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年）冬，汴梁朱雀大街的“醉仙楼”里，炭火燃得正旺，将满室熏得暖融融的。二楼的雅间外，歌女婉转动人的嗓音伴着琵琶声飘来，唱的是“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这几句词像一汪清泉，浇灭了冬日的燥意，也让年过九旬的赵烈停下了手中的酒杯。他枯瘦的手指轻轻叩着桌面，目光透过雅间的竹帘，落在楼下吟唱的歌女身上，手里的《五代文学考》手稿，纸页上还留着当年记录花间派词句的墨迹，与眼前的歌声形成奇妙的呼应。
“祖父，这词唱得真好听！是谁写的啊？”坐在对面的赵仲，刚满二十五岁，如今在国子监任校书郎，平日里也爱读诗填词，此刻听得入迷，忍不住追问。他在洛阳时读的多是五代花间派的词，风格艳丽却少了几分真切，而这几句词，寥寥数语就勾勒出离别之景，让他心里泛起一阵酸楚。
赵烈缓缓放下手稿，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怀念——他想起后唐同光三年（925年），在邺都送别战友的场景，那时也是寒冬，也是长亭，只是那时没有这样贴切的词句，只有彼此沉默的拥抱和一句“保重”。“这是柳永的词，叫《雨霖铃》。”他的声音沙哑，带着几十年的风霜，“如今汴梁城里，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你没听过？”
赵仲愣了一下，随即摇头：“俺在洛阳的国子监，读的多是圣贤书，倒是听同窗提过‘柳永’这个名字，说他的词‘俗’，不登大雅之堂，没想到竟这么动人。”
“俗？”赵烈笑了，指着手稿上花间派的词句，“五代时的花间词，满是‘画堂香暖’‘罗袖轻扬’，写的都是王侯将相的奢靡，那才叫‘不切实际’；柳永的词，写的是市井百姓的离别、相思、生计，这叫‘真’。你看他写‘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这不就是老夫当年送别战友的场景吗？”
正说着，醉仙楼的掌柜王六郎端着一壶新酿的黄酒走进雅间。他是汴梁本地人，祖上在后周时就开了这家酒楼，如今靠着传唱新词，生意比往年红火了数倍。“赵公，您也爱听柳七郎（柳永排行第七，人称“柳七”）的词？”王六郎笑着给两人续酒，“刚才唱曲的是小翠，她最会唱柳词，去年柳七郎来俺这酒楼喝酒，还特意为她填了首《定风波》，如今小翠靠唱这首词，每天都有客人点她的曲呢！”
“柳永常来这里？”赵烈问道。
“来！每月都来个两三回！”王六郎压低声音，神秘地说，“柳七郎虽没中进士，可比那些做官的还有名！上次他写了首《望海潮》，说‘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杭州的商人见了，专门派人来汴梁请他去杭州，说要让他写尽江南的好，好吸引更多客人去做生意！”
赵仲听得眼睛发亮：“真的？那他的词还能帮着做生意？”
“怎么不能！”王六郎指着楼下的客人，“您看那桌穿绸缎的，是苏州来的布商，他们说就是听了柳七郎的《八声甘州》，才想着来汴梁做买卖；还有那几个书生，是来参加科举的，却天天来这儿听柳词，说柳词里有‘人间烟火气’，比那些干巴巴的经书好懂多了！”
赵烈顺着王六郎的手指望去，只见楼下的客人三五一桌，有的跟着歌女轻声哼唱，有的拿着抄录的柳词互相讨论，还有的在纸上默写新词，脸上满是痴迷。他想起后唐天成年间，在洛阳见到的文人聚会——那时的文人躲在寺庙里，偷偷抄写残缺的诗集，连一盏像样的酒都喝不起，更别说像这样公开传唱新词了。“这就是和平的好处啊。”他感慨道，“五代时，文人连命都保不住，哪有心思填词？如今大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文人才能写出这样有‘烟火气’的词，才能让更多人喜欢。”
午后，王六郎邀请赵烈和赵仲去酒楼的“词牌阁”参观。阁里挂满了抄录的新词，既有柳永的《雨霖铃》《望海潮》，也有晏殊的《浣溪沙》、欧阳修的《蝶恋花》，每首词下面都注着传唱次数，柳永的词几乎都标着“百唱不厌”。“您看这首《鹤冲天》，是柳七郎去年落第后写的，说‘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当时好多落第的书生都爱唱，说这词写出了他们的心里话。”王六郎指着其中一首词，语气里满是敬佩，“有人说柳七郎‘狂’，可老夫觉得，他这是真性情，比那些装模作样的文人强多了！”
赵烈拿起抄录的《鹤冲天》，只见字迹工整，墨色鲜亮，是用活字印刷的范本——这让他想起上一章提到的毕昇活字印刷，正是有了这种便捷的印刷术，柳永的词才能快速传遍汴梁，甚至传到江南、蜀地。“活字印刷帮了他大忙啊。”赵烈对赵仲说，“五代时，一首好词要靠手抄，半年才能传到洛阳；如今用活字印刷，几天就能印出上千份，柳词能这么火，也有技术的功劳。”
正说着，一阵清脆的琵琶声传来，楼下的小翠又开始唱新词了。这次唱的是柳永的《戚氏》，“晚秋天，一霎微雨洒庭轩。槛菊萧疏，井梧零乱，惹残烟”，歌声里满是秋日的萧瑟，却又透着一股不屈的韧劲，听得楼下的客人纷纷鼓掌。
一个穿着青布儒衫的年轻书生走上前，递给小翠一张纸：“小翠姑娘，这是俺抄的柳七郎新写的《迷仙引》，你能唱给大家听听吗？”
小翠接过纸，笑着点头：“当然能！只要是柳七郎的词，俺都爱唱！”
赵烈看着这一幕，突然想起五代时的花间派词人韦庄。韦庄曾写过“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可他写这首词时，正避乱在江南，心里满是对故土的思念，词里的“好”不过是自我安慰；而柳永写江南，是亲眼见过钱塘的繁华，是真心赞美，词里的“好”才是真正的人间烟火。“柳永的词，胜在‘真’。”赵烈对赵仲说，“五代的词，多是‘为赋新词强说愁’；柳永的词，是‘因事填词’，有啥说啥，所以才有人爱听。”
傍晚时分，赵烈和赵仲准备离开醉仙楼。刚走到楼下，就看到一群歌女围着一个身材消瘦、穿着青布长衫的男子，七嘴八舌地请他填词。那男子手里拿着一支笔，笑着对歌女们说：“别急，一个个来，今日俺多填几首，让你们都有新词唱！”
“那就是柳七郎！”王六郎指着那男子，小声对赵烈说。
赵烈停下脚步，远远地看着柳永。只见他虽面带倦色，却眼神明亮，手里的笔不停挥动，很快就填好了一首新词，递给身边的歌女。歌女接过词，喜滋滋地念了起来：“昨夜里，饮过量，沉醉不知归路。”词句简单直白，却满是生活气息，周围的客人听了，纷纷叫好。
“祖父，咱们要不要过去打个招呼？”赵仲问道。
赵烈摇摇头：“不用了。咱们是过客，他是词人，能听着他的词，看着他能安心填词，就够了。”他想起后晋天福年间，在幽州见到的一个老词人，那老词人因写了一句“契丹胡虏，侵占中原”，被契丹兵打断了手，再也不能填词；而如今的柳永，能在汴梁的酒楼里自由填词，能让歌女们传唱他的词，这就是最大的幸福。
离开醉仙楼时，夜色已深。汴梁的街道上挂满了灯笼，像一条火龙，照亮了整个朱雀大街。赵烈坐在马车上，手里捧着抄录的柳永词，耳边还回荡着小翠的歌声，心里满是感慨。他想起年轻时在河东军的岁月，想起柴荣北伐时的壮志，想起杨业战死时的悲壮，再看看眼前的汴梁繁华，看看柳永词里的人间烟火，突然觉得，大宋虽有“重文轻武”的隐患，虽未收复燕云，却也给了文人一个安稳的创作环境，给了百姓一个能听歌填词的太平日子，这已是五代帝王从未实现的事。
回到住处后，赵烈挑灯夜战，将今日的见闻详细记录在《五代秘史·宋初篇》中，写下一段长长的批注：“宋真宗天禧二年，汴梁词风鼎盛，柳永为代表，其词‘俗’而‘真’，写市井离别、江南繁华、落第愁思，皆入人心，故‘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此非柳永一人之功，乃宋初和平稳定、市井繁荣之果——五代战乱，文人颠沛，词多艳俗空泛，如花间派之‘画堂香暖’，离百姓远矣；宋初治世，文人安居，词始有‘烟火气’，柳永之《雨霖铃》写离别，《望海潮》写繁华，《鹤冲天》写失意，皆源于生活，故能动人。除柳永外，晏殊之《浣溪沙》‘无可奈何花落去’、欧阳修之《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亦各有风味，或清丽、或婉约，共同铸就宋词之鼎盛。此盛况亦赖技术之助——活字印刷使词得以快速传播，酒楼瓦子为词提供传唱场所，交子流通促市井繁荣，三者相得，方有宋词之兴。然词之价值，非仅在‘唱’，更在‘记’——它记宋初之太平，记百姓之生计，记文人之情怀，如五代之史虽乱，却有诗词为证；宋初之治虽盛，亦需诗词为传。赵烈亲历五代，见宋词之兴，叹曰：‘乱世藏典籍，治世出华章，信哉！’”
批注写完，赵烈将手稿与抄录的柳永词放在一起。窗外的灯笼渐渐稀疏，汴梁的夜已深，却仍有零星的歌声从远处传来，唱的正是柳永的《雨霖铃》，那婉转的嗓音，像在为这个太平的时代吟唱。他想起白天在醉仙楼见到的柳永，想起那些跟着歌声哼唱的客人，想起王六郎脸上的笑容，突然觉得，自己这一生，从五代的战火中走来，能见证这样的文学盛事，能记录这样的太平日子，已是无憾。
赵仲走进书房，手里拿着一张刚抄好的《望海潮》：“祖父，俺抄了柳七郎的《望海潮》，准备寄给在杭州的苏二郎（苏老栓之子），让他也看看江南的好！”
赵烈笑着点头：“好！让他看看，柳永的词不仅能唱，还能让更多人知道江南的繁华，知道大宋的太平。”他顿了顿，语气变得郑重，“你也要多读读柳词，不是学他的‘狂’，是学他的‘真’——不管是做人、做事，还是写文章，都要讲真话、写真情，别像五代时的文人那样，只会说些虚话、空话。”
赵仲用力点头，将《望海潮》仔细折好，放进信封里。窗外的月光洒在书桌上，照亮了“宋词鼎盛”四个字，也照亮了一个老人对文学传承的期盼。
此时的醉仙楼里，柳永仍在为歌女们填词，烛火映着他的侧脸，满是专注；小翠唱完最后一首《戚氏》，赢得满堂喝彩；王六郎则在整理今日的账目，脸上满是笑意——一场围绕“宋词”的文化盛宴，已在大宋的土地上悄然展开，它不仅弥补了五代文学的断层，更开启了宋初文学繁荣的新篇章，而这一切的开端，都始于一个落第文人柳永，在汴梁的酒楼里，用一支笔、一张纸，写下的那些满是“烟火气”的词句。