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盛夏，北京中关村的空气里弥漫着柏油路面蒸腾的热气，与一种更为炽热的东西——希望。
王钦走在熙攘的街道上，白衬衫的袖口随意卷到肘部，汗水浸湿了后背。他看着两旁林立的招牌，“科海”、“京海”、“信通”、“四通”……字体各异，却都透着股草莽般的生机。抱着电脑主机、显示器和成箱打印纸的人们行色匆匆，自行车的铃铛声、三轮车的喇叭声和讨价还价的市声交织成一片奇特的背景音。
“这里，和深圳华强北，骨子里像，却又不一样。”王钦在心里默默对比。华强南的商业气息更野，更直接，像刚开垦的沃土，什么都能疯长。而这里，浸润在北大、清华、中科院散发的学术氛围里，连空气都似乎飘着墨香与电路板松香混合的味道，一种“技术改变世界”的理想主义躁动，在每一个擦肩而过的、戴着眼镜的年轻面孔上闪烁。
他此行北上，目的明确，像一把精准定位的探针，要在这片中国电子信息的策源地上，探寻合作、汲取新知、网罗人才。
第一站，他来到了当时如日中天的金山软件。在一间不算宽敞的办公室里，他见到了“wpS之父”求伯君。这位技术天才穿着朴素，话不多，眼神却异常专注和清澈。办公室里最显眼的就是那台昼夜不歇的电脑。短暂的交流中，王钦提出了办公软件与硬件捆绑销售的构想。
“王总的想法有道理，”求伯君语气平和，“但wpS现在更重要的，是把体验做到极致，让每一个用户都觉得好用、离不开。”他谈起技术细节时，眼中会迸发出一种近乎信仰的光芒。王钦知道，眼前这人是一个纯粹的“技术信徒”，他构建的是代码的殿堂，而自己思考的更多是商业的版图。合作虽未立刻敲定，但求伯君身上那种对技术的极致追求和执着，像一颗种子，落在了王钦的心田。“产品力，这才是根基。”他暗自记下。
告别金山，王钦走进了联想。此时的联想，凭借汉卡和代理Ibm pc，已然是中关村的旗帜。柳传志先生的亲自接待，让王钦有些受宠若惊。在窗明几净的会客室，两位年龄相差一辈的企业家相谈甚久。
柳传志先生语气沉稳，条理清晰，阐述着“贸工技”的战略路径——先通过贸易站稳脚跟，积累资本与市场经验，再图谋技术研发和生产制造。这与王钦在华创的实践中摸索出的“先生存，后发展，在生存中求创新”的思路不谋而合。但联想那初具雏形的庞大体系，以及隐约可见的“国字头”背景与资源，是偏居深圳一隅、完全市场化的华创无法比拟的。王钦更多的是抱着学习和印证的心态，他清晰地看到了差距，那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追赶的，但他心里也悄然升起一股不服输的劲头：“规模不如，但我们的船小，或许掉头更快。”
他还抽时间参观了几所高校的实验室。在嘈杂的机房里，听着年轻的研究生们兴奋地讲解图形处理算法、多媒体技术的初步应用，那些在市面上还闻所未闻的概念，让王钦心潮澎湃。他看到了未来的轮廓，虽然模糊，但方向已现。
由《计算机世界》报举办的技术研讨会，更像是一次对未来世界的集体窥探。台上，专家们介绍着局域网、大型数据库，甚至那个还被称为“阿帕网”（ARpANEt）、在国内仅有寥寥几个节点连接的神秘事物——互联网。许多概念对于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企业来说，如同天方夜谭。但王钦听得极其认真，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满了要点。他感到一扇新世界的大门正在缓缓开启，门后的光芒强烈而诱人。“软件定义未来，网络连接一切。”这个信念，在他心中愈发坚定。
此行的另一项务实任务，是招兵买马。通过猎头牵线和朋友引荐，王钦在中关村密集面试了多位技术骨干和市场人员。他最终锁定了两名思维活跃、基础扎实的软件工程师，和一位在国营渠道浸淫多年、渴望市场化舞台的资深营销经理。
在一家小餐馆的晚饭桌上，王钦没有画太多不切实际的大饼。他坦诚地介绍了华创的现状——规模不大，挑战很多，但也讲述了深圳特区的政策活力、市场的无限可能，以及华创在细分领域（如教育电脑、工控主板）已经扎下的根。“各位兄弟，去南方，是搏一个未来，搏一个亲手参与建造的过程。在北京，你们是巨大机器上的一颗优秀螺丝；在华创，你们可能成为塑造机器本身的人。”他用真诚和前景，成功说服了三人南下加盟。这是此行最触手可及的收获。
为期一周的北上考察结束，王钦满载而归。他看到了差距，但也更清晰地看到了华创自身的优势：规模小，但机制灵活，没有层层审批的桎梏；市场触角敏锐，决策高效；在教育和工业控制这类“小而专”的领域，完全可以像钉子一样，深深楔入，建立壁垒。
回到闷热但充满活力的深圳，王钦立刻召集了全体管理层，召开战略研讨会。他没有渲染北方的宏大，而是冷静地分享见闻与思考。
“同志们，中关村有技术，有人才，有高度，但我们不能盲目去学他们追求大而全，那是用我们的鸡蛋，去碰人家的石头。”王钦的声音清晰而有力，“我们要学的，是他们对技术的敏感和创新的精神内核！但要发挥我们深圳贴近市场、反应速度快的绝对优势！”
他走到黑板前，用力写下了“钉子战略”四个字。
“继续深化！在教育电脑和工业控制这两个我们已经扎进去的钉子上，给我再钉深一寸！钉穿它！同时，”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网络软件和行业应用软件，必须加快速度，投入重兵！这是我看到的未来，也是我们能否跃升的关键！”
战略既定，雷厉风行。研发资源的配置立刻向软件部门倾斜。新招聘的两位北京软件工程师，一位被充实到陈浩负责的网络项目部，另一位则牵头组建了一个全新的“多媒体技术预研组”——这是王钦在中关村高校实验室受到启发后，果断设立的面向未来的火种。
市场方面，新加盟的营销经理带来了更系统的推广理念。华创开始尝试在《计算机世界》、《中国电子报》等专业媒体上投放广告，并积极报名参加各类行业展会，那个红灰配色的“华创电子”Logo，开始在一些专业场合崭露头角。
公司的发展方向更加清晰，步伐稳健而有力。一股昂扬的斗志在公司内部涌动，每个人都感觉正走在一条正确的、充满希望的上升通道上。
然而，就在王钦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一片浓重的、来自全球经济的阴影，正无声无息地笼罩下来。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悍然入侵科威特。海湾战争爆发。
国际原油价格应声飙升，全球经济随之剧烈震荡。虽然远在东亚，但改革开放仅十余年、正努力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国，其初生的外向型经济，不可避免地感受到了这股寒流的侵袭。进出口业务受阻，外商投资者持币观望，紧张情绪开始蔓延。
深圳特区，这片中国开放的最前沿，最先感受到了一丝寒意。华创电子原本稳步增长的出口业务（主要是电脑主板出口东南亚），出现了订单减少、回款周期拉长的迹象。几个原本谈得七七八八的国内合作投资项目，也被对方以“经济形势不明朗，暂缓推进”为由推迟。
经济大环境的波动，再次给高歌猛进的华创敲响了警钟。企业的发展，永远无法脱离宏观大势的潮起潮落。
王钦不得不再次绷紧了神经，应对这猝不及防、却又在规律之中的挑战。他迅速下达指令：全公司进入“过冬”准备，严格控制非必要开支，财务部门收紧客户信用账期，全力保障现金流充足，像仓鼠过冬一样储备“粮草”。
“深挖洞，广积粮，缓称王。”他在管理层会议上，引用了这句古训。“华创这艘小船，刚驶出浅滩，见识了更广阔的水域，现在风浪来了，我们要做的不是退缩，是调整帆索，扎紧每一个接口，准备迎接考验！”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王钦对此深信不疑。他看着窗外深圳依旧炽热的阳光，知道真正的企业家，不仅要会在顺风中扬帆，更要学会在逆风中把稳舵轮。一场新的淬炼，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