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访梁父带来的短暂安定感，并未持续太久。祁同伟深知，梁家的支持更像是一把双刃剑，能在风雨中提供些许庇护，但也可能将他更深地捆绑在汉东旧有的权力网络之中。他真正需要攻克，或者说至少需要稳住的关键人物，是他的老师，政法委书记高育良。
在汉东这盘错综复杂的棋局上，高育良的位置极为特殊。他既是赵立春时代提拔起来的干部，与赵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是汉东政法系统的实际掌门人，学术背景深厚，自有一套政治哲学和行事逻辑。他欣赏祁同伟的才干，却也对其过往的急功近利和与赵家过于紧密的捆绑心存芥蒂，尤其是“病休”前后祁同伟一系列反常举动，必然已引起这位心思缜密的老师的警觉。
因此，当高育良亲自登门“探病”的消息传来时，祁同伟并不意外。这绝非一次简单的师生情谊的体现，而是一场精心安排的面试，考官是高育良，考题是“祁同伟，你究竟想做什么？”
祁同伟不敢怠慢。他让梁璐简单准备了茶具和水果，自己则换上了一身更为居家的羊绒开衫，刻意营造出一种病体初愈、静心休养的氛围。书房被他整理过，书桌上摊开几本法学和政治学专着，其中一本正是高育良早年出版的《传统政法文化研究》，页脚还细心夹着书签，仿佛他近日一直在潜心研读。
高育良是在傍晚时分到的，没有带秘书，只提了一盒包装精美的茶叶。他穿着合体的深色夹克，银发梳理得一丝不苟，脸上挂着惯常的、温和而略显疏离的笑容。
“老师，您怎么还亲自过来了，这让我怎么敢当。”祁同伟快步迎到门口，语气带着恰到好处的惶恐和感激。
“听说你病了，过来看看。怎么样，身体好些了吗？”高育良将茶叶递给迎上来的梁璐，目光却如同精密仪器般，迅速扫过祁同伟的脸庞和气色，也扫过了客厅和书房的陈设。
“劳老师挂心，就是前阵子太累，心脏有些不舒服，医生让静养一段时间，现在好多了。”祁同伟引着高育良在沙发坐下，梁璐奉上茶后，便识趣地退了出去，将空间留给这对师生。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马虎不得。”高育良端起茶杯，轻轻呷了一口，姿态优雅，“尤其是我们公安战线的同志，压力大，任务重，更要懂得爱惜自己。这次病休，倒也是个机会，让你能静下来，好好思考一些问题。”
话题切入得自然而犀利。祁同伟心中凛然，知道考较已经开始。他欠了欠身，表情诚恳：“老师说的是。这次生病，躺在病床上，确实想了很多。回想自己这些年的路，尤其是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可能还是太急躁，不够成熟，让老师您失望了。”
他以退为进，主动承认“错误”，但将原因归结为“急躁”和“不成熟”，这是一种安全的自我批评，避开了具体敏感事项。
高育良不置可否，手指轻轻摩挲着温热的茶杯，目光平和地看着他：“哦？都想通了些什么？说来听听。” 那眼神仿佛在说，空泛的检讨就不必了，我要听点实在的。
祁同伟知道，不能再打太极了。他需要展现一些真正有分量的思考，但又不能过于惊世骇俗。略一沉吟，他决定将话题引向一个高育良必然关心，且自己能发挥信息优势的领域——李达康。
“老师，我最近也在反思我们汉东的一些发展模式。”祁同伟调整了一下坐姿，显得更为认真，“比如说，李达康书记主导的京州模式，特别是光明峰项目，声势浩大，Gdp拉动效果明显，这当然是成绩。但我在想，这种高强度、快节奏的开发建设，会不会也埋下一些隐患？”
高育良的眉梢几不可察地动了一下。李达康是他的主要政治对手，两人在施政理念和权力格局上多有龃龉。祁同伟主动提及李达康，并且是持一种审慎乃至批判的态度，这无疑引起了高育良极大的兴趣。但他表面上依旧平静：“达康同志魄力大，执行力强，这是有目共睹的。你所说的隐患，指什么？”
祁同伟知道，关键时刻到了。他必须说得精准，既能戳中高育良对李达康的不满，又要显得客观、有见地，而非简单的挟私报复。
“老师，我认为隐患主要在几个方面。”祁同伟条理清晰地说道，“第一，是社会稳定风险。像光明峰这样的大项目，涉及大规模征地拆迁，利益调整剧烈。李书记追求效率，手段往往比较……强硬。短期内或许能压住矛盾，但那些被牺牲了利益的群众，他们的怨气会不断累积。大风厂股权纠纷就是一个例子，工人情绪很大，我担心处理不好，会出大乱子。”
他观察着高育良的反应，见对方听得专注，便继续道：“第二，是决策风险过于集中。李书记事必躬亲，权威极重，这保证了效率，但也可能导致下面的人只唯上、不唯实，报喜不报忧。一旦顶层决策出现偏差，整个系统缺乏有效的纠错机制，后果不堪设想。而且，这种高度依赖个人权威的模式，其可持续性也值得商榷。”
这番话，既点出了李达康模式可能引发的具体问题（大风厂），又上升到了治理体系的层面，直指其“人治”色彩浓厚的弊端，这恰好契合高育良这类学者型官员对“法治”和“制度”的推崇。
高育良缓缓点头，但并未轻易表态，而是追问：“还有吗？”
“第三，”祁同伟抛出了更具冲击力的观点，“我认为李书记的这种发展模式，可能带有一定的‘破坏性’。为了速度和显性政绩，有时可能会忽略更深层次、更长远的东西，比如生态环境、历史文脉、社会公平。这种‘破坏性建设’，短期内光鲜亮丽，但从汉东长远发展的角度看，未必是福。您常教导我们，治理一个大省，如同烹小鲜，需要耐心和火候，不能老是急火爆炒。”
他将高育良平时的教诲自然引入，既抬高了老师，又强化了自己观点的说服力。
高育良终于不再沉默，他轻轻放下茶杯，身体微微后靠，脸上露出一丝复杂的表情，像是感慨，又像是赞许：“同伟啊，你能想到这一层，能看到‘破坏性建设’这个问题，说明你这次病，没有白生。你的确是长进了，看问题比以前深刻得多。”
这是极高的评价！祁同伟心中稍定，但不敢有丝毫放松，谦逊地说：“老师过奖了。我只是躺在病床上胡思乱想，可能有些杞人忧天。李书记的能力和成绩，大家还是公认的。”
“成绩要肯定，问题也要看到。”高育良摆了摆手，语气变得严肃起来，“你刚才分析的这几点，很有道理。李达康同志，能力强，干劲足，这是优点。但有时候，过于追求效率，过于强调个人意志，确实容易出问题。治理一方，尤其是汉东这样的大省、老省，情况复杂，盘根错节，需要的是稳健，是平衡，是各方利益的兼顾。一味猛冲猛打，看似解决了旧问题，很可能又制造出更多的新问题。”
他顿了顿，目光深邃地看向祁同伟：“你提到的大风厂，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我已经注意到这方面的苗头了。同伟，你在公安厅长的位置上，维护社会稳定是你的首要职责。对于这类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风险点，要密切关注，提前预警，必要的时候，要敢于站出来说话，不能因为怕得罪人，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几乎是在明确授权和鼓励祁同伟，可以在适当场合对李达康主导的项目提出异议。祁同伟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他立刻表态：“老师放心，我明白。我一定恪尽职守，紧密关注，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您和省委汇报。”
高育良满意地点点头，师生间的气氛似乎融洽了许多。又闲聊了几句家常和学界近况后，高育良似乎不经意地提起：“对了，亮平马上就要过来任职了，你们师兄弟以后可要多亲近，多配合。反贪局和公安厅，工作联系很多嘛。”
图穷匕见！这才是今天高育良来访的另一个核心目的——调和，或者说，安排他与侯亮平的关系。高育良深知侯亮平的性格和背景，也清楚祁同伟与侯亮平之间可能存在的芥蒂，他绝不希望自己两个最重要的学生内斗，影响他的全局。
祁同伟心念电转。他不能表现出对侯亮平的排斥，那会显得小气和心中有鬼；但也不能表现得过于热情，那不符合他以往的性格，也容易让高育良觉得他别有所图。他需要一种客观、甚至略带担忧的态度。
于是，他露出一丝恰到好处的、混合着欢迎和谨慎的表情：“亮平要来了？这是好事啊，反贪局正是需要他这样有冲劲、有原则的干部。我们一定会好好配合。”
他话锋微转，语气变得推心置腹：“不过，老师，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哦？你说。”高育良看着他。
“亮平能力没得说，正气足，这是他的长处。”祁同伟斟酌着词句，“但有时候，我担心他太讲原则，眼里揉不得沙子，对汉东这边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政治生态，可能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耐心。他那种非黑即白的行事风格，在京城或许适合，但在汉东这样盘根错节的地方，我怕他有时候会……好心办坏事，反而容易被人利用，把事情搞复杂。”
这番话，看似在为侯亮平着想，提醒他注意工作方法，实则每一句都暗藏机锋。“太讲原则”暗示他不通人情世故；“非黑即白”暗示他缺乏政治灵活性；“好心办坏事”更是埋下了一个巨大的伏笔——你侯亮平查案，可能查不到真正的蛀虫，反而会打草惊蛇，破坏大局。
高育良听完，沉默了片刻，脸上看不出喜怒。良久，他才轻轻叹了口气：“亮平的性格，我了解。你的担心，不无道理。等他来了，我会找个机会跟他谈谈。你们师兄弟之间，也要多沟通。有什么问题，及时跟我讲。”
他没有完全认同祁同伟，但显然将这番话听进去了。一颗疏远的种子，已经悄然种下。高育良内心开始对侯亮平的“破坏性”产生了疑虑，这远比直接的挑拨离间更为有效。
“老师放心，我会掌握好分寸的。”祁同伟恭敬地回答。
高育良又坐了片刻，便起身告辞。祁同伟和梁璐一直将他送到院外，看着他的专车驶离。
回到书房，祁同伟才发现自己的内衣又被冷汗浸湿了。与高育良的每一次对话，都像是在雷区中行走，需要精准地把握每一句话的分寸和潜台词。
不过，从结果看，这场考试，他应该算是通过了。他成功地向高育良展示了自己的“成熟”和“深度”，赢得了对李达康议题上的支持（或至少是默许），更重要的是，在那位多疑的老师心中，给即将到来的侯亮平，预先设置了一道障碍。
他走到书桌前，看着那本《传统政法文化研究》，嘴角泛起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
老师，您的考卷，学生已经答完了。但接下来的考试，恐怕不会再是按您设定的考题进行了。
汉东的棋局，因为他这个“变量”的出现，正在悄然偏离原有的轨道。而他要做的，就是在这场越来越复杂的博弈中，为自己，杀出一条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