德尔中校，脸上带着前线指挥官特有的风霜与不耐，听着保卢斯的分析，眉头越皱越紧。
他不耐烦地用红蓝铅笔重重地敲打着地图上罗马尼亚军两个师的结合部——一片被称为“狼谷”的相对平缓地带，这里被认为是敌军防线的薄弱点，但也可能是陷阱。
“保卢斯上尉！战争不是在地图上用尺规绘画，也不是在参谋部里做算术题！”
莫德尔的声音粗粝而充满压迫感，“敌人现在是什么状态？是惊弓之鸟！他们在布达佩斯城下已经流够了血，现在不过是凭借山地苟延残喘！你看到的是他们还有四十门炮，我看到的是他们指挥官眼神里的恐慌！你听到的是机枪巢的数量，我听到的是他们士兵靴底磨破、饥肠辘辘的声音！”
他猛地站直身体，目光锐利地扫过在场的其他参谋军官，最后定格在保卢斯脸上：
“等待？三天炮火准备？然后再花一个星期去慢慢切割？我告诉你，保卢斯，敌人需要喘息之机，英国人、美国人，甚至可能还有躲在西伯利亚的布尔什维克，都需要这个时间把更多的武器和‘顾问’塞到罗马尼亚人手里！我们要做的就是现在！立刻！用最快的速度，一拳打断他们的脊梁骨！”
他俯身在地图上，用铅笔狠狠划出一条粗壮的箭头，直插“狼谷”：
“我主张，立刻集中第7装甲团所有可用的鬣狗、野狼坦克，配属第23掷弹兵团‘黑鹰’团的全部风暴突击队，组成‘莫德尔战斗群’。”
“游隼和金雕中队必须全程待命！我们不需要漫长的炮火准备，只需要十五分钟的急促射，压制敌军前沿！然后，装甲矛头就从这里，像军刀一样插进去！不管两侧山头的敌人，直扑他们的师指挥部和辎重堆放地！一旦指挥中枢被打掉，后勤被截断，两侧山头的敌人自然崩溃！速度！压力！这才是决胜的关键！”
两人在指挥所里争得面红耳赤，参谋们都屏息凝神，不敢插话。保卢斯扶了扶眼镜，试图再次引用《部队指挥》条令中的章节来反驳莫德尔的“冒险”：“中校，条令明确规定，在山地作战中…”
就在这时，一名浑身泥泞的通讯兵冲了进来，将一份紧急电报交给了情报官。情报官迅速阅读后，脸色一变，立刻报告：
“中校！上尉！刚收到前线侦察队和空中侦察确认的情报！罗马尼亚第3步兵师的一个团，正在利用夜色和晨雾掩护，向‘狼谷’侧翼的135高地秘密机动！他们似乎察觉了我们的意图，正在试图加固那个薄弱环节！”
指挥所内瞬间一片寂静，保卢斯之前基于相对静态情报制定的“步步为营”计划，其基础瞬间动摇了。
他的脸色一下子变得苍白，意识到自己的谨慎和按部就班，差点给了敌人巩固防线、让突击部队撞上铁板的机会。他错过了战机窗口。
“……看来，”保卢斯的声音有些干涩，他艰难地吞咽了一下，看向莫德尔。
“…你的直觉是对的，中校，敌人的动态…证实了你的判断，我…撤回我的方案。我同意你的突击计划，我将立刻协调所有炮兵，优先保障‘狼谷’方向的火力支援，并确保后勤通道畅通无阻，全力支持你的行动。”
莫德尔冷哼一声，脸上没有任何得意之色，只有一种“早该如此”的果决。
他不再看保卢斯，立刻转身，抓起电话和地图，开始对着话筒向各部队指挥官下达一连串简洁、清晰而凶狠的攻击指令，语速快得像机枪点射。
4月5日，黎明时分，“莫德尔铁拳”伴随着“游隼”轰炸机那令人胆寒的尖啸，狠狠砸在了“狼谷”地带。
德军装甲分队冒着罗马尼亚军仓促组织的反坦克火力，强行突进。鬣狗号坦克的20毫米机炮猛烈扫射暴露的步兵阵地，“野狼”坦克的75毫米榴弹炮则近距离摧毁碉堡。
跟进的“黑鹰”团风暴突击队，手持mp18冲锋枪和手榴弹，如同幽灵般清理着战壕，空中的“金雕”战斗机凭借着高速的优势，给罗马尼亚军队造成了巨大的伤亡。
罗马尼亚军的部署被打乱，指挥通讯陷入瘫痪，尽管一些罗马尼亚部队，特别是山地旅，依托有利地形进行了异常顽强的抵抗，甚至发动了数次凶猛的白刃反冲击，给德军造成了不小的伤亡，但防线整体的崩溃已经不可避免。
德奥匈联军乘胜追击，兵锋直指特兰西瓦尼亚腹地，而与此同时，在北面，向布拉格方向的进军也势如破竹，捷克军团的抵抗正在雪崩般瓦解。
就在中欧战火如火如荼之际，一封来自大洋彼岸华盛顿的紧急外交照会，被以最高密级送到了柏林无忧宫威廉皇帝的书桌上。
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面对国内因欧洲局势剧变而日益高涨的主战呼声，以及其“理想主义”外交政策面临的破产风险，终于无法再安坐于孤立主义的象牙塔内，亲自向德皇发出了这份混合着恳求、说教与隐晦威胁的信号。
照会的前半部分，威尔逊以他那标志性的、充满道德感的辞藻，重申了他关于“没有胜利的和平”、“民族自决”、“公开外交”的“十四点”原则精神。
他呼吁德皇“为了欧洲和世界的未来，展现出现代文明国家应有的克制与智慧”，立即停止在奥匈帝国故地及巴尔干地区的“单方面军事行动和势力扩张”，回到谈判桌前，在美国的“公正、无私的调停”下，与各方包括其残存的对手共同达成一个“持久且公正”的和平解决方案。
然而，照会的后半部分，笔锋陡然一转，语气变得前所未有的强硬，威尔逊警告道，德意志帝国目前在中欧和东欧的系列行为。
“已经严重破坏并试图颠覆欧洲乃至世界长久以来赖以稳定的力量平衡”，构成了对“国际法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挑战”。
他明确表示，如果德国“一意孤行”，拒绝美国“出于人类共同福祉的善意调停”，并继续其“建立在武力之上的军事扩张与霸权政策”，那么，美利坚合众国将“不得不以最深切的遗憾，重新审视其在国际事务中的立场与责任”，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包括在必要时使用武力，来扞卫自由、民主的基本原则和世界和平的脆弱架构”。这几乎是毫不掩饰的参战威胁。
林晓在副官邓尼茨上尉的陪同下，仔细阅读着这份照会，他的脸上最初是平静，随即嘴角勾起一丝嘲讽的冷笑，最终化为一种洞悉一切的冷峻。
他深知威尔逊的困境——理想主义的口号在赤裸裸的现实政治和地缘利益面前是多么苍白无力，也清楚美国国内孤立主义与干涉主义之间的激烈撕扯。
他的回击，经过与外交部和总参谋部的紧急磋商，被迅速而犀利地起草，并通过外交渠道公之于众。这份回复照会同样措辞严谨，但锋芒毕露：
帝国政府断然否认所有关于“侵略”和“破坏力量平衡”的指控，强调其在奥匈帝国地区的军事行动，是应“奥地利皇帝卡尔一世及多瑙联邦合法政府的紧急请求”，旨在“恢复法律与秩序。
防止布尔什维克主义蔓延及无政府状态危害欧洲心脏地带”，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基于维护地区稳定与盟友安全的必要且合法之举”。
对威尔逊总统的“调停”提议表示“高度惊讶与不解”，照会尖锐地指出，当美利坚合众国自身尚在太平洋地区与日本帝国维持着“微妙而紧张的平衡”。
且其国内孤立主义思潮依旧占据强大影响力、甚至因此引发社会严重对立之时，跨越浩瀚重洋来“调停”复杂程度远超其想象的欧洲事务，其所谓的“公正性”与实际“有效性”不免令人深感怀疑。
文件反过来“敦促”美国政府，应首先致力于处理好美洲自身的事务，“更有效地履行其门罗主义所承诺的对美洲和平与稳定的责任”，同时妥善解决国内因战争立场分歧而引发的日益严重的社会撕裂问题。
并巧妙地暗示，欧洲的秩序理应由欧洲人自己来协商安排，外部势力的强行介入只会增加不必要的复杂性。
最后威廉皇帝明确表示，德意志帝国真诚渴望和平，但必须是“一个能切实保障帝国及其盟友合法安全利益、历史尊严与发展空间的持久和平”。
任何外部势力试图以武力威胁或最后通牒的方式干涉欧洲事务，都将被视为对德意志帝国的“最严重挑衅”，帝国政府与军队必将“以最坚定的决心和其掌握的全部力量予以毫不留情的回应”。
这份强硬的回复在美国国内引发了截然不同甚至两极分化的反响。
主战派勃然大怒，各大亲英、反德的报纸纷纷以头版头条谴责这是德意志“凯撒主义”的“狂妄挑衅”和“对美利坚的侮辱”。
更加卖力地鼓吹国会立刻通过对德宣战议案，叫嚣着“必须用武力让柏林学会尊重”。
然而，强大的孤立主义者则如获至宝，他们利用德国的照会内容，在国会和媒体上大肆宣扬：
“看吧！我们早就说过！德国人根本不怕我们虚张声势的威胁！威尔逊总统的理想主义在现实政治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我们为什么要为了一个不领情、而且强大到无法轻易战胜的欧洲大陆霸权，让我们美国的孩子们去大西洋对岸送死？”
美国的舆论场变得更加分裂和情绪化，威尔逊政府陷入了更深的政治困境，短时间内直接对德宣战的可能性，反而因德国这份出乎意料的强硬姿态而略微降低了。
当战火的轰鸣与外交辞令的锋刃在欧洲上空激烈碰撞时，另一场无声却同样致命的战争——“西班牙流感”（尽管其起源地至今众说纷纭），正以惊人的速度在整个大陆，乃至全世界肆虐。
医院人满为患，城市乡村一片哀鸿，许多国家的行政和医疗系统在瘟疫面前显得手足无措，濒临崩溃。
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意志帝国境内的情形则相对有序和稳定得多。这并非偶然的幸运，而是得益于威廉皇帝那份超越时代的远见和不容置疑的铁腕手段。
早在1917年底，当这种流感刚刚在美洲和欧洲局部军营出现异常死亡报告时，他就以惊人的预见性，力排众议，强制推行了一系列在当时看来极为严格，甚至有些“不近人情”的防控措施。
这些措施在推行初期确实遭遇了不小的阻力，批评之声不绝于耳，但到了1918年4月，当第二波更凶猛的流感疫情在其他前协约国和中立国猛烈爆发时，造成街道横尸、社会功能几近瘫痪的惨状时，德国境内虽然也有感染和死亡，但疫情得到了显着控制，死亡率和对社会经济的冲击远低于周边国家。
柏林、汉堡等大城市的街头，虽然行人大多面带口罩，神情肃穆，但秩序井然，基本的生产生活得以维持。
这一结果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外交和软实力效果，昔日战场上的敌人和持观望态度的中立国，如今在致命的、无差别的瘟疫面前，不得不放下了曾经的傲慢与偏见。
法国政府、英国流亡政府、意大利的各个分裂政权、甚至遥远而动荡的奥斯曼帝国，其领导人都不得不低下姿态，亲自或通过外交代表，向柏林发出紧急的、措辞谦卑的求援信，恳求德国能够提供宝贵的医疗援助、药品和成功的防疫经验。
“尊敬的威廉皇帝陛下，法兰西，我们不幸的国家，正在经历一场远超战争残酷的健康灾难…医疗系统已不堪重负…我们恳请您的仁慈与博大胸怀，能够施以援手…”
“国王陛下政府深切期望…在人类共同面对的、不分国界的灾难面前，各方能够暂时搁置政治与军事争议…我们诚挚请求贵国政府能够分享你们行之有效的防疫方案和组织经验…”
“苏丹陛下以真主的名义起誓…奥斯曼帝国急需帮助以抵御这来自未知的严峻考验…恳请帝国看在昔日盟友的情分上，能够伸出援手…”
阅读着这些字里行间透着绝望与恳求的信件，林晓皇帝站在无忧宫书房的巨大落地窗前，望着窗外柏林秩序井然、虽略显沉寂却依然充满生命力的街道，心中涌起的并非胜利者的得意，更多的是一种沉重的责任感与历史的荒谬感。
瘟疫不分敌我，不分胜败，但它却以一种残酷的方式，无形中凸显了德国社会组织的效率、科技实力的优势和国家动员的能力，极大地提升了帝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他下令外交部与卫生部紧密协调，在不严重影响本国军队和民众需求的前提下，“有选择、有条件、且带有明确政治目的性地”向某些具有战略价值的国家提供有限的人道主义医疗援助。
这既是彰显帝国“担当”与制度“优越性”的绝佳机会，也是一种微妙而有效的外交筹码和政治杠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