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薇将一叠厚厚的材料放在我办公桌上时，我正对着新能源产业的出口数据报表沉思。她的声音带着难以掩饰的哽咽，眼眶泛红：“汪董事长，你看，云南昭通助学点的走访报告，情况比我们预想的更严重。”
我放下手中的钢笔，指尖刚触到报告封面，就感受到纸张边缘因反复翻阅而留下的毛糙质感。“说具体点。” 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但心里已隐隐有了不安。
“我们上个月给当地 120 户贫困家庭发放了每人每年 6000 元的助学补助，可上周回访时发现，有 37 户家庭的女孩根本没去上学。” 林薇的声音顿了顿，像是在强忍情绪，“钱全被家长拿去给儿子买游戏机、充游戏币，有的甚至专门给儿子办了‘成人礼’酒席，摆了十几桌。而那些女孩，天不亮就要上山砍柴、回家喂猪，有的连一本识字课本都没摸过，手上全是冻疮和裂口。”
我翻开报告，一张照片瞬间刺痛了我的眼睛：昏暗的土坯房里，光线只能从破旧的窗棂中挤进来，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蹲在灶台前烧火，脸颊被柴火熏得发黑，睫毛上还沾着细小的灰尘。而她身旁的木桌旁，一个男孩翘着二郎腿玩手机，屏幕亮得刺眼，桌上放着没吃完的炸鸡和可乐 —— 那是山区孩子很少能吃到的东西。
报告里的文字更是触目惊心：“走访时，家长谎称女孩已去镇上上学，我们按捺住怀疑，悄悄跟着男孩到村口的游戏厅，却在游戏厅后门的柴房里，发现女孩被反锁着剥玉米，双手因长时间接触冷水和玉米皮，裂得能看到红肉……”
我的指节因用力攥着报告而微微发白，压抑着怒火问道：“当地政府怎么说？我们不能看着这些孩子被这样对待。”
“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了昭通市教育局和乡镇政府，分管扶贫的王主任在电话里叹了半天气。” 林薇无奈地摇头，“他说这些地方重男轻女的观念传了几百年，之前派过工作队下乡宣传，甚至对拒不送女孩上学的家长罚过款，可根本没用 —— 家长要么把女孩藏到亲戚家，要么表面答应得好好的，等工作人员一走，照样不让孩子踏进学校大门。最后王主任还说，‘总不能把家长抓起来吧？法不责众，我们也没辙’，这事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不了了之？” 我重复着这四个字，心里的火气更盛。这些孩子的未来，怎么能 “不了了之”？我拿起手机，立刻让秘书安排两天后的董事会，主题就定为 “助学扶贫问题专项研讨”。在那两天里，我反复翻看昭通助学点的所有资料，从受助家庭的基本信息到资金发放记录，再到走访时的录音录像，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我清楚地知道，董事会上不能只提出问题，更要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 而且必须是能真正落地、能改变现状的切实可行的办法。
两天后，董事会会议室的气氛格外凝重。我让助理将昭通助学点的照片和视频投放在大屏幕上，当那个被反锁在柴房里剥玉米的女孩的画面出现时，在座的董事们都沉默了。我看着他们凝重的神色，率先开口：“各位，今天把大家召集过来，不是要抱怨问题，而是要解决问题。我们投入 2000 万元设立助学基金，初衷是让贫困家庭的每个孩子都能有学上、有书读，可现在呢？资金被挪用，女孩失学，我们的扶贫工作不仅没帮到该帮的人，反而成了某些家长纵容儿子挥霍的‘工具’。更严重的是，这些女孩如果现在不上学，十三四岁可能就会被逼着嫁人换彩礼，一辈子都困在大山里，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容忍的。”
我顿了顿，目光扫过在座的每一位董事：“大家有什么想法，都可以畅所欲言，无论对错，我们先把思路打开。”
话音刚落，财务总监张启明就率先发言，他推了推眼镜，语气带着惯有的理性：“汪董事长，依我看，不如暂停给这些不配合的家庭发放补助。既然钱没用到正途，不如把资金转移到配合度高、真正愿意送孩子上学的家庭，这样能避免资源浪费，也能让资金发挥更大的作用。”
“不行！” 人力资源总监李敏立刻反驳，她的情绪有些激动，“张总，你没去过那些山区，不知道女孩不上学的后果有多严重！我去年去昭通调研时，见过一个 14 岁的女孩，因为没上学，被父母以 3 万元彩礼许给了邻村五十多岁的老光棍。如果我们暂停补助，这些女孩连最后一点上学的希望都没了，这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把她们推向更深的火坑！我们不能因为家长的错，惩罚这些无辜的孩子。”
“那派专人驻点监督呢？” 董事陈昊皱着眉提议，“我们可以在每个助学点安排两名员工，定期检查孩子的上学情况，一旦发现资金挪用，就立刻收回补助。这样既能监督资金使用，也能确保孩子真的在上学。”
“这个方案我之前也考虑过，但可行性太低。” 运营总监周凯摇了摇头，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测算表，“昭通助学点覆盖 15 个乡镇、89 个行政村，很多村子连水泥路都没有，交通极其不便。每个点派两人，至少需要 180 名员工，一年的人力成本就要 300 多万元，还不算交通、住宿等费用，成本太高了。而且，家长要是跟我们玩‘猫捉老鼠’，白天让孩子去学校应付检查，晚上把孩子接回家干活、做家务，我们的员工根本监督不过来，最后还是治标不治本。”
会议室里陷入了沉默，每个人都在低头思考，有的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有的则盯着大屏幕上女孩的照片出神。我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目光始终落在屏幕上那个女孩渴望知识的眼睛上 —— 她的眼睛里没有抱怨，只有对外面世界的向往。我突然意识到，大家的提议都有各自的道理，但都没抓住核心问题。
我站起身，走到白板前，拿起马克笔，重重地写下 “观念重塑” 和 “资金监管” 两个关键词：“大家的提议都考虑到了资金效率、孩子安全和执行成本，但都忽略了一个核心 —— 我们之前的助学模式，错把‘给钱’当成了‘扶贫’，以为只要把钱发给家长，孩子就能上学。可我们忘了，扶贫的核心是‘扶人’，是改变人的观念、提升人的能力。这些家长重男轻女，本质上是觉得‘女孩读书没用，不如早点干活、嫁人能给家里带来实际利益’，所以要解决问题，必须从‘改变观念’和‘阻断资金挪用’两方面双管齐下，缺一不可。”
我指着 “资金监管” 四个字，继续说道：“首先，资金挪用的问题必须从源头解决。之前我们把现金直接发给家长，缺乏后续跟踪，这就给了他们挪用的机会。我建议彻底改变发放方式，把‘现金补助’改成‘实物 + 定向支付’。具体来说，学费、书本费直接转给学校，由学校出具缴费凭证；孩子的文具、校服等学习用品，由我们统一采购，直接送到孩子手上；至于生活费，我们给每个孩子办理专属的银行卡，按月将生活费打进去，而且必须由孩子本人凭学生证和身份证支取，家长不能代领。这样一来，资金就只能用在孩子身上，从源头阻断挪用的可能。”
“可孩子年纪小，会不会被家长逼着交出银行卡和密码？” 张启明立刻提出疑问，他对资金安全的顾虑一向很细致。
“这个问题我早就考虑到了，所以需要和学校、银行深度合作。” 我胸有成竹地回答，“我们可以和当地信用社签订协议，约定孩子支取生活费时，必须有学校老师陪同，老师要先确认孩子近期正常上学、没有缺课，才能在支取单上签字，银行才会放款。如果老师发现孩子连续三天没上学，要第一时间通知我们和教育局，我们立刻暂停支付生活费，直到查明原因。同时，我们给每个受助女孩发一个智能手环，内置定位和考勤功能，孩子每天到校、离校时刷一下手环，数据就能实时同步到我们的后台和学校的管理系统，我们和老师都能随时掌握孩子的动态，比派员工驻点监督更高效、更精准。”
董事们纷纷点头，陈昊忍不住说道：“这个方案既解决了资金监管的问题，又能实时跟踪孩子的上学情况，还能节省人力成本，比我之前提的驻点监督好多了。”
我笑了笑，又指向 “观念重塑”：“解决了资金问题，还要改变家长的观念，这才是长久之策。家长重男轻女，根源有两个 —— 一是‘经济利益’，觉得女孩不能给家里带来长期收入；二是‘传统观念’，觉得‘女孩迟早要嫁人，是别人家的人’。针对这两点，我们要精准发力。一方面，和当地政府合作开展‘技能培训’，免费教家长种高山茶叶、做民族手工艺品，还可以帮他们对接销售渠道，让他们看到‘靠自己的技能也能赚钱’，不用再指望‘卖女儿换彩礼’。同时，我们要告诉他们，女孩读书后能找到好工作，每个月寄回的钱可能比彩礼多得多，而且能给家里带来长期稳定的收入，比让女孩在家干活划算得多。”
“另一方面，要用真实案例打破‘女孩读书没用’的偏见。” 我继续说道，“我们可以邀请村里那些上过学、现在在城市有稳定工作的女性回乡，给家长们做分享，让她们讲讲自己上学后的生活变化 —— 比如有的成了护士，有的成了教师，有的开了自己的小店，让家长们亲眼看到‘读书能改变女孩的命运’。”
“汪董事长，我补充一点！” 李敏眼前一亮，举起手说道，“我们还可以设立‘优秀女生奖学金’，对成绩好、坚持上学的女孩，不仅提高补助标准，还可以奖励她们去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参观名校、参加夏令营。这样既能激励女孩主动上学，也能让家长看到‘读书能给孩子带来更好的未来’，慢慢改变他们的观念。”
“这个补充很好，就按你说的办。” 我点头赞同，“另外，还有一个关键点 —— 当地政府不能再‘无可奈何’。我们要和昭通市政府签订‘助学扶贫合作协议’，明确双方的责任：政府要派出专人配合我们的工作，乡镇干部每月至少走访一次受助家庭，教育局定期检查学校的考勤情况；对那些多次违规、拒不送女孩上学的家长，要取消他们享受的其他扶贫政策，比如低保、产业补贴。政府有行政资源，我们有资金和技术，只有政企联手，才能真正打破这些根深蒂固的陋习。”
“汪董事长这个方案太全面了！” 陈昊忍不住赞叹，“从资金监管到观念重塑，再到政企合作，环环相扣，既解决了眼前的问题，又可以长期推动当地的教育发展，真是一针见血。”
张启明却还是有些顾虑，他犹豫了一下，说道：“不过，这个方案需要增加不少投入，比如智能手环、技能培训的师资和材料、奖学金，还有和银行、学校的合作费用，加起来大概要 500 万元。这会不会影响集团今年的利润？”
我看向张启明，语气诚恳却坚定：“张总，我知道你一直很看重集团的财务状况，这是你的职责，我理解。但我们做企业，不能只盯着眼前的利润，更要承担起社会责任。你想想，这些女孩今天因为贫困和偏见失学，明天可能就会陷入更深的困境；可如果她们能上学，能学到知识和技能，长大后就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能为家庭、为家乡、为国家创造价值。从长远来看，这难道不是更有意义的‘回报’吗？而且，集团今年上半年净利润增长了 75%，拿出 500 万元投入助学扶贫，不会影响整体的财务状况，反而能提升集团的社会形象，这对我们长远发展也是有利的。”
张启明听完，羞愧地低下头，拿起笔在笔记本上写了几笔，然后抬起头说道：“汪总说得对，是我太看重短期成本，忽略了社会责任的重要性。我支持这个方案，财务部门会全力配合资金调配，确保方案能顺利落地。”
最终，董事会全票通过了我提出的 “助学扶贫升级方案”。一周后，我亲自带队去了昭通，和昭通市政府、当地教育局、信用社签订了四方合作协议。当我把首批智能手环送到受助女孩手中时，那个之前被反锁在柴房里剥玉米的小女孩，怯生生地拉着我的衣角说：“汪阿姨，这个手环真的能让我一直上学吗？” 我蹲下来，摸了摸她的头，坚定地说：“当然能，以后没人能再阻止你上学了。”
三个月后，林薇带着回访报告回到总部，一进门就兴奋地喊道：“汪总，效果太明显了！现在受助家庭的女孩上学率从 61% 提升到了 98%，只有 2 户家庭还在观望。我们走访时看到，以前在家干活的女孩，现在都背着新书包去学校，有的家长还主动问我们‘能不能也给儿子报技能培训，让他别再整天玩游戏了’。昭通市的王主任还说，我们这个方案给他们提供了新思路，准备在全市推广呢！”
我接过报告，看着照片里女孩们灿烂的笑容 —— 她们穿着整齐的校服，背着新书包，在教室里认真听讲，眼睛里闪烁着光芒。那一刻，我心里满是欣慰。我知道，改变重男轻女的陋习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未来可能还会遇到新的问题，但只要我们汪氏集团坚持下去，和政府、学校、社会各界一起，用耐心和智慧一点点推动，总有一天，所有女孩都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拥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拥有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
而我们汪氏集团，作为亚洲十强企业，不仅要在商业上取得成功，更要在承担社会责任的道路上不断前行，用实际行动诠释 “企业公民” 的担当与使命 —— 这是我作为董事长的责任，也是我们汪氏集团不变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