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东省委党校的报告厅，气氛庄重而典雅。主席台上方悬挂着“汉东省首届‘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治理’高级研讨会”的红色横幅。台下，坐满了来自全省各市、县的党政理论骨干、党校教师、部分高校的社科专家，以及省直机关从事政策研究的官员。这是一场学术研讨会，但在汉东省当下的政治语境中，没有任何一场会议是纯粹的学术活动。
高育良端坐于主席台中央，作为研讨会的主旨演讲嘉宾，他今天特意穿了一件深灰色的中山装，而非平日里的西装，这让他更添几分学者气质。他面前放着厚厚一叠讲稿，但整个演讲过程中，他几乎未曾低头翻阅，引经据典，信手拈来，展现出了深厚的理论功底和惊人的记忆力。省委副书记、党校校长的身份，与知名学者型官员的形象在他身上完美融合，使得他的每一句话，都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感。
“同志们，朋友们，”高育良的开场白温和而富有磁性，“今天我们齐聚一堂，探讨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治理这个宏大课题，意义非凡。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它告诉我们，社会发展有其内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个规律，最核心的，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他的演讲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着作谈起，脉络清晰，逻辑严谨。他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如何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部分内容四平八稳，充满了正确的政治表述，台下听众频频点头，记录认真。
然而，随着演讲的深入，高育良的话锋开始出现了极其精妙而隐晦的转向。他的语调依然平和，用词依然学术化，但其中蕴含的指向性，对于台下那些熟悉汉东政治气候的“有心人”来说，已是昭然若揭。
“当前，我们国家进入了发展的关键时期，改革进入了深水区。”高育良推了推金丝眼镜，镜片后的目光显得深邃而凝重，“这个时期，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各种深层次矛盾凸显，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异常艰巨。这就要求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必须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刻把握我们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
他略微提高了声调：“任何政策的制定，都必须符合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水平！不能脱离这个实际水平，去追求那些看似美好，却如同空中楼阁、海市蜃楼般的‘理想化’目标。历史经验一再证明，拔苗助长，欲速则不达；脱离实际，盲目冒进，不仅无法实现预期目标，反而会破坏已有的发展成果，甚至可能引发不必要的风险和震荡。”
“空中楼阁”、“海市蜃楼”、“盲目冒进”……这些词汇，像一颗颗经过精心打磨的子弹，裹挟在理论的糖衣下，射向特定的目标。台下开始出现细微的骚动，一些听众交换着意味深长的眼神。谁都知道，沙瑞金书记到任后，大力倡导“破除陋习、锐意改革”，提出了一系列相较于汉东以往做法更为激进的改革设想，尤其是在干部队伍建设、国有企业改革和营商环境优化方面。高育良这番话，虽然没有点名，但其批判的锋芒，直指沙瑞金的施政风格。
高育良似乎浑然不觉台下的反应，继续沿着他的理论逻辑深入阐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我们的上层建筑，我们的各项制度、政策、法律，都必须服务于、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当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时，它就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当它不相适应时，就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那么，如何判断是否适应呢？标准是什么？标准就是实践，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效果！”
他端起茶杯，轻轻呷了一口，留给听众消化和思考的时间。这个停顿恰到好处，仿佛一位循循善诱的导师。
“因此，我们在推进任何一项改革时，都必须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进行严谨的可行性论证。要深刻认识到，改变一种旧的生产关系，乃至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的部分，是一个复杂的、渐进的过程，需要耐心，需要智慧，更需要尊重客观规律。我们不能指望一蹴而就，不能搞‘一刀切’，更不能凭着一腔热情和主观愿望，就试图颠覆长期形成的、在一定历史阶段曾发挥过积极作用的模式和做法。这种‘颠覆性’的冲动，是危险的，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背离。”
“颠覆性冲动”、“背离基本原理”，这些论断的份量极重。高育良巧妙地将“锐意改革”可能带来的阵痛和不确定性，与“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划上了等号，在理论高度上占据了制高点，将沙瑞金可能推行的政策置于“政治不正确”的潜在风险之中。
他引用了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名言：“《左传》有云，‘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我们处在发展中，更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既要看到成绩，也要看到问题和风险。特别是作为领导干部，要有‘治大国如烹小鲜’的审慎态度，把握火候，掌握分寸。尤其是在处理像山水集团这样涉及面广、影响深远复杂问题时，更要坚持‘稳健’、‘有序’的原则，把化解风险、维护稳定摆在首位，决不能因为处理不当而引发次生灾害，影响大局稳定。”
终于，他点出了“山水集团”。这是将理论探讨与汉东省最现实、最紧迫的难题直接挂钩。台下听众，尤其是那些了解省委常委会刚刚决定成立领导小组处置山水集团的人，立刻心领神会。高育良这是在为他（和祁同伟）主张的“稳健”处置方案，提供一套完整的、高大上的理论依据，同时，也是对沙瑞金可能支持的、侯亮平代表的更倾向于司法彻查的“激进”方式，进行了一次不点名的批判。
演讲的最后，高育良回归到一种语重心长的基调：“同志们，理论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深入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要让我们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高我们驾驭复杂局面、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当前汉东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尤其要警惕那种脱离实际、好高骛远的倾向，更要反对那种不顾条件、急于求成的浮躁作风。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尊重规律，实事求是，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把汉东的各项事业推向前进，这才是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他的话音落下，报告厅内沉寂了片刻，随即爆发出热烈而持久的掌声。这掌声中，有对高育良理论水平的由衷钦佩，有对其“深刻”见解的强烈认同，当然，也混杂着各种复杂的政治盘算和站队信号。
高育良面带谦和的微笑，起身向台下鞠躬致意。他的目光扫过全场，与几个关键人物有了一瞬间的交汇，彼此都读懂了对方眼中的含义。这场演讲，成功了。
研讨会结束后，按照惯例，会有工作人员将主要领导的讲话精神整理成会议纪要或内部简报，报送相关领导和部门。但高育良的这次演讲，显然不会被如此简单对待。
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一位被认为是高育良得意门生的中年学者，主动找到了高育良的秘书。
“刘秘书，高书记今天的讲话真是太精彩了！高屋建瓴，深入浅出，尤其是关于尊重客观规律、反对盲目冒进的论述，切中时弊，发人深省啊！这样的真知灼见，如果仅仅局限在我们这个小范围内部学习，实在是太可惜了。”副主任语气热切。
刘秘书心领神会，微笑着回应：“是啊，高书记为了这次演讲，准备了很久，查阅了大量资料，就是希望能给大家一些真正的启发。”
副主任压低声音：“我的意思是，是不是可以把高书记的讲话稿，特别是核心观点部分，进一步提炼升华，形成一份更有深度的理论文章或者内部参考，报送省委中心学习组，甚至……可以考虑向更高级别的内参推荐？这样的声音，现在非常需要啊！”
刘秘书故作沉吟了一下，点点头：“你这个建议很好。高书记的讲话，确实代表了党内一种严谨、务实的理论思考。我请示一下高书记，如果他没有意见，就辛苦你们研究室的笔杆子们，好好整理一下，务必准确、精炼地反映高书记的核心思想。”
“没问题！包在我们身上！”副主任拍着胸脯保证，脸上洋溢着兴奋的光芒。能够参与加工和推送如此重量级的文章，对他的仕途而言，无疑是一次重要的机会。
几天后，一份题为《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论，稳妥应对当前治理复杂挑战——学习体会与几点思考》的文章，以“汉东省委政策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的笔名，出现在了省委相关领导的案头，并且通过特殊渠道，被报送至了更高层级的政策研究机构和内部刊物。
这篇文章，基本忠实于高育良演讲的原意，但在理论深度和文字表述上更为精炼和老辣。它通篇没有提及任何具体人名或事件，但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脱离实际的政策冲动”、“忽视复杂性的理想化改革”、“可能破坏稳定的激进举措”的隐忧和告诫。文章高度强调“稳健”、“渐进”、“尊重现实条件”的重要性，将这种思路拔高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对党的事业真正负责”的高度。
与此同时，在高育良的授意或默许下，他在研讨会上的核心观点，也开始在汉东省的理论界、舆论界悄然传播。一些与他关系密切的学者，在各自的学术圈子、社交媒体上，开始撰文或发言，呼应高育良的观点，形成一股强调“稳健改革”、“警惕冒进”的舆论氛围。
沙瑞金当然很快就看到了这份内参文章，也感受到了这股悄然成型的舆论压力。他坐在办公室里，仔细阅读着每一个字，脸色平静，但握着材料的手指，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
他完全明白高育良的意图。这是在舆论和理论阵地上，对他沙瑞金进行的一次“软包围”和“高位压制”。高育良不屑于像祁同伟那样直接操弄具体事务，他选择了一个更高级、更符合他身份的策略：抢占理论制高点，定义政治正确。
如果沙瑞金继续强力推行他的改革措施，特别是那些触及深层次利益、可能带来短期阵痛的举措，那么，高育良及其舆论盟友，就可以轻易地给他扣上“盲目冒进”、“背离规律”、“破坏稳定”的帽子。这种来自理论层面的批评，比具体工作上的指责更具杀伤力，因为它直接质疑决策者的政治智慧和理论素养，甚至可能影响上级对其的看法。
“育良同志，果然是好手段啊。”沙瑞金放下材料，轻轻吐出一口气，自言自语道。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祁同伟在具体事务上设置的障碍，他或许还可以凭借省委书记的权威和策略运用来化解或规避。但高育良这种从理论层面、意识形态层面发起的攻击，无形无质，却无处不在，如同一种高强度的精神压力，让你的一举一动都可能被置于一种“政治不正确”的审视之下。
他走到窗前，看着远处灰蒙蒙的天空。汉东的局势，比他初来时预想的还要复杂。明的对手，暗的冷箭，经济的雷区，理论的围剿……这一切，都要求他必须有更高超的政治智慧，更坚定的战略定力。
高育良的这次演讲及其后续发酵，成功地在他和沙瑞金之间，划下了一道清晰的理论与实践的界线。他将自己塑造成为了“理性”、“稳健”、“尊重规律”的“务实派”代表，而将沙瑞金隐隐推向了可能“理想化”、“激进”、“冒险”的位置。这种形象的塑造，对于争取省内广大中间派干部的支持，对于影响更高层的观感，具有不可估量的潜在作用。
一场没有硝烟的理论战争，已经打响。沙瑞金知道，他不能仅仅埋头于具体事务，他必须在理论上有自己的建树，必须能够清晰地阐述自己改革方略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必须打破高育良试图营造的这种舆论定势和话语霸权。
他回到办公桌，拿起笔，在一张白纸上缓缓写下了几个字：实事求是，勇于担当。这八个字，是他对高育良“哲学”的无声回答，也是他为自己定下的破局方向。然而，如何将这八个字转化为具有说服力的理论阐述和成功的改革实践，前方的道路，依然布满荆棘。高育良的这一课，让他深刻认识到，在汉东这盘棋上，他的对手，远不止一个冲锋在前的祁同伟。那个始终稳坐钓鱼台、谈笑间引经据典的高老师，才是真正深不可测的老练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